戰國諸子所構建的天子觀，為中國封建統治者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無論是從實際政治上，還是政治思想上，都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就實際政治來說，
戰國以後的秦漢在封建統治上明顯是受到了儒法思想的影響，
至於墨家思想，由於極端實用的思想色彩，一直都沒有成為中國封建王朝的官方意識形態，但不可否認的是，墨家思想中的一些成分已被儒家或者法家所吸收。
就政治思想上來說，戰國諸子的天子觀順應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君主專制趨勢，並且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得到了不斷完善，
成為封建君主進行專制統治的有力思想武器。
一、戰國諸子天子觀對於實際政治的影響
秦朝作為結束戰國時期的第一個統一封建王朝，其治國理念是完全以法家的治國思想為指導而展開的，韓非子作為法家的集大成者，也是百家爭鳴時代的一位思想終結者，
其天子觀思想對於秦朝的統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韓非子的天子觀將政治權力的本質揭示得淋漓盡致，從根本上迎合了秦始皇統治天下的需要，秦始皇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一位天子，
其政治統治是靠武力、刑罰來維繫的霸道統治。
而在意識形態上，始皇帝也採用了韓非子的那一套，即消滅五蠹，而與法家爭鋒相對的儒家則是首當其衝地被打壓。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納了丞相李斯的建議，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禁私學和焚民間藏書。次年，由於方士煉丹藥不成而逃跑，
並且造謠辱罵秦始皇，始皇帝便把矛頭延向了儒生身上。
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局面已經成為過去，要想實施真正的天子之治，那就要消除一切不利於統治穩定的思想，
這成了從秦朝開始的中國封建王朝的一件大事。
而韓非子那一套看似完美的統治技術以及權力至上思想符合了始皇帝統治天下的心理需求，而孔孟荀的儒家思想都或多或少地以道德來制裁權力的指導思想來勸說統治者，
這顯然無法快速滿足秦朝統一的思想需要。
焚書坑儒則是秦始皇透過國家暴力來奪取思想控制權、重新規定意識形態的一個有力措施。
其導致的結果便是宣告了儒家思想與新王朝磨合的徹底失敗，
而失敗所導致的統治極端法家化，也為秦朝的滅亡埋下了伏筆。
秦朝作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封建王朝，卻不過二世就走向了覆滅，殘暴的統治和沉重的賦稅讓天子與百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法家雖然符合專制皇權的根本利益，但卻始終迴避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問題，
所謂的中人之君學說只是建立在壟斷國家統治機器的基礎之上。
純粹地以法家思想來標榜自身的統治，勢必會導致合法性危機的後果。
從來沒有一種良好的統治始終只是靠國家強制力來維護，而道德的勸說能夠緩和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
秦朝的統治完全忽視了“德”的力量，過分迷戀法、術、勢三者來治國，
使政治權力徹底變成了威懾百姓的一種武器，雖然客觀上促進了集中統一，但是這種模式下的政治統治並不能持續下去。
漢朝作為秦朝之後又一個封建王朝，其存續時間要比秦朝長得多，其政治統治背後也同樣受到了戰國諸子天子觀的影響，
顯然漢朝統治者利用這種影響的手段要比秦朝統治者高明多了，
因為他們形成了一系列成套的方針措施。
公元前140 年，漢武帝在繼位以後，便詢問儒生董仲舒如何加強中央集權，實現治國之道，而董仲舒則是極力推薦《春秋》大一統的理論，
而大一統的首要任務便是提升儒家思想的地位，
但此時的儒家思想已不再是侷限於孔孟荀三家的學說，而是吸收了眾多其他學派的成分，比如法家和墨家也都有吸收，但其德和禮人是核心內容。
此外，董仲舒還更多地引入了“天人感應”理論，來擴充其合法性學說。在眾多儒生的推動下，
漢武帝很快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舉措。
漢朝統一以後的統治方式由於受到了獨尊儒術的影響，不同於秦朝專橫殘暴的霸道之治，而是將王道與霸道雜糅在一起，
既要靠刑罰這些強制手段來保障，又要靠倫理道德和綱常禮教來約束。
漢武帝透過獨尊儒術的方式使社會上的思想文化完全喪失了自己的獨立地位，而徹底成為了王權統治的輔助品，所謂的獨尊地位是由皇權的發展來決定的。
以“三綱”為基本原則的儒術變成了皇帝控制社會的重要手段，
無論是教育、選官都將儒學的指導地位貫徹得十分徹底。
這種儒術控制手段雖然沒有法家那種刑罰之嚴酷，但在精神上的控制也已經到了壓抑人性的地步。由於儒學是官方的意識形態，便造就了以經取士的局面，就是為了保障政治統治可以得到源源不斷的人才支援，
但是這種所謂的人才早已失去了自身的價值，只是維護帝王體系的政治工具。
從漢朝開始以後，歷朝歷代都以儒學作為自己的統治思想，並且不斷加以完善，形成了一個維繫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多年而不崩塌的精神體系，
所有的人們全都生活在這個體系之下，不敢逾越半步。
而統治者可以非常便利地利用這種精神體系去論證自己的合法性，從而以一種較低的政治成本去統治民眾，這些都與漢朝的獨尊儒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絡。天子藉助儒術可以更加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而地位的不斷鞏固又需要儒術的不斷髮展，
在這樣一種迴圈之下，君主專制的陰影便一直籠罩在中國封建社會之上。
二、戰國諸子天子觀對於傳統政治思想的影響
墨子、孟子、荀子、韓非子這四位大家的天子觀雖然各自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還有爭鋒相對的味道，但它們絕對不是完全割裂開來的，在這種思想自由的背後，
卻始終有一個思想枷鎖在戰國諸子的頭上，他們始終沒有掙脫這個枷鎖，那就是君主專制主義。
這種枷鎖的束縛註定了中國古典政治哲學家不能像西方政治哲學家那樣，
以一種科學的興趣去探索如何改造政體，
以戰國諸子為先河，他們更多地是懷著一種信仰般救世的熱忱或功利般求成的目的去推崇天子的統治。
而且他們始終沒有嘗試去更換一種政治主體視角，不僅沒有從推崇天子統治的政治願望轉向科學的政治探索模式，而且對完美天子的崇拜已經近乎一種迷信的態度，
比如漢朝又重新復興了傳統的天命信仰，以天人感應理論來論證天子統治的合法性。
雖然儒家的禮治和法家的法治開始嘗試著構建起一種制度模式，但是對他們來講這只是一種低層次的政治問題，並且仍然是為天子的專制統治去服務，他們的研究興趣更多地還是在天子的合法性和統治的有效性上，
戰國諸子所構建的天子觀說到底是為君主提供一種價值取向或者政治設計。
從政治規則和社會秩序的創造角度來講，諸子從各自的角度都論證了同一個問題，那就是隻有天子才能創造一種良好的政治規則和社會秩序，否則天下必定是混亂無序、相互爭鬥的狀態。
比如墨子關於天子即政長的論述，荀子關於智者統治天下的合理性，
都典型地反映了只有聖人化的天子才能帶領人們走向統一秩序的特徵。
在一個政治系統中，的確需要一個領導者這樣的角色，諸子關於這一點也確實沒有錯，可是純粹地將天子絕對意義上的高度化，以至於帶上了神聖的色彩，讓被統治者只能一味地服從於天子，這種政治合法性的構建除了能夠維繫好君主專制主義的穩定性，
對於一個政治系統的健康發展並沒有什麼好處。
每一個朝代都會有暴君存在，而所謂的“內聖外王”和“外王內聖”並不能真正意義上的協調好聖與王的關係，最終只能成為君主掩蓋其殘暴統治的合法性外衣，
當社會矛盾被激化時，這層外衣顯得脆弱不堪。
從政治權力的執行角度來講，諸子都在不約而同地強調政治權力由上而下地執行，並沒有重視被統治者的政治權力。韓非子是戰國諸子裡揭示權力本質最透徹的一位思想家，關於天子權、術、勢的運用，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
為政治權力的向上集中和向下施壓提供了思想指導。
至於其他的思想家雖然不像韓非子那樣強硬，但都透過仁、禮等這些相對柔和的方式促進權力的集中。諸子都以各自的方式將權力集中在天子一人手上，最終只能形成一種君主獨裁的局面，再加上封建社會歷朝歷代的統治者不斷完善以諸子思想為本源的意識形態，
使得君主專制主義愈演愈烈，持續了兩千多年之久。
戰國諸子雖然不乏對暴君統治的批判，但只是為了襯托對一位聖人天子統治的期盼，並沒有跳出君主專制的怪圈。在戰國這樣一個思想大解放的時代，
諸子都只是在君主專制主義的利劍下進行自我解放，
其解放的目的都是為了讓這把利劍更加鋒利，更加地利於統治人民。
喪失了這個在中國傳統社會里最有可能突破君主專制的機會以後，再也無法彌補，
因為後來高度君主專制的發展，很難再提出一個新設想了。
三、總結
從實際政治來看，戰國諸子天子觀主要是對中國封建社會最開始的兩個大王朝產生了較大影響，無論是秦朝的法家治國，還是漢朝對儒家的大力推崇，
都體現出戰國諸子天子觀對於實際政治的影響。
從傳統政治思想上來看，都是將維護君主專制主義作為自己的核心議題，並將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政治思想一直控制於這個枷鎖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