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鼎興之際。
男人們紛紛減去腦後的長辮子。
而辜鴻銘卻反其道而行之，非但不剪辮子，反倒是穿得越來越復古。
這樣一位將“迂腐”二字寫在臉上的人，卻引來眾多中外人物的追捧。
當他宣佈自己的演講門票要售價兩塊時，很多人都覺得不可思議。
要知道當時的兩塊錢可以買很多東西了。
所有人都等著這位酸儒出糗。
他們也早早在腦海中構想出了辜氏遇冷的畫面。
不過，事情的發展遠遠超出他們的想象。
辜鴻銘的演講門票一經發售很快就被一掃而空。
很多外國人都慕名來聽他的演講。
人們不經要問，這樣一個留著辮子，穿著長袍馬褂的老古董到底有何魅力？
穿馬褂的外國通
隨著電視劇《覺醒年代》的熱播，人們對辜鴻銘這個性格古怪的老頭又重新出現在大眾視野中。
他梳著麻花辮，帶著瓜皮帽，穿著舊式的長跑馬褂，在一種剪了短髮西裝革履的新式教授中像個異類。
在現代人的印象中，人們總是認為辜鴻銘頑固呆板。
畢竟他是北京大學的復古派代表人物。
而且還是著名的“保皇黨”。
不過重新審視辜鴻銘的一生，人們會發現他並不像想象中的那麼故步自封。
相反，他精通十幾種外國語言，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外國通。
1875年，辜鴻銘出生在馬來半島檳榔嶼的一個英國人的橡膠園內。
他的父親為橡膠園的主人服務，而他的母親則是一位外國人。
受家庭環境的影響，辜鴻銘自小便展現出了高超的語言天賦。
橡膠園主人對這個聰慧的混血兒十分欣賞。
他經常給辜鴻銘講關於英國的一切，更是在他長大後助力他去歐洲留學。
出生在國外，自身又是混血兒，從小就接觸過西方教育，我們很難想象這樣的一個人會在日後將中國傳統文化奉為圭臬。
而答案也許能在他後來的成長經歷中可以找到。
1867年，辜鴻銘十歲。
身為橡膠園主人的布朗夫婦決定返回英國，臨行前，他們將這個有著天才一般頭腦的小男孩一起帶走了。
他將在歐洲接受最先進的教育。
在送別辜鴻銘啟程前，他的父親辜紫雲叮囑他，不論到了何時何地，接受到了什麼樣的教育都一定不能忘記自己中國人的身份。
辜紫雲的聲音不大，卻擲地有聲。
十歲的混血小男孩辜鴻銘，將這句話牢牢刻在心上。
在踏上歐羅巴土地之後，辜鴻銘的語言天賦得到了用武之地。
布朗夫婦將他送到了德國，他在那裡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
少年天才進入世界名校是板上釘釘的事，在他年少時，愛丁堡大學就為辜鴻銘拋來橄欖枝。
人們往往擔心年幼的天才在長大後失去光彩，畢竟《傷仲永》的例子屢見不鮮。
但辜鴻銘卻是其中的反例。
1877年，年僅二十歲的他獲得了愛丁堡大學的文學碩士學位。
此後，他又前往德國學習，在那裡積累了文學、哲學功底。
天才對於學位這件事總是信手拈來。
辜鴻銘在德國獲得了十三個博士學位。
1880年，當辜鴻銘結束自己長達14年的留學生活回到故鄉的時候，他已經是一位小有名氣的學者了。
很多人都慕名前來拜訪。
回顧辜鴻銘的青年與少年時期，他接觸到的都是西式的教育，對西方的瞭解和在西學上的造詣要比大多數中國人都強。
他在年輕時期，也曾是穿西裝，打領帶的新式模樣，但人們怎麼也想不到如此“洋氣”的辜鴻銘後來會成為一位“保皇黨”。
中西之辨，辜鴻銘不同尋常的選擇
當鴉片戰爭開啟國門之後，“天朝上國”的美夢漸漸被現實擊碎。
一次次不平等條約的簽訂都讓當時的國人對中國的現狀感到不滿。
向強者學習是弱勢一方樸素且無奈的選擇。
西方的思想、科技甚至語言文字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國人心中“先進”的代名詞。
而辜鴻銘卻反其道而行之，在經過14年的西洋留學後開始大力推崇國學，人們都對他的思想觀點無法理解。
而辜鴻銘之所以有這樣的思想，是受到了一個叫馬建忠的人的影響。
1881年（一說1882年）馬建忠因故前往南洋，辜鴻銘對這位學貫中西的早期維新思想家神交已久，便前去登門拜訪。
二人在馬建忠下榻的旅館展開了為期三天的長談。
馬建忠深愛自己的祖國，雖然它已經被列強的堅船利炮打的滿目瘡痍，但他仍舊希望中國能變得民主富強。
他向辜鴻銘介紹了許多中國傳統文化知識，一向透過外媒瞭解中國傳統文化的辜鴻銘經過馬建忠的講述，對底蘊深厚的中國文化有了全新的認識。
當馬建忠走後，他就立馬尋找一切能讓關於中國文化的資料。
礙於他自身的西方語境下的知識體系，他當時能找的都是翻譯成西方語言的中國經典資料。
不過他很快就發現，語言的隔閡不能準確地表述中國經典的核心觀點。
他找到的資料總是與馬建忠口中的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很明顯的差異。
辜鴻銘此時猛然想到馬建忠送給自己的話：“你不要做一個洋鬼子，現在我們的國家正是需要像你這樣的人才回來報效祖國。”
有感於中國水深火熱的困境和自己對中國文化的陌生。
辜鴻銘決定放棄自己在南洋優渥的生活，回國學習中國傳統文化。
1883年。辜鴻銘到達香港，在那裡努力學習中文，惡補中國文化。
天才的優勢再次顯現出來。
他在很短時間內便掌握到了他人需要寒窗苦讀多年才能掌握的知識。
辜鴻銘很快就積累了足夠的國學基礎知識。
親自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後，辜鴻銘覺得，中國的翻譯家都沒能將中國傳統典籍準確地翻譯到西方，他開始寫文章批判這些漢學家，沒有盡到宣傳中國文化的責任。
1885年，辜鴻銘受聘成為張之洞的外文秘書。
作為張之洞的幕僚，辜鴻銘頗受倚重。
但他對自己的上司並不是一味地卑躬屈膝，還曾調侃過張之洞和端方。
“張文襄學問有餘而聰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橋（端方）聰明有餘而學問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門下幕僚多偽君子；午橋浮，故其門下幕僚多真小人。”
有很多博士學位加持的辜鴻銘自信學問深厚，但他於國學上的造詣卻略顯淺薄。
一日恰逢張之洞壽辰，大儒沈曾植前來拜壽。
辜鴻銘在他面前大談西學，沈曾植卻直言不諱：“你說的話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話，還須讀二十年中國書。”
孤傲的辜鴻銘一方面覺得自己的學術功底受到質疑，另一方面卻不得不承認沈曾植的話。
此後，辜鴻銘一頭扎進了繁多的中國傳統經典中。
他刻苦鑽研傳統文化，經史子集等他都一個不落地學習。
在日復一日的堅持中，他在國學上的造詣越來越深。
二十年後，辜鴻銘已經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國學大家了。
保皇保清之辨
當辜鴻銘回到中國，學習傳統經典後，他的思想也開始發生轉變。
當時，中國正處於一個大變革時代。
無政府主義、君主立憲……各種政治觀點層出不窮。
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求變。
至於變成什麼樣，各派有各自的主張。
但就變革這點來說它們都不約而同地達成了共識。
辜鴻銘則在一眾變革洪流中特例獨行，他不變。
不僅不變，還要復古，在民主觀念日漸深入人心的時候，辜鴻銘卻反其道而行之，提倡復古。
他重新蓄髮，穿起長跑馬褂，在一種西裝革履剪著短髮的新式文人中顯得古怪而另類。
實際上，辜鴻銘之所以“保皇”也與自身經歷有關。
在張之洞身邊擔任翻譯時，張之洞時常對他提攜，不僅是國學上，還有為人處世上。
辜鴻銘對這位有半師之誼的上司心懷感激。
也正是因為和晚清大員的交情，辜鴻銘在後來也受到了朝廷的器重。
他後來到外務部任職，官運亨通，一路做到了左丞（相當於外交部門的副部長）。
所以很多人猜測，辜鴻銘是感念晚清政府的知遇之恩，所以才走上保皇的道路。
但他自己顯然對此持保留態度。
從他的言行舉止上看，他對清政府沒有舊式道德要求的那種近乎愚笨的效忠。
相反，辜鴻銘針砭時弊，批判起晚清政府的無能來毫不留情。
“中國之亡，不亡於實業，不亡於外交，而實亡於中國政府之好吹牛皮。”
他從不為滿清政府粉飾太平。
朝廷若有魚肉百姓之事，他會第一個跳出來罵。
晚清實際統治者慈禧太后，生活奢侈，她不顧水深火熱的國家，僅僅為過一個生日就白白浪費了很多財富。
這些財富最後都會有官員層層盤剝，落在千千萬老百姓的身上。
頗受清朝皇室倚重的辜鴻銘，不似其他晚清官員那樣，拍慈禧太后的馬屁，相反，他留下了八個字：“萬壽無疆，百姓遭殃。”
這八個字沒有絲毫避諱，就差對著慈禧太后本人破口大罵了。
如此不給慈禧太后面子，辜鴻銘顯然並不是那麼在意自己的仕途。
事實上，當張之洞去世後，辜鴻銘早就對官場沒有眷戀之心了，若是有個契機，他會毫不猶豫地離開朝廷。
雖然對朝廷有諸多不滿，不過他也絕對不贊成革命黨人將皇帝趕下臺。
當晚清革命已經勢如破竹時，辜鴻銘一再奔走，想要透過輿論的力量阻止革命。
有人認為辜鴻銘落後迂腐，辜鴻銘卻說，他不是保清，而是保皇。
對於清政府的腐朽落後，他其實看得比誰都清楚。
但他更早看到了沒有統治者之後的混亂。
他的邏輯就像那句耳熟能詳的話一樣：即使最糟糕的法律也比沒有法律強。
辜鴻銘擔心中國在推到皇室之後會出現亂世。
那個年代的中國已經是列強砧板上的一塊肉，若是沒有行之有效的國家機器，這個國家必定會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三大殿與辜湯生
辜鴻銘在國外的影響力很深，甚至有人說過：“來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能不看辜鴻銘。”
這是因為辜鴻銘能將中國經典以最貼切的語言翻譯成外國文字。
當他在中國進行演講的時候，高達兩塊錢一張的門票竟然供不應求，在華洋人都慕名前來聆聽他的演講。
在如潮水一般的掌聲中，辜鴻銘侃侃而談，他向世界講述了中國人的精神。
作為在國外生活過多年的人，辜鴻銘比一般人更能認識到西方文明的弊端。
他見識過列強卑劣暴戾的嘴臉，因此並不似其他國人那樣將西方文明奉為圭臬。
雖然在中國經典的學習上起步較晚，但他卻被國學的魅力深深折服。
在與西方對比後，他看到了“中國人骨子裡的溫良”，這是從千百年前就已經萌發的善意，是孔夫子在周遊列國之後依然保持的謙謙君子的風度，是墨子在歷經苦難後，依然保持的兼愛的呼喊。
在亂世之中，這種溫良或許能彌合炮彈所炸出來的傷害。
他堅定地推行著國學，他希望中國人能對西方文明保持理智，不要走入盲目追捧的境地。
然而世人卻很少聽到他這些觀點。
相較而言，辜鴻銘的“中國人骨子裡的溫良”論述卻遠不如他的“茶壺論”有知名度。
（注：辜鴻銘支援納妾，他將男人比作茶壺，女人比作茶杯，直言：一個茶壺得配好幾個茶杯。）
不過，還是有人能看到辜鴻銘的價值，1917年蔡元培執掌北大，他邀請學貫中西的辜鴻銘到北大任職，他也成為北大復古派的代表人物。
對於辜鴻銘的價值，當世就有人提出過這樣的觀點：當所有人都一股腦兒的往前衝時，只有他保持著清醒，並喊著：“危險”。
結尾
在一個普遍學習西方文明，甚至全盤否定傳統文化的時代，突然出現這樣一個維護中華傳統文化經典的人，是時代的幸運。
雖然此時的中國需要新思想和新文化，但這些不應該以毀滅“傳統文化”為基礎，畢竟這些“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根本所在。
常人言，一個沒有自己文化和歷史的民族距離毀滅也就不遠了。
並且，在辜鴻銘看來，一味地學習西方文明並不能讓中國獲得國際社會的尊重。
相反，我們越是高看他們的文明，洋人就越是會貶低中國人。
他在國人對西方的追捧達到狂熱的時候清醒地看到了隱藏的危險。
他奔走相告，想勸說國人應該以理智看待西方文明。
辜鴻銘希望，中國人在學習西方文明之前能先珍視自己的文明，因為人只有先愛自己才能得到他人的愛。
然而，他的呼聲很少有人響應。並且他的方式不對。
“保皇”終究是逆著歷史潮流的，而且一些傳統文化中的糟粕也確實需要中國人摒棄。
不過，這位留著辮子的古怪老頭還是讓世人看到了他的作用。
他高喊的那句“危險”，還是起到了警示的作用。
1928年，72歲的辜鴻銘在北京與世長辭，他始終沒有改變自己復古的思想，他熱愛中國文明，他從未因祖國弱小而自我矮化。
儘管他推崇的帝制不會再出現在中國，但我們還是找到了新的制度，也許對辜鴻銘來說，他的報國之心也算是得到滿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