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對於唐高宗李治，歷史上頗有“昏懦”的評論，特別是歐陽修編撰《新唐書》以來，就把他當作“昏懦”之主。這樣評價他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認為他的才智不如其父李世民；二是他在當政期間把國家權柄交付武則天，也因為他的寵信使一個女人居中用事，把持國政。實際上，高宗絕不昏懦。
李治
從三個方面來說，李治並不差於李世民，甚至猶有過之！
第一、執政方面
對於李治，人們往往對他在位期間的評價，也會和太宗時代的貞觀之治聯絡起來：“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好像只有這樣才能叫人明瞭高宗的政績。這是明顯的貶低。
對於一個守成之君，繼續執行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方針和政策，無疑是非常明智的。須知，守成要守得好也是不容易的。事實證明，高宗時期的經濟狀況確實不錯。全國人口貞觀時期不足300萬戶，到永徽三年（652年）短短的四年時間一下增加到380萬戶，這個時期並沒有武則天執政的影子。永徽五年（654年），糧食大面積豐收，洛州地區粟米每鬥兩錢半，粳米每鬥11個銅錢。此外，國家疆域在拓展，國力在增強，民族關係在改善，這些成績的取得是和李治實行的政策是密切相關的。
李治
李治即位伊始，就立即暫停了對遼東的戰爭及土木工程的營造。他繼位的第二年即永徽元年（650年），就召集地方官問以百姓疾苦，鼓勵臣下就國計民生髮表意見。並且，他也很善於納諫。有一次，他出外打獵遇雨，就問臣下：“用油布做的雨衣怎麼樣才能不漏一點水？”臣下說：“要是用瓦做，就不會漏雨了。”言外之意，就不應該出來打獵遊玩。高宗愉快地接受了批評。
顯慶元年（656年》，高宗再次徵詢如何能夠減輕百姓負擔。大臣來濟指出：過多的勞役是老百姓的一大負擔，出工則誤農時，出錢又花費很多，應該免除一切不急需的徭役徵發。高宗虛心採納。這樣虛心求諫與太宗的政治作風在本質上沒有任何差異。
李世民
高宗時期對於法律建設也十分重視。我國現存最完整的成文法典著名的《唐律疏議》就是在高宗永徽四年由長孫無忌等大臣修訂而成的。相對來說，這一時期的執法狀況也是寬平公正的。有一次，大理寺卿唐臨向高宗報告說：監獄中在押的犯人只有50多個，其中有2人需要判死刑。這一犯罪率較低的情況與貞觀時期相比也是一脈相承的。
第二、軍事方面
從征伐遼東來說，高宗取得的戰果更大。太宗御駕親征徒勞無功，而後來高宗派大將蘇定方、李勣、劉仁軌、張世貴、薛仁貴經營遼東，最後兵圍平壤，凱旋班師，並在遼東設立九都督府。後來新羅統一朝鮮半島，與唐朝建立了良好的關係。顯然高宗完成了太宗沒有實現的夢想。
李治
第三、對於長生之術的態度
從李治對於長生之術的冷靜態度和對醫學的信任來說，比起乃父太宗勝出一籌。高宗身體狀況一直不佳，對於御醫的治療他都能夠積極配合，即便在他的頭上扎針流血也不介意。另外，他還命令宰相組織名醫修訂了《唐本草》，並刊行於世。而對於胡僧的長生藥從不迷信，他說：“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這與大宗服食丹藥而死形成了強烈對比。
關於高宗委政武則天的問題
世人普遍對高宗委政於武則天頗有微詞，其實這源於強烈的以男性社會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和自古以來的大男子主義。
李治與武則天
從武則天的執政效果來看，高宗委政於武則天，無論是對天下百姓還是歷史的進步來說，李治並無多大過錯。況且李治把政事委託給武則天，也是迫不得已。李治身體狀況一直不佳，特別是到了晚年“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處理國政不能不有所依靠。而且武則天自身素質很高，與李治在政事處理上有很多共同點。武則天“處事皆稱旨”是她能夠得到高宗信任並委政於她的主要原因。而武則天做了皇后就是國之小君，可以“母儀天下”，也能夠得到很多政治便利，所以，武則天參與朝政是出於高宗的意願，與歷史上評價武則天是“專作威福”並不相同。
李治與武則天
按照司馬軌《資治通鑑》的說法，自從麟德元年（664年），高宗處置宰相上官儀以後，每逢上朝武則天都“垂簾於後”。無論政事大小，高宗都會與她商議，中外謂之“二聖”。從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起，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這樣一個帝后同尊、並稱“二聖”時代的開始，距高宗撒手人寰還約有十年。那麼，這樣的政治格局的確立，無疑是在高宗思維清晰之時。
再者，高宗委託政事於武則天，雖然心甘情願，但也不是完全放任。更何況，他還常常會令太子監國，代他處理國政，而不是完全地依賴武則天一個人。在高宗的帝王生涯中，他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一直親自處理國政。他不僅在永徽年間勤勉國事，每日上朝，而且，即使到了弘道元年（683年）三月，即臨死前的幾個月，仍然關注朝廷宰相的任職狀況，並罷免了欺凌舅家的宰相李義琰。
李治
高宗在處置涉及皇帝權威和危及帝位穩固的事件中，從來不見昏懦和縮手縮腳。
最有代表性的是永徽三年（652年）他處理宗室近屬的謀反案件。
太宗的女兒高陽公主與駙馬房遺愛（房玄齡之子）、巴陵公主的駙馬柴令武、高祖女兒丹陽公主的駙馬薛萬徹、高祖六子荊王元景等人對高宗即位心懷不滿，牢騷滿腹，他們勾結在一起，陰謀發動政變，共舉自稱有做皇帝徵兆的荊王元景為帝。
事情敗露以後，高宗立即命長孫無忌負責調查，房遺愛聲稱太宗三子吳王恪是主謀。高宗果斷下令：房潰愛、薛萬徹、柴令武等斬首，荊王元景、吳王恪、巴陵公主等自盡，同時又有一大批人像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節、江夏王李道宗等被流貶，吳王恪之弟弟被廢為庶人、房遺愛之弟遭貶、薛萬徹之弟被流放，株連很廣。
李治
高宗如此處理事情的手段，如何會容忍武則天“專作威福”？他這樣的處事作風既不是“昏懦”，更談不上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