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君主如果心懷天下，時刻關心百姓疾苦，那麼在治水問題上，則會把保護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作為極其重要的目標，進而維護宋代社會秩序的穩定。
嘉祐元年，君主反省自己，沒能繼承先帝的豐功偉績，故導致近年以來嚴重的水災，造成京師房屋損壞，百姓被溺，是不敏於德，不明於政的表現。這表明了皇帝重視水災治理的態度，他仍在時時刻刻的關心廣大百姓的疾苦，並且以天下蒼生為念，盡心為國家和社稷出力的決心。
宋真宗在洪水氾濫之時內心愧疚，故派遣張舒、張禧等前往京東路進行安撫，委任官員要細心倍加安撫，不能侵擾百姓。宋代皇帝重視治水工作，和災後救濟的決心是相當堅定，和避免災後的救助工作侵擾到百姓的擔心，是十分值得肯定的。皇帝不僅本人重視水災的救濟工作，同時也對因治水成績突出的官吏也給予表揚。
宋仁宗時梅摯積極參與治水，並在治水的行動中表現十分突出。在夜裡率領官員督導河堤的建設，最終河堤建設完畢之後消除了水患，其本人也得到了皇帝的獎勵。
宋代透過獎勵治水成績突出的官吏，將有助於起到激勵廣大官員，在以後的治水行動中更加盡心盡職，爭取做出更好的成績。大河在澶州出現決口的險情，淹沒了數州的土地，而作為被淹沒州縣的父母官卻棄城而逃，置廣大百姓的生命於不顧，杜審肇雖然作為皇親國戚，但一樣被罷免。
北宋從初期開始，就重視懲罰在水災處置中不作為的官吏，這一趨勢一直貫穿於北宋時期。在北宋中期政府，也十分重視水災處置中官員的獎懲。可以看出宋代皇帝在水災治理上面的決心，如果在任上不顧百姓的疾苦，在救災中不作為的官員就會受到處罰。
六塔河決口，導致溺死計程車兵和損失的財物不可勝計，沈立行視過後修河官全部被免，河流決口後造成了巨大的人員損失，修河官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對其進行懲罰，也表明了宋代朝廷在治水救災中的堅決態度。同時透過“行政升黜、經濟賞罰乃至刑事制裁等，多重手段的綜合運用和實施，從而對激勵和制約治河官員，致力河政發揮了重要作用。”
皇帝周圍的人把長久不下雨的原因，歸咎為牢裡存在大量的冤獄沒有得到解決，所以上天用乾旱的辦法，來懲罰皇帝以勸告皇帝要勤政。把乾旱不雨和皇帝及時處理監獄之事之後，迅速降雨的現象，來達到勸誡皇帝要仔細及時處理政務。
宋代各級官員在治水行動中，也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治水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級官員的實踐努力，而努力程度又取決於官員們的角色期望。官員們受儒家思想影響，深知為官的目的在於齊家、治國、平天下，故在宦途中正直的官員，一直以這個目標而不懈努力。
在治水行動中，積極參與水患的治理，也是一種實現為官政治理想的一種實現形式，他們明白保境安民是他們的責任，進而在治水中能夠較為有力的認真行政，關心蒼生疾苦。
仁宗時梅公儀治水取得了較好的成績，百姓請求為他建立功德碑，朝廷也下詔給予他獎勵。梅公儀等一系列官員，在治水中能夠自覺地完成自我角色期望，使百姓和社會的安全能夠得到保障，同時朝廷給予在治水中取得良好成績的官員，表揚可以起到積極的激勵作用。
哲宗時朱光庭上奏“朝廷只知治當之當竭財力以應付，而水官不任其責，僥倖成功則自己稱己力以及重賞，以至敗事則推過朝廷苛免重責。”少部分地方官員當治水取得成功時，竭力為自己爭功，而當治水未能取得理想效果的時候，卻盡力推卸責任，把治水行為當成一種為自己謀求私利的一種工具。
北宋中期在水災治理中，對治水者動機的爭議十分激烈，這主要源於治水者的動機關係到治水的成敗。
首先，以民為本的治水動機，能夠有利於治水實踐的進行。治水者的出發點和動機，源於治水者的個人認識和責任感，積極為民的動機值得鼓勵，其參與者能夠全心全意的、以平民的生命安全作為行動的根本，在具體的實踐中可以儘量維護百姓的切身利益。
其次，治水者以個人私利作為出發點，則不利於治水實踐的開展。水患的治理過程，其目的是保障災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如果治水者在治水實踐中，把治水行動當成謀取私利的一種途徑，那麼水患治理的成效難以保證。與此同時，在水患治理中出現的貪墨水災救濟資金和財物，直接關係到災情緩解能否成功。所以治水者的動機爭議出現具有必然性。
北宋中期治水的爭議，主要集中在錢財的合理使用、治水方法的正確運用，以及治水者動機的好壞，直接關係到水患救災成效等方面。為保障水災處置的成效，需要北宋各級政府的齊心協力，才能確保理想處置效果的實現。
首先，北宋中期各級政府官員，必須在水災處置問題上保持足夠的重視，只有官員高度重視，是水災處置的基本條件之一，缺乏足夠重視，則無法調動官員在水災處置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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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水災處置需要嚴格的官員獎懲制度，約束官員的處置行為，獎勵在水災處置中表現突出，以及勇敢無畏的官員，同時懲罰在水災處置中失職，甚至臨陣逃跑的行為；透過嚴格清晰的獎懲界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督促官員在水災處置上的行為，以發揮官員在救災中的重要作用。
最後，北宋中期水災處置方法的爭議中，因人處於不同的立場，但總體的目的，是為了更加有效的解決水災這一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