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大明朝首都放在哪裡時，朱元璋最青睞的地方是鳳陽老家。之後，長子朱標青睞長安，朱元璋便“父隨子願”。然而，天不遂人願，朱標死了，朱元璋心中很不情願地把首都定在了南京。

在《皇明寶訓》中，朱元璋甚至認為北京非中土——若就建業北平現成宮室，雖曰暫省民力，然皆地非中土，亦非長治久安之道。

朱元璋早年嚴重歧視北方人，代表明初時期作為“首次由南方統一全國的劃時代事件”發生後，南方對於北方有著嚴重歧視心理

為了表達在後晉天福元年（936年）十一月時，遼太宗耶律德光冊封他的恩德，石敬瑭在天福三年將幽雲十六州——幽（北京市）、檀（北京密雲）、順（北京順義）、儒（延慶）、薊（天津薊縣）、瀛（河北河間）、莫（任丘）、涿（涿縣）、新（涿鹿）、媯（懷來）、武（宣化）、蔚（山西靈丘）、雲（大同）、應（應縣）、寰（朔縣）、朔（朔縣）割給了遼國。

由此，今京津冀、山西部分地區直到1368年才回歸中原政權下，時間長達432年之久。

不僅僅對包括北京在內的“幽雲十六州”，對於漢民族主體搖籃地區的陝西、河南等地區同樣有著歧視心理。

在《北伐檄文》中，朱元璋就顯示了這種心理，他說“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

當時，南方的儒士為了擴大儒家思想對政權的話語權，將儒家思想作為徹底地不可動搖的“治國理念”，協助朱元璋進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前無古人的“指導人們日常生活的運動”，也即“復古尊古運動”，包括人的姓不能隨意變、人的名兒不能取什麼名兒、人喝酒的時候怎樣敬酒、見面時怎樣行禮等。

地域歧視在我國很常見、很久遠

隨著對北方漢人對少數民族的部分認可，南方在從國家政權進行糾正的同時，一種對於北方人沒有能夠堅決地徹底地抵抗表達了不滿。

然而，從南宋的《事林廣記》開始，面對北方的“拜見禮”也已經開始部分認可，同時，南方也是元朝統治下生活了八十多年。其實，也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

對於這種“地域歧視”的心理，在中國歷史上很常見。古代說這個地方為蠻、說那個地方為夷，湖南湖北兩千多年前就被許多人稱呼為“南蠻”，同理，北方人管南方人也稱過“南蠻”如此等等，案例很多，這些都是錯誤的。

大家都是一個國家的人，無論東西南北中，因為地域、風俗、歷史等環境產生的各種不平衡、各種差距，本來就該給予理解。

這些還是語言上的，更為嚴重的是要付出血的代價。

公平永遠是相對的！利益面前沒有絕對理性。晚年朱元璋對這種現象有所警覺，以屠刀殺南方官彌補南北不平和

明初，對於北方人的歧視基礎就在於，經“遼金元”大約400多年的發展，南方的文化水平已經強於北方，這是毋庸置疑地。

遼金元本來是遊牧文化，向農業文化轉變都得有過程，在轉變過程中，原有的農業文明的程度自然後退、停滯不前。因此，北方的“非儒家文化氛圍比南方自然就重。

因為，明朝實行“儒家治國”，南方相對受遊牧文化影響少，其文化程度自然就比北方高出許多許多。而且，北方的自然環境影響，北方人在這方面與南方人比確實不如。由此，南方人更加歧視北方人。

契丹人

朱元璋在“指導民眾日常生活運動”中，實行了長達一二十年，當他覺察到“地域歧視”造成的危險時，已經是洪武末年了。在病亡前一年，也即洪武三十年（1397年）發生了“南北榜案”。

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會試，以劉三吾、白信蹈主持丁丑科殿試中的51名進士全部是南方人。北方舉人聯名上告，朱元璋命令曾錄北方人。

朱元璋一看上來的北方舉人的許多試卷內都有許多“指導日常生活運動”中禁用的詞彙。朱元璋便認為是劉、白等人故意拿不好的卷子給他看。

為此，朱元璋經過親自面試，錄取了61人。六月份的廷試中韓克忠、王恕、焦勝為三甲，由此，南北榜出現。在考官中，張信被凌遲，三位主考官發配。

其實，這場“南北榜案”的歷史影響不僅僅是高考平衡。它代表著朱元璋“指導日常生活運動”並不成功。

長達四百多年的風俗習慣，並非一朝一夕可以改變，希望用“嚴刑峻法”強迫整個北方立刻改變，按照“儒家思想”去生活並不現實。

朱元璋意識到了“地域歧視”所帶來的問題，用強力手段，彌合了“南北之間”的矛盾。但是，這已經似乎太晚了。因為半年多後他就故去了。而真正彌合了“南北”的人則是朱棣。

朱棣把京師遷到了北平，這不僅僅對邊關安全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彌補了南北不平衡！使“大一統”思想重新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