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關後的滿族生活於廣大的漢族之中，具有數千年文明的漢文化對滿族產生了巨大影響，其中包括取名的習尚。漢大名稱包含多方面的文化內容，滿族在有關名字的觀念及取名習俗上也因之發生了多方面的變化。

用字的文雅化

漢族人取名，對於選詞用字是非常講究文雅的，尤其是文人及有身份地位之人，更講求這一點。在社會上廣泛稱用的名字，其文雅與否，關係到該人的形象與身份，所以“自古及今，從無名士通人取俗陋不堪之名、字者”。入關前的滿族並無這種觀念，他們的名字被音譯為漢文之後，粗俗鄙陋的字眼雖然隨處可見，但他們並不以之為非。成書於崇德元年（1636年）的《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努爾哈赤便譯作弩兒哈奇，多爾袞作多里哄，其叔父之名作把牙喇，號兆裡兔。

由於固有習俗的習慣性，這種觀念在入關初仍還淡薄。如順治九年所修的《清太宗實錄》中，滿族人名的用字，兔、兒、奴、厄等字眼俯拾即是，如身為吏部承政（即後來的尚書）的額亦都第八子，漢文譯名便作“兔兒格”，其弟作“以兒鄧”；努爾哈赤之侄作“擺音兔”，其第二女嫩哲格格之夫作“打兒漢”額夫。這些人的名字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成書的《清太宗實錄》中，就已分別改作：圖爾格、伊爾登、拜尹圖、達爾漢額駙了。從當時人名字的用字也可看出這種變化狀況，《康熙起居注》的康熙二十年（1681年）以前部分，記載當時滿人名字，仍可見到兒、兔等字眼，如康熙十年（1671年）的“侍郎哈兒松阿”、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郎中“爾吉兔”、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欽差“薩壁兔”等，但有時兒又作爾，兔又作圖，留下用字改變過渡期的一些痕跡。大約在康熙二十幾年以後，這類粗陋字眼便基本消失了。

滿族接受了漢人在取名用字上的觀念，認識到那些不雅馴的字眼有損於他們的形象，也很容易讓漢人透過這類用詞的名字而聯想到他們曾屬於所謂的“化外夷狄之邦”，這是滿族人名音譯為漢名用詞文雅化的重要原因。與此同時，他們也開始以漢文取名，而且仿效漢人，挑選那些優美、文雅、響亮的字詞，來美化自身的形象，以文、翰、弘、暉、昭、明、輝、燦、璋、琮、亮、英、桂、芳、章、俊、煥等字眼取名者，在皇族及一般旗人中不斷出現。這種選詞用字，不僅是名稱觀念、取名習俗上的變化，而且體現了滿族在漢族文字、文學方面的某種審美意境。

取字、號

字，是古代漢族男女到成年時，於“名”（狹義的名字）之外所取的另一個名字。取字後，人們為表示對其尊重，便以字稱之，而不直呼其名。名與字相比，字是具有尊重意義的名字。文人及官員之間交往以字相稱，顯得彬彬有禮互相尊敬。號的種類有多種，如自號、綽號、封號等等。取自號者多是文人志士，他們往往自己取個別號，來表示其志向、情趣、性格、崇尚等，或為自己的書齋起個名字，進而以書齋名作為自己的室號。

蘇軾

取字號是漢族士大夫的一種雅好，號作為一種名字，有時比本人的名、字叫得響亮，如蘇東坡、王漁洋等，如此稱之，表達的是人們對他們的尊崇。滿族入關前也有號，如巴圖魯、阿爾哈圖土們等，但這種號屬於封號，不具備名字的意義。取前述漢族那種字、號的雅好和習尚，最早為滿族文人所仿效。

滿族入關後第一個詩人鄂貌圖（清實錄作鄂謨克圖），便取字麟閣，號遇羲。鄂貌圖為入關前崇德六年科考舉人，卒於順治十八年，他取字號當在入關前後。滿洲第一個狀元順治九年滿榜魁首麻勒吉，取字為謙六。此後康熙初年的滿族傑出詞人納蘭性德，字容若，號楞伽山人。宗室詩人嶽端，字兼山，號紅蘭主人。文昭，字子晉，號夢嬰居士、北柴山人。畫家胤禧，號紫瓊道人、春浮居士。

乾隆以後滿族文人取字、號者已相當普遍，這在《熙朝雅頌集》、《八旗藝文編目》等書中有大量記載，不備舉。有些八旗子弟雖非文人，也崇尚於取字、號，這些人多出身貴族官僚家庭。如康熙朝的明珠，字端範；乾隆朝名臣傅恆，字春和。明珠與傅恆皆由侍衛入官。乾隆初的刑部尚書傅煦，富察氏，“世以武略起家，也取字為閣峰，號爽齋“。嘉道以後，取字已成滿人中非常盛行的習尚，不僅文人幾乎個個取字，而且行武出身、任武職者取字也已成為很普遍的現象。如：道光初任荊州將軍的觀喜，字吉蘭；道光中成都將軍廉敬，字聚之；咸豐初湖南提督塔齊布，字智亭；同治朝盛京將軍都興阿，字直夫；光緒十二年寧夏將軍維慶，字桂亭……這類例子舉不勝舉。

滿族崇尚高度發達的漢族文化，入關後，與漢族文人往來不斷擴大、日益頻繁，官場之中的交往更是日常之事，他們像漢人那樣以字稱呼漢族士人官員，以表示禮敬對方，同時自己也取字，希望別人稱字尊重自己，達到互相尊重禮尚往來的目的。名稱取字，表明滿族人在日常生活交往中受到漢族這種稱謂禮俗的規範，並循從、接受這種禮俗，把自己也納入這種文明禮俗生活之中。這種禮俗的循從，對於密切和加強滿漢士人、官員之間的關係可起到有益的作用。取字、號也是一種高雅的崇尚，滿族人大量取字、自號，反映出他們對漢族士大夫的時尚及文人情操的普遍崇尚與追求，是尚武的滿族在社會崇尚及其價值觀念上變化的一種體現。

以名字之義寄託美好的理想和願望

漢族人取名，喜好以名義寄託某種美好的理想，諸如周佔鰲、蔡毓榮、于成龍、鄧長泰、薛福成、楊世貴等等。這種取名習尚對滿族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們紛紛仿效，尤其以取希望福祿吉祥長壽之類意思的名字最多。由於這方面含義的字詞，漢文比滿語要典雅且豐富得多，因而滿人多以這類詞義的漢文取名。

愛新覺羅·玄燁

順治帝的次子、五子就分別名福全、常寧。以漢文漢義取名，在入關初尚不多見，順治帝皇子取這種名字，還只能說是一種“試行”。以後康熙帝再為其諸子取名，除一人用滿語外（此子後來夭折），其餘34個皇子，全部用漢文，且漢義多為福壽吉祥。最早的幾個兒子名承祜、承瑞、承慶、長華、長生、萬黼，只可惜這幾個皇子並未承受到昊天所賜之洪福祥瑞，更未能百歲長生常享榮華，全部夭殤。後來諸子排字取名，上一字皆用“胤”字，下一字取“示”補之字。胤，義為後代，下一字取用的如褆、礽、祉、祜、祚、祿等，皆有“福”之義；祥、禎意義則為吉祥。這些字與上一字“胤”相配合，寄託著康熙帝對後代子孫幸福吉祥的美好的思望。

上有所行，下必效焉，此後，以漢文福壽吉祥康泰等字詞取名，也在旗人中流行起來。如康熙後期內閣學士中的達壽、工部左侍郎常泰、三等公增壽（彭春之子）；雍正中禮部尚書常壽、庶吉士松壽；乾隆中的幾位庶吉士嵩貴、景福、福保，領侍衛內大臣福祿、大理寺卿長福、戶部右侍郎吉慶、江蘇巡撫安寧，等等，都取的是這類名字。另外，以滿語取這類含義的名字也很多（詳見後述）。除了這種福壽祥慶之義的名字，還有取諸如世臣、世傑、世魁、文達、文碩、文蔚、奎照、奎耀、奎煥、英翰、桂豐、成勳等義名字者，這類名字，寄託著取名的尊長對被命名者文運亨通、顯達於世的厚望。乾隆中期以後，取前述含義漢文名字者更大量增加，因而嘉道以後，史籍中所看到的任文武官職的旗人，這類名字佔有很大比例。

在這類寄託某種希望的名字中，又以取福壽富貴、吉祥康泰等詞義的名字最多，這種意向的集中性，與漢人取寄希望之類名字所體現的希望方面的廣泛性相比，表現出它的特徵。由於意向集中，因而這類含義的字詞在旗人名字中使用率非常高。光緒朝曾擔任禮部侍郎的宗室寶廷，其二子，一名壽富，號伯福，別號一二；另一子名富壽，號仲福，別號二一。光緒朝江西巡撫的三個連任旗人，一名德馨、一名德壽，一名松壽，三人名字皆未出德、壽二字，故時人戲曰：“此三人名片但須易一字耳”。

和碩和嘉公主

重名現象也很常見，如嘉慶二十幾年的浙江布政使、盛京兵部侍郎、同治十年（1871年）的文淵閣大學士，三人都叫瑞麟；乾隆中期，官場上有三個叫富德的，分別為盛京兵部侍郎、理藩院尚書、盛京戶部侍郎（乾隆十三年召回京）。由於滿語這類詞較少，所以以滿語取這類含義名字者大多集中在那幾個詞上，為：豐紳（或豐紳XX）、扎拉芬（或扎拉豐阿）、賽衝阿等，重名或取名相似者當然也很多。豐紳滿文有福分、造化、福祉之義。嘉慶十八年（1813年）的成都將軍、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的寧夏將軍都叫豐紳。和珅之子叫豐紳殷德。和珅弟和琳之子名豐紳宜綿，乾隆帝第四女和嘉公主與福隆安之子名叫豐紳濟倫。“殷德”是滿文的漢字對音，意為興旺；宜綿，義為薈萃、聚澤、並臻。這兩個詞與豐紳組合，其義可見。豐紳濟倫本名濟倫，豐紳二字，乃是他的外祖父乾隆皇帝所賜。扎拉芬，滿文義為“壽”，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左副都御史、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的福州將軍、咸豐初的西安將軍，都叫扎拉芬。乾隆朝旌表的滿洲旗人女子的丈夫中，名扎拉芬者就有九名。嘉慶時期的大學士百齡（漢軍旗人），其子亦名扎拉芬。先是，百齡有子不育，年過六十方得此子，嘉慶帝聞之也甚為歡悅，特“加恩賞伊子名扎拉芬，俾得健壯長成”。豐紳殷德一名，則是乾隆帝所賜，他是乾隆帝最寵愛的掌上明珠和孝公主之額駙。滿人中叫賽衝阿的也不少，嘉慶朝鎮壓蔡牽起義的廣州將軍就名賽衝阿。賽衝阿，滿文義為嘉美、吉慶。

從前述取名意向的集中以及皇帝賜名的情況可以看出，從皇家、官僚貴族、滿族皇帝到一般旗人，對於福壽康泰、吉慶祥和等都抱有超乎其他的強烈憧憬。如果我們再聯絡到以下現象，或許看得更清楚些：

清朝的年號，康熙，安泰康寧之意。嘉慶，滿語即“賽衝阿”；祺祥（後改同治，若非改變，同治一朝即以祺祥為年號），吉慶祥和之義。

皇帝萬壽節、皇太后聖壽節慶賀的格外重視。皇帝生辰受賀儀，自明代“始與元日、冬至並稱三大節”，但有明一代慶典簡約，“不受獻、不賦詩、不賜酣、不齋醮”。清代則大張其事，萬壽聖典，“率上嵩呼之盛，實極古今未有之隆”。皇太后聖壽節，“列代以來儀文未備”，清代則皇帝“親率王公大臣行慶賀禮……承歡迓福之懋典，為亙古所未有焉”。以上慶典尤以康熙、乾隆、嘉慶、光緒等朝最為隆重。

歷朝清帝每年年終都要親自書寫福字、壽字，頒賜中外大臣，這是清代所特有的一種高規格的祝賀性賞賜。這些現象與前述取名、賜名所表現岀的憧憬和追求，反映出當時一種頗具特徵的社會心理和崇尚，是值得研究的歷史現象。

取名與神佛崇拜相聯絡

清初，旗人中出現以XX保為形式的名字。大約在康熙中期以後，這種名字成為滿人中一種頗為時髦的稱呼，而且突出表現出了崇拜神佛的特徵。順治帝兄弟後裔，高童之孫名釋迦保；肅親王豪格之孫名迦藍保；葉布舒之曾孫名灶神保；恭親王常寧第六子名文殊保；穆爾哈齊後裔中叫XX保者有：菩薩保、天師保、三官保。一般旗人中除有用以上名字取名者外，還有諸如牟尼保、羅漢保、金剛保、觀音保、普賢保、普陀保、關聖保、老君保、佛爺保、佛喜保、諸神保、眾神保等等。從這種名字可以看出：它並非滿語，而是以漢文漢義所取之名，所以不是滿族舊有的名字，漢人中沒有以此為名者，應是旗人入關後所創。

愛新覺羅·豪格

突出表現出神佛信仰的色彩，其中之“保”字，當是祈求神佛保佑之意，同時也寄託著取名者的某種願望，與前述寄託福壽吉祥之類希望的名字有類似之處。

具有漢人在神佛信仰上的一些特徵。漢族人在宗教信仰上不像歐洲、阿拉伯、印度等地區一些信仰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的民族那樣專一，屬於多神崇拜，在信仰上也採取實用主義，教義上不求多深的悟解。滿族本屬多神崇拜，因而不僅將漢族所信仰諸神佛如來佛、觀音菩薩、關帝、土地等納入薩滿教所供奉的神祇行列中去，而且像一般信佛的漢人那樣，供佛不念佛經、不聽講經。這種信仰特徵在他們的取名中也反映出來，諸如佛教之釋迦牟尼如來佛、觀音、文殊、普賢等菩薩，道教之老君、天師、關聖帝君以及灶神等等，皆拈而用之，下加保字，祈求其護佑。

還有一種與“XX保”相類似的名字為“X保住”，如：神保住、佛保住、僧保住、官保住、留保住、鎖保住等，在滿人中也很流行，這類名字帶有入關前x住（或珠，滿語ju音）、XX住（或珠）之類名字的痕跡，但已明顯是以漢文漢義取名，與XX保之類名字一樣，也帶有祈求神佛等保佑的色彩，而寄託的希望則很明確，即祈望不致短命夭亡它與取松壽、嵩壽、百齡、長齡之類名字的目的是一樣的。這類名字的流行，是當時孩童成育率低、家長希望其健壯長成這樣一種帶有普遍性社會現射地反映。

避諱

避諱是漢族在稱謂方面的一種特殊禮俗，它是指對尊長或其他應尊敬的人，要避免直接說出或寫出他的名字，甚至名字的同音字也要回避，即所謂避嫌名。取名當然更要避諱，避免同名、同字。它是維護尊者身份地位的一種禮制。

避諱分兩種，一種是國諱，是舉國之人都要避諱的名稱，主要指對皇帝、皇太子名字等的避諱。這種以行政命令公佈的對某人的普遍性避諱又稱官諱；一種是私諱，是指為自己或對方尊長的避諱。入關前滿族並無避諱之說，入關後最先接受這一禮俗的是滿族皇帝，確切地說是從康熙帝開始，順治帝福臨並無避諱，否則其子不會命名福全，此後滿人中用福字取名者也非常多。清代皇帝的避諱，屬於封建王朝傳統的皇帝制度，此處不作贅述。

愛新覺羅·胤禛

清代在避諱制度上有一點特殊之處，是對滿族宗室王公及滿人高階官員的名字要避諱，並定之為官諱。這種避諱在往代漢族王朝中是很少見的，其目的，當是以這種漢族禮制樹立和維護滿族上層統治集團的尊嚴與地位，其實行與滿族內部等級的懸殊性與森嚴性也有一定關係。清世宗規定：“內外小臣，名與諸王大臣同者，酌量改易。”諭旨釋出後，正巧兩江總督査弼納奏請將千總劉允祥提升。雍正在奏摺中發現此人名字與怡親王允祥同名，因斥之為“違旨不敬”。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火器營護軍有名“阿敏”者，因提升而引見。乾隆帝在綠頭牌上見到此名後大怒，指斥此人“與太宗文皇帝御兄二貝勒重諱……此諱系斷不可重者。”因嚴厲申飭該旗都統，令改其名為阿勒坦，並命通諭八旗，此後“若再有似此者，務將該都統一併議處！”。此後，嘉慶帝也曾釋出“禁旗人命名與宗室王公及旗人大臣同名”的上諭，並令與湖南巡撫景安同名的昌吉知縣景安改名。這類諭令不可能有什麼效果，因為滿族王公大臣在世與不在世者不計其數，其名諱如何能全部知曉？所以儘管乾隆皇帝“展降訓諭飭禁”，嘉慶時仍是“官員兵丁內，與王公大臣同名者甚多，雖無甚效果，但這種官諱作為一種制度，在清代是實行過的。

避私諱的習俗在滿族中形成稍晚，皇族接受這種禮俗要早些，但在康熙中期以前尚無這種意識，出生於康熙十年（1671年）的著名宗室詩人嶽端，便與其父安親王嶽樂在名字上有相同之字，嶽端是在後來才“改名蘊端”的。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二月，清聖祖明確規定，禁止皇族成員取名與本族長輩同名，以前有重名犯諱者，“令卑者、幼者更改”。與本人長輩名字有相同之字也屬犯諱，道光年間，廢太子允礽之六世孫福琨乃溥字輩，本應叫溥琨，因其祖父名奕溥，故道光帝特令其易溥為福。

西林覺羅·鄂爾泰

避私諱的禮俗在一般滿人中同樣實行。叩拜的拜字是書信、請柬等常用之字，鄂爾泰因其“父名鄂拜，故終身箋柬只書頓首，不書拜字”。鄂爾泰是雍乾兩朝大學士、軍機大臣，官員與其來往頗多，這些官員們也當然地要遵從其家諱，避其父親之名，書信、公文及言談中避免寫出或說出“拜”字，一時“中外靡然從之”。清末，避私諱的禮俗在滿族官員中愈益流行。光緒年間的協辦大學士裕德，最忌諱觸犯其先人名諱，他任主考官時，因其父名崇綸，便令各房考官凡是寫有“倫”、“崙”等字的試卷，一律不得推薦；左都御史貴秀，聽說京城內有個戲班子叫“貴秀堂”，於是差人勒令該戲班改換名稱；當時社會上流行新名詞“改良”，陸軍部的鐵良及錫良最厭惡這兩個字，凡有人當其面提及“改良”二字，必遭其申斥。

女子名字對男子的寄附性

翻閱文獻及檔冊便會發現，入關前及入關初，滿族女子無論其屬於皇家貴族，還是一般旗人之女，也不論其出嫁前還是出嫁後，出嫁後也不論其是正室嫡妻還是庶妻小妾，都有名字見諸典冊。如努爾哈赤之妻名哈哈納扎青、袞代、阿巴亥；濟爾哈朗側室名烏努佔、舒紀、蘇邁；努爾哈赤之女名莽古濟、穆庫什；皇太極之女名馬喀塔、雅圖、阿圖等。一般旗人之妻、女也都有名字。

但到康熙十幾年以後，典籍中已全然不見女子之名了。從《八旗通志 列女傳》所記來看，康熙十幾年以前旌表的滿族婦女，都記為某人之妻名XX，此後，皆作某人之妻XX氏，無名，或僅作某人之妻，連她的原姓都不表。未婚者，作某人之女，也無名。直至該書截止的乾隆六十年（1795年），共120年間所旌表的9600多名女子，無一例外。皇家宗譜《玉牒》，自順治朝以後各皇帝之女及宗室王公，一般宗室之女，也都沒有名字，《玉牒》僅按其排行序列，記為某人的第一女、第二女、第三女……。道光時的宗室奕展曾說：“今之滿洲婦人未有命名者矣”。他的說法有些絕對，如滿族女詞人顧太清就有名字，且不只她一個。但如前所述《八旗通志》中近萬名滿洲旗人女子竟無一人名字之記載，說明康熙十幾年以後，即使某女子取名，在官方典籍中也是不被表諸簡端的，她們如漢族婦女一樣，只能稱作某人之女或某人之妻，這種寫法，表明她們沒有獨立的社會地位，而依附於男性之下。

這種情況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入關後的滿族接受了漢族那種夫為妻綱、男尊女卑的倫理觀念。這從入關後（主要是康熙以後）大量的滿族女子為亡夫守寡，以及滿族男子已經不屑於娶已婚之婦等情況也可以看出。所以滿族女子名字在官方黃冊中消失、寄附於男性之下，並非孤立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