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起於隋而成型於唐，它的第一大作用是打破了貴族對官場的壟斷，使“寒門出貴子”成為現實，因而收穫了一片讚譽聲。可實際上，直到唐朝結束我們都沒有看到“寒門出貴子”的盛大景象，真正的貧寒之家，靠科舉出人頭地仍然是遙不可及的夢。這是為何？
一、大唐289年曆史，有近千名狀元進士，真正出身寒門者少得可憐
唐朝是科舉制的成型期，進士科在唐朝被確立為主要科目，殿武與武舉也在唐朝產生，透過科舉考試脫穎而出計程車子們成為官場耀眼的明星，尤其受到重視。據《新舊兩唐書》和《登科記考》記載，在唐朝289年的歷史中，產生了141名狀元和830名進士，合計971人。下面我們來扒一扒，這971人裡有多少人是出身寒門？先說明一下，這裡的寒門，是指經濟上貧窮、政治上前幾代都無官職的家庭。
先看狀元。同樣根據《新舊兩唐書》和《登科記考》統計，141名狀元裡，只有5人出身寒門，但這種所謂的“寒門”其實並不“寒”，我們以其中3人：盧肇、蘇檢、裴說來看看。
盧肇乃江西分宜人，公元843年狀元。其曾祖父盧挺曾為袁州刺史，祖父盧顯春為地主，父親盧華廷是教書先生，他自己讀書時，拜韓愈為師。這樣的人家能叫“寒門”嗎？應該說是仕宦之家，書香門第，家道中落吧。
蘇檢呢？蘇檢是陝西武功人，公元894年狀元。此人家在農村，但娶的妻子卻知書達理，善以紅箋作詩，娶得起這樣的老婆，家庭又有什麼“寒”的？
最後是裴說。裴說是廣西桂林人氏，公元906年中的狀元。據《裴氏家譜》和《山西通志》載，裴說原是山西聞喜著名的裴氏家族後人，避戰亂到廣西桂林的，可謂背景深厚，不可小視。
狀元說完了再說進士。《新舊兩唐書》中記載的830名進士，70。96%是士族大姓，有589人；13。13%是小姓，有109人；餘下15。91%是寒門，有132人。
這132人平均到唐朝的289年中，平均2。2年才有1個寒門子弟考中進士，何其可憐！而且，嚴格地講，這132人也不能算寒門的，因為他們幾乎都是“兩代無官的書香門第或名宦之後”。
二、唐人進京趕考一次花費白銀兩千兩，說明科舉制沒有為窮人打算
為什麼唐代真正的窮人難以透過科舉跳出農門？《太平廣記》的一則記載或許可以讓我們窺得真相。
有位名叫張汾的考生，在長安應舉時曾與官員刑君牙聊天，抱怨道：
“在京應舉，每年當用二千貫文，皆出往還”。
這句話有2個有效資訊，一是“二千貫文”，大約相當於2000兩白銀；一是“皆出往還”，意即錢都花在了人際交往上。2000兩白銀按最低價一兩值2000元人民幣計算，也相當於現在的4百萬，一年花掉4百萬，實在讓人難以想象。但這恐怕是真實的，因為唐朝科舉制有“行卷”和“公薦”之弊。
所謂“行卷”和“公薦”，就是唐朝在正式的科舉考試前，設定了一個推薦程式，讓考生們先把自己的優秀詩文製成卷軸，呈送給達官顯貴及文壇泰斗們，讓他們先稽核一番，然後，覺得好的就推薦給朝廷。考生如果有推薦，中舉的成功率便大很多，如果沒有推薦，文才再好都懸。我們所熟知的詩人王維，就是靠岐王和玉真公主的推薦做了狀元。白居易那首著名的《賦得古原草送別》就是“行卷”之作，給詩壇前輩顧況看的，經顧況推薦，白居易也考取了進士。
（白居易）
因為“行卷”的物件都是“大人物”，你又要人家“公薦”你，那麼你非得花大價錢送禮，並與人交往。如此，一年2000兩白銀的開銷就不足為奇了。
試想，真正的窮家小戶哪裡受得了這個！沒有錢，沒有人脈和社會關係，你都找不到人去“行卷”，你不“行卷”，就沒人推薦，就很難考上。
除了“行卷”和“公薦”，唐朝士子們還要為科舉考試承擔長途跋涉、進京趕考的交通費、差旅費，承擔長時間在京居住待考的食宿費，以及購買書籍、文具的零散花費。這些必要的花費，也不是一般窮人家能承受得了的。
總之，唐朝的科舉制似乎並沒有為窮人打算，唐政府設定此制度，是在施惠於民，，但是隻施惠到了上等、中等家庭，真正的寒門仍然改變不了自己的命運。
三、唐朝依然是貴族社會，貴族們抑制了“寒門出貴子”
唐朝有2個主要的貴族集團：關隴八大家與五姓七望。
唐朝初建，因為李淵、李世民本身是關隴八大家之一，李世民的舅哥長孫無忌也屬於關隴集團，所以關隴集團占主導地位，朝中重要職位多為他們把持。李世民想了各種辦法削弱關隴集團，唐高宗與武則天也合力對付關隴集團，終於在公元659年扳倒長孫無忌，才算折斷關隴集團的翅膀，讓它再也無法騰飛。
關隴集團衰落後，原先被壓制的五姓七望又趁著安史之亂興旺發達起來。比如滎陽鄭氏，在唐朝進入中期後，連續產生了十多位宰相，史稱“鄭半朝”；又比如清河崔氏，自中唐始，累計有8人為宰相……五姓七望彼此聯姻，成為一體，所以他們又把持了朝政。
貴族世家掌控朝政，在人才的選拔上，自然是眼晴向上，傾向於在貴族體系內部尋找；在科舉制度的設計上，自然很少為窮人著想。再說了，他們根本瞧不起窮人，也不願意看到窮人翻身做主人。
（關隴集團代表人物長孫無忌）
而且，中唐以後的五姓七望的重新崛起，與它們利用了科舉制、掌握了科舉權有密切關係。比如五姓七望中的范陽盧氏，中唐之後，每年有大量子弟參加科舉考試，累計考中進士的人數居然超過百人。這一現象，讓人深思。這一方面說明這些貴族們已經適應了科舉考試，形成了透過讀書而做官的風氣；另一方面還說明，他們利用了貴族的身份和“朝中有人”的便利，擠上了科舉這條窮人的“獨木橋”，比窮人家的子弟考上容易得多！如此，則窮人想出頭，寒門想出貴子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參考書目：《新舊兩唐書》；《登科記考》；《太平廣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