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代表著權利的興替和更迭，那些血腥場面的背後背後更蘊含了無數家庭的傷痛，每每提及戰爭，中華人民就會眉頭緊皺。

然而，戰爭給人們帶來的不僅僅是傷痛，它還引起了人們的思考，曾經在戰爭中發生了這樣一幕悲壯的畫面：幾百俘虜行刑時排成一列，每斬一人便招降下一人，可即便如此，斬完依舊無一人投降。

諸葛誕和大名鼎鼎的軍事天才諸葛亮出生於同一個家族，待諸葛誕成年時，三國已經形成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行動，諸葛誕沒有和諸葛亮一樣來到蜀國任職，相反地，他來到了魏國任職。

249年，隨著“高平陵之變”的發生，魏國的權利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司馬懿掌握了主要的軍事大權。

俗話說：“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司馬懿掌權後，和他有著親家關係的諸葛誕便得到了提攜，251年，司馬懿把諸葛誕封為了鎮東將軍，他希望諸葛誕能為了守護好自己的江山社稷鞠躬盡瘁。一向知恩圖報的諸葛誕自然懂得司馬懿的意圖。

他在鎮壓群臣反抗的戰鬥中表現的十分出色，正是因此，司馬懿也一直十分重視諸葛誕。

權力是無盡的，可人的生命卻是有限的，司馬懿死後，司馬師順理成章的走上了權力的巔峰，為了樹立帝王的威嚴，一向心狠手辣的司馬師殺掉了很多的曹魏大臣，司馬師的這個行為一下子就激起了大臣的反抗。

255年，毌丘儉集結了大量的軍隊來討伐司馬師，面對這危急的形勢，司馬師派出了富有軍事才能的諸葛誕前去抵抗。

經過一番激烈的戰鬥，諸葛誕取得了這場戰爭的勝利，隨著勝利的訊息傳來，諸葛誕的官途也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他被任命為了徵東將軍。

人的思想和行為是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的。從前，諸葛誕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了司馬家族身上，他希望自己能做一個名臣，也希望自己能做一個忠臣。可隨著司馬昭的繼位，這一切都發生了改變。

司馬昭比司馬師更加殘酷冷血，他的眼裡永遠閃爍著懷疑的目光，在司馬昭看來，每一個擁有兵權的大臣都會成為自己的威脅，為了穩固政權，司馬昭對曹魏大臣展開了新一輪的殺戮。

看著昔日的夥伴一個個都離開了人世，諸葛誕的心中悲憤不已，他知道這把承載了權利的屠刀終有一日會落到自己的頭上，為了謀取一線生機，諸葛誕便開始養兵蓄銳。

257年，諸葛誕被迫走上了謀反的道路，他帶著十幾萬士兵堅守壽春城，諸葛誕起兵造反的訊息傳來後，司馬昭立刻帶領了26萬精兵前去擊抗，在周旋了一年後，司馬昭順利的攻破了壽春城。

自城門開啟的那一刻，諸葛誕的所有希望都變成了灰燼，他不得不倉皇而逃，然而作為戰爭主角的他怎麼能夠隨隨便便就消失呢？最終，諸葛誕在逃跑的過程中被敵軍殺害了。

諸葛誕死了，這場戰爭卻沒有結束，司馬昭把諸葛誕的幾百名親信都抓了起來，他下令讓這些俘虜排成一列，每斬殺一個俘虜便會勸降下一個人，問他願不願意投降，讓司馬昭沒想到的是：斬完後無一人投降。

這些戰俘個個面如土色，他們不懼生死，只怕失了骨氣。這幾百個俘虜用行動留著下了這段悲壯的歷史。正如詩中所云：“”忠臣矢志不偷生，諸葛公休帳下兵，《薤露》歌聲應未斷，遺蹤直欲繼田橫！“。

幾百人昂首挺胸，幾百人共赴黃泉，在死亡的威脅面前，這些戰俘毫不畏懼，他們用行動書寫了人生的誓言，也給後人留下了深刻的思考，究其根本，是兩個原因促成了這悲壯局面的產生。

1：領導者的才能

現代研究指出，領導者對一個團隊的發展佔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領導者不僅起著指揮和部署的作用，還起著凝聚整個團隊力量的作用，一個優秀的領導者必然具備良好的業務能力和獨特的個人魅力，這些能力匯聚在一起才能領導整個團隊的發展。

毋容置疑，諸葛誕是一名優秀的領導者，他具備天才的軍事才能，也具備高尚的道德情操。在平日的相處中，他的那些親信早已經被諸葛誕的魅力所折服了，這些人願意聽從諸葛誕的指揮和領導。

在這些人眼中，諸葛誕或許就是他們的人生信仰，因此，當諸葛誕被打敗後，這些俘虜也都願意用生命來換取信義，他們不會辜負諸葛誕，也不會另求新主。

2：文化的薰陶

中華民族是一個崇尚誠信和道義的民族，自古以來，無數的英雄事蹟都在向人們傳達著誠信的思想。

在人們的眼中，誠信便是一個不可逾越的道德鴻溝，即便是科技高速發展的今天，人們依舊把誠信看作是衡量一個人道德的重要標準，一旦被列入失信名單，個人的生活和發展就要受到影響。

從小就在傳統文化中成長起來的那幾百個戰俘自然也懂得誠信的真正含義，既然選擇了把諸葛誕當做領導，那就要用一生來踐行誓言，即便是領導不在，即便是夢想破滅，他們依舊不會違背自己的初心。

在誠信和生存面前，這些戰俘毫不猶豫的選擇了前者。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們依舊追求著內心的信仰，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文化有著無形的力量，它能改變一個人的面貌，也能改變一個民族的發展。

時光的車輪呼嘯駛過，那悲壯的場面早已經定格在了歷史中，然而，那幾百名戰俘的精神卻生生不息，這種精神將永遠指導著子孫後代前行。正如克羅齊所說：”歷史是生活的老師“，每個人都應該在悲壯的歷史中找到生命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