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國家歷史的記載有一整套完整的體系，自從司馬遷撰寫了《史記》之後，歷史上的歷代王朝都開始有了記載當朝歷史的習慣，因此得以讓如今的我們領略到每一個時代中國獨有的魅力。
因為司馬遷的《史記》問世具有劃時代的作用，因此後世史學家推崇其為“二十四史”之首，在史學界的地位千百年來幾乎無法撼動，而《史記》記載的內容也成為大家衡量一段歷史一個人物的重要參考標準。
不過隨著《竹書紀年》的橫空出世，卻直接導致我們對以往的歷史開始重新審視，
原因就是
《
竹書紀年
》
記載有關舜帝、伊尹等人物的形象和《史記》大不相同，那麼真的是《史記》欺騙了我們嗎？
一、
《
竹書紀年
》
的出土和引發的問題
1、
《
竹書紀年
》
到底是什麼？
《竹書紀年》是在公元281年，也就是晉武帝太康二年，由一個盜墓賊在今天河南省衛輝市境內發現的，當初它沒有被盜墓賊看做是什麼寶貴的東西，因此扔得遍地都是。
後來這些竹簡被當地的村民們發現後就報告給了官府，隨後人們又在這座古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古書，而《竹書紀年》就是其中之一。
說起來，《竹書紀年》的內容相對後世規模龐大的史書還算是非常簡單的，而且其中還有一部分內容是相對重複的，可就是這樣一部並不完善健全的史書卻震撼了所有人。
因為《竹書紀年》內記載的很多內容都顛覆了我們以往對古人的看法，更推翻了儒家向來推崇的一些聖人形象。
比如舜曾經囚禁過堯，啟殺害了益，伊尹甚至放逐過商朝君主太甲等等。
不過《竹書紀年》細細研究後又分為古本和今本，也有專家推斷，上面記載的這些多少有點毀三觀的歷史事件很有可能是出自後人之手。
2、與《史記》的出入
根據記載《竹書紀年》是在宋代的時候亡佚的，因為這部書在儒學成為國學之後，被世人們看做是歪門邪說，所以肯定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
清代的學者曾經表示，儒家思想的滲透是對文化傳承的一種“侵襲”，導致很多事情最後的記述都變了樣子。為什麼會這樣說呢？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面來分析一下。
首先，在儒學思想範疇內認為古代君王的禪讓是禮治下的典範，因此在整個倫理道德體系中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是在《竹書紀年》中卻認為，自古以來根本就沒有禪讓之說，都是典型的搶奪，
當然了，這個說法來自於
《
竹書紀年
》
的今本，因為古本是從夏朝開始的。
其次，商朝的名臣伊尹一直是儒家推崇的古代重臣的代表人物，他不計較出身和個人得失，一直輔佐君王治理國家，商王太甲也是因為不遵守王道才被關起來的，改邪歸正後又被伊尹迎接了回來。
1、對於禪讓制的看法
透過上面列舉的這些事情我們可以很清晰的發現，兩種說法截然不同的背後，
是對儒家思想推崇的仁政和禮治的挑戰，無論是對禪讓的不同看法，還是對伊尹忠臣形象的摧毀，都是對儒家經典人物的一種徹頭徹尾的否定。
在《竹書紀年》看來，儒家想要傳達的那種仁政根本就是不可能存在的，充其量算是一種蠱惑人心的政治手段而已，不過我們從兩件事上也同樣可以對《竹書紀年》進行懷疑。
首先在上文提到過，《竹書紀年》否定禪讓制度是出自於今本的，那麼後人為何要去偽造這段文字呢？難道這樣的做法是想和其中伊尹的事情進行呼應嗎？還是為了告訴大家，根本就沒有什麼仁慈和心胸寬廣的君主，更沒有那麼多賢良的忠臣？
2、對於伊尹的看法
另外，我們可以來仔細看一下伊尹這件事，儒家學說興起之後，如果想要推出一個人作為自家學說的典範，完全可以選擇周公，沒有必要去挑選一個本身就極具爭議的人物拿到檯面上來講，這不是明擺著給後人留下聲討的把柄嗎？
要知道，即便是《竹書紀年》，對於周公的評價也是很高的，甚至不低於《史記》中的記載，在那個年代，眾多的儒生們不可能不知道這一點，為什麼要去鋌而走險呢？完全沒有這個必要。
其實有學者研究後發現，《史記》中的許多記載和《左傳》有較為明顯的差距，但是和
《
竹書紀年
》
卻意外吻合。
所以個人認為，司馬遷編撰《史記》的時候很有可能參考過這些國家的史書，然後根據手頭上現有的資料進行判斷，最後編撰成了《史記》。
文章作者：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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