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晉時期，皇帝徵召制度在選官體系中佔據重要位置，其淵源於先秦，形成於秦朝，發展於西漢，成熟於東漢，衰落於漢末，復興於魏晉。在其發展、演變過程中，皇帝徵召制度受到官僚制發展、政治文化演進、學術思想嬗變、現實政治環境壓迫以及士族發展等因素影響。而以上諸因素，在不同時期對皇帝徵召制度的影響強度有所不同。
漢帝國建立之後，承襲秦制，皇帝徵召制度也在承襲之列。兩漢四百餘年間，皇帝徵召制度得到了巨大發展，在漢帝國選官體系中發揮重要作用。
西漢時期，不僅平民、私屬吏可透過皇帝徵召入仕為官，而且故吏也可由此重新起家為官。皇帝往往出於不同原因徵召士人為官，並根據受徵召者的身份、名望給予不同的官職、待遇。
皇帝徵召士人的原因，總體而言可歸納為有才、有德、或者名望特高、品學兼優。但是，對於不同身份的受徵召者，皇帝的側重點也有所不同。大體而言，皇帝徵召平民、私屬吏，主要看中一技一能，兼顧品德、名望。而對於故吏，皇帝則往往偏重於其任官經歷及其在任官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吏能。 正因為皇帝徵召平民、私屬吏與故吏的原因不同，導致了二者在授官上的差別。
平民、私屬吏、故吏雖都透過皇帝徵召入仕，但在授官上則有很大差距。一般而言，平民、私屬吏多被授予六百石以下的官職，主要為博士、郎官、待詔等。其中也偶有例外，如授予申公太中大夫，授予衛青建章監，但總體而言所佔比例較小。
西漢皇帝徵召制度在授官上分為兩個層次，其間以六百石為界，平民、私屬吏多被授以六百石以下的官職，而故吏則多被授以六百石以上的官職。授官的不同，從表面上看是因為受徵召的身份不同。實質上，受徵召者身份上的差異反映出的是其在功次、能力上的差距，此外，名望、德行等因素也對授官高低產生影響。
東漢時期皇帝徵召依然面向故官、平民、私屬吏等不同身份的人，但是在徵召原因、授予官職上則與西漢存在差異。
東漢時期，皇帝徵召故官的原因在於重視其吏能與任官經歷，這與西漢時期並無二致，這反映了兩漢時期“以能取人”的選官傾向。在這一傾向背後則是西漢“霸王道而雜之”的政治文化，以及東漢王朝迴歸官僚制的努力。東漢王朝與西漢的不同點則是，皇帝徵召平民、私屬吏多是由於其德行，因才能而發出的徵召少之又少。兩漢在皇帝徵召上的異同點，突出的反映在皇帝徵召授官之上。
總體而言，兩漢時期皇帝徵召對於故吏的授官大體相同，而對平民、私屬吏的授官則有很大不同。西漢時期存在於平民、私屬吏與故官間的授官界限，到東漢已經不復存在。平民、私屬吏與故官在授官上趨於一致是東漢政治文化、政治發展走向、社會因素互動影響的結果。
東漢時期，皇帝徵召被更廣泛地應用於選官之中，隨著皇帝徵召的廣泛運用，其相關制度亦隨之發展，各種規定亦隨之完善。其發展主要集中在兩點，第一是皇帝徵召制度內部出現名目繁多的科目；第二是皇帝徵召制度內部的等級分化日益清晰，即針對名望、才能不同的人士給予高低不等的待遇。
漢末，由於戰亂頻仍、皇權旁落，皇帝徵召制度亦隨之不振。及至曹丕代漢，文、明二帝“政自己出”，皇帝徵召制度呈現出復興的趨勢，但是與兩漢相比，則大為不如。三國時期，皇帝徵召制度低迷的直接原因在於戰亂不斷、皇權不振，但深層原因則與東漢以來地方大姓、豪強地主的發展有關。
東漢時期，大姓在地方上壟斷州、郡大吏、控制察舉，而大姓中產生名士則透過名士清議影響皇帝徵召、公府徵辟，或直接、或間接的干涉中央選官。及至漢末，地方大姓相繼割據，使得皇帝徵召無從展開。曹魏政權建立後，王朝又受士族影響，在選官上不得不建立九品中正制，以致皇帝徵召亦要受其制約。
西晉政權在士族的支援下得以建立，西晉統治者投桃報李，透過法律形式維護世家大族利益。永嘉之亂後，在門閥士族的支援下，東晉得以立足於江左，但是皇權卻一落千丈，門閥士族得以把持政權，形成了“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
兩晉時期門閥士族的迅速發展，導致皇權不得不尊重門閥士族的既得利益。以致，皇帝在徵召士人入仕時，也要依據其門閥等第。這一情況突出表現在士人的起家官品上。皇帝根據士人家世、門第，以不同的起家官徵召其入仕，正反映了皇權對門閥士族特權與利益的尊重。
西晉時期，門閥士族雖然在政治、經濟、文化上享有特權，但是正如田餘慶指出的那樣，門閥士族依然是皇權的附庸，其還是要依託與皇權。在東晉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門閥政治，也只是皇權政治的變態，是皇權與士人的一種平衡。在這種條件下，皇權依然發揮作用。
兩晉選官以九品中正製為基礎，導致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官位高低考諸家世。但朝廷也需要有才學、名望計程車人，完成議定禮制、典定製度等任務。這些任務非明於典制、精通儒術者不能完成，因此皇權透過徵召的方式，以降低官職對有才學之士家世的要求，使其入仕。
如虞喜、幹寶等士人均因其才學出眾，而放鬆了對其家世的要求。但也僅是放鬆而已，這些人的鄉品也多屬上品。而皇帝徵召有名望計程車人、隱士的目的，也是出於維護皇權的需要。歸根結底，皇帝徵召有名望、才學的一般普通士人的目的在於維護皇權。
皇帝徵召源於皇帝權力，其不僅可以超然於門品秩序之外，而且還具有一定的隨意性，可以根據情況超脫於官僚制下的一般規定。一般情況下，因各種原因去官後的官員，再次入仕其官品當低於去官之前。但透過皇帝徵召再次敘用的官員，在授官上便脫離晉朝法律的規定，一般可維持原來的官品，甚至有官品得以提升的情況存在。
綜上所述，皇帝徵召制度作為皇權的表現與延伸，其既有尊重門閥士族特權、官僚制的一面，又有突破門閥士族、官僚制限制的一面，這集中表現在徵召制度的不同分等以及“去官再敘”上。徵召制度中的特徵與公車徵召，可以不考慮或降低士人的鄉品，使其入仕，體現了皇權超然於門閥士族特權的一面；而一般徵召參考士人鄉品的特點，則體現了皇權對門閥士族特權的尊重。
皇帝很少透過徵召使官員再次入仕，體現了皇帝對官僚制原則的尊重；而皇帝徵召士人再次入仕時，給予高位則體現了皇帝權力隨意性的一面。九品中正制滿足了門閥士族維護門閥等第、士族特權的需要，但是卻不能完全滿足朝廷對各類人物的需求，而皇帝徵召制度則彌補了這一不足。
透過皇帝徵召制度，一些有名望、才學計程車人，可以突破其鄉品限制，取得較高的官位。這一行為既滿足了朝廷對飽學之士的需要，又能夠傳達出朝廷的禮賢之心，藉此起到教化與維護皇權的作用。
官僚制的一般原則使朝廷得以正常運轉，而皇帝徵召則可以根據情況，使免官計程車人快速進入官僚隊伍，解決一些特殊情況，起到潤滑作用以彌補官僚制的缺陷。因此，皇帝徵召制度既尊重士族特權、官僚制執行原則的，又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二者的不足與缺陷。
綜上所述，可能會使人得出皇帝徵召是具有臨時性、特殊性的一項選官制度，並且在士族權力及行政制度的不斷髮展中，其執行空間已被大大壓制。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透過考察兩晉皇帝徵召制度可以發現，即使在九品中正制及行政制度日益嚴密的情況下，皇帝依然可以透過徵召隨意選取人才，即這些制度對皇權的約束力是十分有限的，皇權政治依然是這一時期政治的底色，皇權依然是影響政治、社會、制度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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