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諱制度是中國古代一項古老的封建禮教制度，這項制度起源於夏商周時期，《公羊傳·閔公元年》中記載道：“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

避諱的物件一共有四類：帝王，長官，聖賢，長輩。這其中，帝王的避諱範圍是最大的，規定也是最為嚴格的。避諱不僅要避這個字，還要避開這個音，否則就是對祖先和君主的大不敬。

唐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為開放和思想自由的一個朝代，然而即便是唐朝，也免不了要避諱。比如陶淵明因為名字裡有個“淵”字，和唐高祖李淵衝突了，所以世人一度給他改了名字，叫什麼都可以，就是名字裡不能帶“淵”。已經去世的人尚且如此，更何況當時活著的人呢？

當然，李淵的“淵”好歹應用範圍不算廣，不能用它無傷大雅，但李淵的爺爺李虎的名字，卻讓唐朝人表示很心累。

李虎是北魏的名將，也是李淵的祖父，李淵建立唐朝後，將祖父李虎也追封為皇帝。李虎一成為大唐的先皇，“虎”這個字就成了百姓們要避諱的了。可是虎字是十分常見的字，生活中應用很廣，那遇到當讀寫虎字的時候，人們怎麼辦呢？

百姓們很無奈，但也不得不避。所以，在唐朝有許多有意思的現象發生，比如說李世民曾打過仗的虎牢關，因為虎字，改成了“武牢關”，成語“管中窺虎”變成了“管中窺豹”，更有甚者連老虎的稱號都改了，人們以“大蟲”或“猛獸”稱呼它。正因為如此，古代不少書籍中都以大蟲來指老虎。要是在唐朝，恐怕“下山猛虎”就要變成“下山大蟲”，“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得變成“不入獸穴焉得獸子”了。

總之，初唐時期的人們儘量不寫“虎”字，以往是這個字的，要是地名就以“武”代替，要是猛獸就以“獸”代替。這種方式從現在的角度來看十分別扭，但對於唐朝人來說恐怕是司空見慣的。

除了影響唐朝人對老虎稱呼的改變，因為避諱李虎還誕生了中國至今存在的一件物品：馬桶。古代沒有馬桶，但有夜壺，而夜壺有一個別樣的稱呼：“馬子”，這個稱呼也是為了避諱“虎字”而來。因為古代的便器本是做成虎的樣子，世人皆稱為虎子，但李虎是皇帝，你再將便器稱為虎子，無異於是當著朱元璋的面喊馬皇后“馬大腳”，找死。所以，人們就把“虎”改為“馬”。

宋朝《雲麓漫鈔》中有明確的記載：“馬子，溲便之器也，唐人諱虎，始改為馬。”

所以說，馬子這個稱呼是為了避李虎的諱對便器的獨特稱呼，不知怎地，到了後世它莫名其妙成了某種身份的稱呼。至於馬桶之所以叫這個名字，恐怕也跟這個避諱有關。

不過，細心的人會發現，“虎”這個字在唐朝並不是沒有出現過，比如李白的千古名篇《蜀道難》中就有一句“朝避猛虎，夕避長蛇”，杜甫的《北征》這首敘事型長詩中也有“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這樣的字句。

如果說唐朝人都要避諱“虎”字，為何李白和杜甫不需要呢，難道是因為他們都是大詩人所以可以有特權？

當然不是，首先避諱制度在唐朝是肯定存在的，“虎”這個字也是避諱的範疇裡面，但避諱制度並非漫無邊界的“文字獄”，它有著比較詳細的規定。

《唐律疏議？職制》中規定：“普天率土，莫匪王臣。制字立名，輒犯宗廟諱者，合徒三年。……上書若奏事，皆須避宗廟諱。有誤犯者，杖八十。若奏事口誤及余文書誤犯者，各笞五十。”所以，按照唐律，真正需要嚴格避諱的，是在名字和公文中。若是名字中非要帶個“虎”或者是官方公文裡出現了“虎”字，那的的確確是違法了，犯了忌諱，需要遭到重罰。至於平時的日常生活和詩歌創作，並不一定要避諱“虎”字。所以李白的“朝避猛虎，夕避長蛇”一句中沒有以其它字代替“虎”字，也沒有什麼問題。至於杜甫的那首《北征》，不管它是官方文書還是詩歌，文中出現“虎”字都無傷大雅，因為避諱避的是天子七廟，到杜甫寫這句的時候，早就不用避諱先帝李虎了。

只不過，唐律即使這樣規定，但在文中敢寫“虎”字的還是不多，畢竟儘管皇帝給了人們一定的自主權，只讓他們在名字和公文中避諱，但動不動寫皇帝的名諱，就會有惹怒皇帝的危險，一個不注意就會被翻舊賬，所以官員們能避開就儘量就避。小老百姓們連官員都要避諱，更何況皇帝，所以民間大多以別的字將“虎”字替代。

李白和杜甫敢寫，是因為名義上確實沒有違法，實際上兩個人又都不怕，一個性格自傲豪放，一個對皇帝直言敢諫，所以避不避李淵祖父李虎的“虎”字，就無所謂了。至於兩個人官運都不好與沒有避諱有沒有關係，就無從知曉了。

參考資料：

《雲麓漫鈔》

《唐律疏議？職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