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乍一聽這個名字，讀者未免有些茫然。

作為一名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作品流傳於我國的，不多，但是他曾說過的一句話，大家一定相當熟悉。

“今晚的夜色真美。”

當這句由“我愛你”翻譯過來的句子成為了暗藏情愫的告白，那麼作為被告白方，迴應自然也不該直白普通。

其中最為詩意的回答是：“是的，風也溫柔。”

當然，這只是兩情相悅下的互相默許，順利成就了一段鴛鴦相交的紅線姻緣，但若是神女有心、襄王無夢呢？

尚留有一絲情面的人多半會婉言拒絕，若是碰到了那不解風情的，一句“適合刺猹”便會脫口而出。

沒辦法，魯迅先生的《故鄉》如今仍是中國人啟蒙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篇文章，閏土刺猹那晚的夜色，同樣明亮得想讓情人互訴衷腸。

“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其間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項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猹盡力地刺去，那猹卻將身一扭，反從他的胯下逃走了。”

嚮往美好是人之本性，對於魯迅先生寫的這篇文章，大多數人只對前半部分有些許印象，彷彿那個朝氣蓬勃的少年，已經成了《故鄉》唯一值得追念的人物。

但是還是有人記得的。

還有人記得，那個瘦骨嶙峋、身無長物，只裹著一件薄棉衣，帶著一頂舊氈帽，戰戰兢兢叫魯迅“老爺”的那個閏土。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戰爭、身份、階級，還是時代割裂空間與時間，那道不可逾越的、深不見底的鴻溝？

魯迅先生大抵是知道的，不然也不會寫出那句頗為經典的“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只是可惜，魯迅先生寫下這篇文章的1921年、日後許多年，也沒有人將這條路走通。

直到1956年，魯迅先生的獨子——周海嬰，在上海參加魯迅墳墓遷葬儀式，見到了作為魯迅紀念館館員的章貴，兩家人才再度聚首。

章貴的父親叫章啟生，便是《故鄉》中“水生”的原型，而他的祖父，自然便是那位鼎鼎大名的“閏土”了。

“閏土”這個名號的由來與魯迅先生寫的“閏月生的，五行缺土”大差不差，卻還有一個本名，為章運水。

其實，兩家人的因緣遠不止魯迅《故鄉》中書寫的那般，實際上要更親密些。

閏土的父親章福慶是個老實本分的農民，與妻阮太君育有二女一子。

有人稱阮夫人便是魯迅先生文章中數次提到的“長媽媽”，此猜測雖無根據，但她在周家打過長工卻是真事。

彼時章福慶雖然只是個家中有幾畝薄田的農民，但是好在為人踏實勤快，不錯的竹編手藝更讓他包攬了周家許多的活計。

夫妻二人帶著三個孩子，稱不上大富大貴，但生活水平也算中等，還有餘錢給閏土打上一個純銀的項圈。

1893年，魯迅的曾祖母去世，又正逢正月，周家一下子亂成了一鍋粥。

因辦事打雜的人手不足，於是頗受周家信任的章福慶帶來了自己的兒子——閏土。

那年的魯迅13歲，是個受過私塾教育的學生不假，但是男孩子該有的好奇心他可是半分沒少。

於是，周家最盼著閏土來的，就是周樹人了。

閏土15歲，從小在鄉下長大的他自然比不得大家門戶出身的魯迅，可那滿腹的捉鳥雀、撿貝殼、管西瓜的“本事”可讓年紀尚輕的魯迅羨慕極了。

現在想來，或許那稱不上悲劇的悲劇，從二人相遇之時便上演了。

兩個半大的男孩子在大人們的寒暄下都顯得過於拘謹，聚在一起後，話匣子隨著雙方的熟稔迅速開啟，組成了《故鄉》前半段的歡樂與嚮往。

那時周家朝中有人做官，在當地也是頗為顯赫的門戶。

未曾經歷人情冷暖的魯迅還不是那個尖銳毒舌的批判作家，閏土也不是那個混跡在社會最底層苦苦掙扎的莊稼漢。

離別時，這對少年一度依依不捨，彷彿與交往幾日的朋友分別算得上天大的悲事。

可再大的悲傷也會被時間沖淡，所有的人際交往都撐不住光陰的磋磨。

魯迅出外遊學，二人漸漸斷了聯絡，儘管長大後的閏土繼承了父親的勤快，依舊在周家做些短工。

時間與空間的阻斷，即便是魯迅也突破不了，於是在他心中，閏土依舊還是那個閏土。

回憶二人曾經相處時的愉悅時光，已經化名為“魯迅”的周先生似乎忘記了，他都早已被時代磋磨成了個憤世嫉俗的浪子，遑論閏土。

八國聯軍、《辛丑條約》、武昌起義、民國建立、復辟失敗、護法運動，這些在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事件，好像與閏土無絲毫關聯。

可是，興亡百姓皆苦，即便是歷史的一粒塵埃，也足以讓天下人蒙上一層無法洗去的灰敗。

1919年，魯迅回到家鄉，幫助母親整拾舊物，接家人前往北京置辦的一家屋子中居住，那座老宅子，則是被賣給了一位朱姓人家。

《故鄉》一文中，魯迅先生將此次搬家的故事進行了相當細緻的描寫，其中的主角，卻集中在了兩個人身上。

一位是“凸顴骨，薄嘴唇，五十歲上下”，像“畫圖儀器裡細腳伶仃的圓規”似的女人——楊二嫂。

魯迅對楊二嫂的描寫與另一位主角完全是天差地別，整篇文章卻充斥著一股詭異的相似感。

曾經的楊二嫂，是略施粉黛便能驚豔四方的豆腐西施，如今的她，卻小氣無能、貪小便宜，一副妥妥的小家做派。

一句“忘了？這真是貴人眼高……”將那個刻薄吝嗇的形象刻畫得淋漓盡致。

一位便是閏土。

閏土早已成了家，臉上的神色卻愈發灰滯。

魯迅叫他“閏土哥”，他叫魯迅“老爺”，時隔多年，二人的相處不再平等，至少魯迅覺得此次見面充滿了他最厭惡的那類氣息。

他們之間，如何能沒有隔膜呢。

彼時魯迅是新文化運動中鼎鼎大名的革命先鋒，任職於北京大學，追隨者甚眾，一月大洋幾百塊，即便生逢亂世，家中底蘊也足以橫掃底層大多民眾。

而閏土，

會撿貝殼、會抓鳥、能為人看管西瓜地，也能在月光下刺殺偷瓜的獾猹，可這有什麼用呢？

他生了5個孩子，繼承了父親的幾畝田地，一年到頭四處都在收租，兵匪野將的欺壓，都讓這個不過40歲的男人成了個人事都可欺壓的“木偶人”。

當然，他算不得最苦的人，家境放到那時，可打上“普通”二字。

但是世道艱難，普通的家境就意味著生存受限的危機。

閏土若是沒遇見魯迅，那這樣的悲劇在時代的大潮中也不過是極易被人忽視的一朵浪花，可人嘛，就怕對比，更怕被記錄。

因為這就證明會有無數人對他人的生活指指點點，不論是善意還是惡意，都在告訴那個人：

“你看看這個人，多慘呀！”

最可悲的是，這樣的悲劇，還會持續到下一代的身上。

閏土帶來的那個“黃瘦些，頸子上沒有銀圈”的孩子——水生，完全是閏土的翻版。

水生與魯迅的侄子宏兒交往甚歡，分別之時也曾如幾十年前的魯迅與閏土一般，戀戀不捨。

可他的命也不好，和閏土一樣不好。

閏土57那年離開了人世，走前經歷了旱災、賣地、生瘡，無錢醫治，受盡病痛折磨而亡。

水生繼承了父親的勤勞，也繼承了幾輩的貧窮。

偏僻的山村並沒有受到炮火的襲擊，他卻在艱難捱過戰爭的危機後，因為過度勞累，死在了一場肆虐大地的疫病中。

那年，章貴8歲。

父親水生去世後，他們一家孤兒寡母唯一的經濟來源——幾畝玉米地，被水災沖垮，妹妹同樣因為飢餓和無錢醫治的疾病去世。

冬去春來，時間按照既定流程按部就班的前進著，章貴一家卻被現實打擊的陷入沼澤地中，難以脫身。

他們僅剩的一家三口分隔三地，做保姆、做童工、做長工，不知道為什麼活著，卻看到每個人都在拼命活著。

一代接著一代的貧窮與疾病讓幼年的章貴變得堅韌上進，這不得不感激解放戰爭的勝利與時勢格局的變動。

新中國成立後，章貴一家終於得以脫離苦海，章貴卻滿心滿眼的苦澀。

做慣了長工，他無比羨慕書堂中的朗朗讀書聲。

“既然不打仗了，那自己是不是也可以上學了呢？”16歲的章貴不無希冀地想著。

要上學，要擺脫“文盲”的帽子，16歲才開蒙的章貴開始讀那些晦澀難懂的文書，記不住就大聲念，直到嗓子沙啞，說不出話來。

螢火之光不敢與皓月爭輝，可誰說星星之火不可燎原。

5年的時間，白天種地，夜晚上課，章貴從開始目不識丁的莊稼漢，慢慢變成了一位儘管稱不上博覽群書，也是頗具學識的文化人。

1954年2月，章貴被調到了魯迅紀念館。

魯迅紀念館是新中國成立後建立的第一個名人紀念館，初期場館便佔地4200平米以上，作為文學歷史上影響力巨大的文人，吸引了各國各行各業的人前來參觀。

作為魯迅相當著名的一篇文章，又被選入小學課本中的《故鄉》，“閏土”之名恐怕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雖然無緣得見閏土真人真容，但是當參觀者聽說其後人在館中工作時，各個都激動不已，想一窺章貴容貌。

初被調入紀念館時，章貴做的，只不過是館中的後勤工作，

可找來的參觀者多了，他也多了幾分內疚。

原因無他，只因為那些前來攀談的觀眾都是文化界或其他行業的佼佼人物，當他們帶著一張崇敬面孔，詢問一些關於魯迅的往日舊事之時，他竟感覺自己腦中空空，啞口無言。

“我不能讓遠道而來的學者們失望。”

章貴不知自己何時成為了魯迅紀念館的一張名片，他努力讓這張名片“活”過來，而非如場館中的擺件般，精美卻無絲毫生命力。

他開始拜讀魯迅文章，更加努力地汲取知識，慢慢地，對他人的疑問，他不再模糊不清，也能在無數學者文人面前侃侃而談。

那個終日在黑暗中追尋光芒的少年，終究也成為了別人眼中的光芒。

自1956年起，章貴開始在各個領域發表關於魯迅家鄉的生活舊習、魯迅著作的文學解析、魯迅本人的習慣日常分析。

幾十萬字的文章，其中遣詞造句十分講究，誰能想象到這出自極貧出身、16歲還大字不識一個的青年之手。

1976年，章貴還於魯迅逝世40週年之際被邀請前往日本，參觀訪問。

同行的，還有周海嬰等一眾魯迅直系親屬子女。

造化弄人四個字完全概括了命運的無常，誰能想象到，長達30幾年的空白期讓兩家人再無交集，卻在某個時間點彷彿從未斷交般的再續前緣。

這段彷彿上天註定般的緣分，讓人不由得想起魯迅先生在《故鄉》結尾說過的一段話：

“我竟與閏土隔絕到這地步了，但我們的後輩還是一氣，宏兒不是正在想念水生麼。”

“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

魯迅與閏土的年少情誼折斷於亂世砸下來的鍘刀下，宏兒與水生的幼年承諾夭折於橫跨江水的浪潮中。

只有章貴與周海嬰，結交於中年，卻終生都未曾斷了聯絡。

2011年4月7日，魯迅先生唯一的獨子周海嬰逝世於北京，聽聞這個訊息，章貴十分悲傷。

“因為他年紀比我大，他好像是個大哥哥一樣照顧小弟弟，有時候過馬路的時候他拉著我走，怕我撞到車上去了。”

已經退休許久的章貴直言，二人這麼多年來一直都以書信的方式互相聯絡，如今卻只能看著老友的筆跡寄念情思。

章貴還曾透露，二人就像兄弟一樣，一個住北京，一個住紹興，不論是外出遊玩還是回家省親，都必然要見面團聚。

因為出眾的能力與對魯迅文化知識的淵博，1982年，章貴被提拔為紹興魯迅紀念館的副館長，一當就是11年。

退休三年後，他在在紀念館旁邊的的賣紀念品和書籍的小鋪子，一週六天工作制，本身和老伴有不低的退休工資，在這個小鋪子工作完全是自得其樂。

（左）章貴

夫妻二人膝下有一兒一女，一個是幼師，一個是經濟師，算不得大富大貴，但是過的異常幸福，用章貴的話來說，那便是：

“比起我的祖父、父親他們，簡直是天堂般的生活。”

100年前，當魯迅先生在談及閏土之時，那句嘆息般的

“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完全不似魯迅的犀利文風。

那年，中國很亂、人民很苦、環境很差，站在某個高點的魯迅先生是否已經窺見了未來？或者，是否這只是一句希望。

夏目漱石說：“你不要說我喜歡你，你要說這夏夜的月色真美麗。”

章貴說：

“我的後代沒有再吃魯迅的飯，他們都在企業工作。”

浪漫與現實是永不可能交錯的一條線，兩相對比之下，一切，都來源於那個明月懸掛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