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三孩”生育政策出臺之後，長沙師範學院教授胡桂香在湖南沅江市草尾鎮西村進行了大約一個月的田野調查，她訪談了20位西村的農村育齡婦女，發現這些農村女性在面臨三孩生育抉擇時，很有可能從城鎮返鄉在農村當地生育，而丈夫為了維持多孩家庭生計，則仍然外出打工，農村女性不得不承擔大量子女照料的家庭勞務，成為“留守妻子”。
這一研究發表在《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上。2月23日經媒體援引報道後引發討論。
胡桂香在文章中稱，農村女性外出打工往往沒有固定的屬於個人的住房，沒有夠長的帶薪產假，沒有享受流入地的生育保險政策，在城市生育成本太高，在月子裡無人照顧等等，都使得懷孕婦女回家孕娩成為首選。
她認為，對於農村女性而言，外出打工最重要的一點是使她們能夠重回公共領域，提升經濟上的優勢，然而一旦生育尤其是多孩生育，她們就不得不撤回到家庭。
胡桂香認為，從家庭角度來說，撫養孩子所帶來的經濟壓力是首要因素，不管是農村還是城市，都會面臨相同的經濟問題。相比職業女性，農村婦女受到的影響更多。生育配套政策和公共服務應該要更加關注農村女性和農村家庭。
胡桂香此前在湖南女子學院任教，現在是長沙師範學院教授，湖南省婦女兒童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長期關注農村女性和生育政策。
胡桂香。
南都對話:
農村的三孩生育意願可能還沒有城市高
南都:你為什麼會想到去這個村做關於三孩生育意願的研究?
胡桂香:
我在研究中一直關注的問題就是計劃生育，從上個世紀50年代-80年代開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到後來生育政策的一次次調整，單獨二孩、雙獨二孩、全面兩孩到三孩生育政策我一直在關注。西村是我做研究的一個田野調查點，我所做的就是追蹤這個村裡的情況。我的視角是關注農村婦女，關注她們的想法，研究主要透過口述史料、問卷調查、實地走訪等形式蹲點開展。關於這個村三孩生育意願研究其實是這項研究的延續。
南都:你在研究中發現，生育使農村婦女不得不選擇成為留守妻子。怎麼來理解這個現象?為什麼她們會做出這個選擇?
胡桂香:
這其實是一種無奈。這個現象其實應該這樣看，當農村婦女面臨這種處境以及這種處境下的這些問題的時候，她可能就不會考慮去生三孩。即使她們有生孩子的意願，可能也不會付諸行動。
農村很多年輕人在外地打工，不僅是男性外出打工，很多女性也外出打工，或者是夫妻一起出去。當這些女性要生育時，這些女性通常會回到村裡。現在，如果是要生三孩，這種“返鄉生育”的情況可能更普遍。一孩家裡可能幫忙帶，二孩可能也勉強可以交給留守老人，但是三孩的話，這些女性很有可能就得自己回家鄉了。很多農村女性的工作本身就不是穩定的崗位，更多是靈活就業，這類人群在生育時，放棄了本來的工作，回到農村，配偶可能為了維持經濟，就選擇外出，這是農村家庭的一種無奈，也是農村女性在做三孩生育抉擇時的一個主要的顧慮。
南都:在訪談中有沒有女性選擇不回農村，仍然在城市生育、養育孩子的?
胡桂香:
也有，這些仍然留在城裡的女性通常覺得自己目前的工作待遇還不錯，企業也會有產假等一些最基本的待遇保障。她們在前期打下了一定的經濟基礎。這種情況下，這些女性可能就會在城裡完成生育。但這類家庭目前在我所調查的西村，不是普遍的情況，而且這些家庭也會在未來面臨孩子上學等各種問題。
南都:我看到你在西村的研究中，這些農村女性生育多孩的意願很低。
胡桂香:
我個人的感覺，農村的三孩生育意願可能還沒有城市高，因為她們面臨的生育帶來的問題可能要更多。生育配套的一些社會政策考慮的更多是城市的婦女，特別是有單位的女職工，比如法定的產假、以及用人單位提供的各種補助等，農村女性享有的這類保障措施是比較少的。但是不要忽視了，農村婦女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群體，可以說，她們是當前生育的主力軍。
南都:西村的這些女性是真的不想生，還是迫於各種條件決定不生?
胡桂香:
我覺得都有。目前處於育齡的人群基本上都是80後、90後，很多人可能自己也是獨生子女，也感受到了獨生子女面臨的養育後代、照料父母的壓力，他們自身的生育觀念也一定在跟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當然，農村女性在生育時享受到的各類保障不足，也影響他們的生育意願。
2月8日，村民在康樂縣一家鄉村就業工廠電子器件生產線上工作。村辦企業為留守婦女提供了就業崗位。 新華社發
生育政策缺乏對
農村女性關注
南都:社會政策在關注生育時，是否缺少對農村女性這一群體的關注?
胡桂香:
沒錯。其實農村女性在生育時的顧慮是很多的，有的問題放在不同的城鄉環境裡去看，也會有所不同。
比如，農村各類的配套設施都和城市有很大差距。我所調查的西村邊上的另一個村，受獨生子女政策的影響，生源不夠，小學與初中都撤銷了，目前沒有小學，沒有初中，也沒有幼兒園。家長們要商量包車上學，也有的家長要到當地鄉鎮去租房陪讀，一年的開支其實很大。此外，農村的小孩托幼與教育問題比城市更為困難。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尚不完善，教學質量也不如城市。
南都:很多人在說要給生育的女性減稅，或者將0-3歲嬰幼兒的養育費用納入個人所得稅的附加扣除，這些政策也難以覆蓋到農村女性?
胡桂香:
此類政策考慮的還是城市有穩定職業的女性，我覺得跟農村婦女關係不大。農村女性通常沒有穩定就業，很多人的收入還達不到繳納個稅的起點。從我瞭解到的情況看，他們如果在當地市區工作，工資就只有2000多元；如果是在大城市打工，工資一般只有4000多元。
南都:從訪談的情況看，農村女性需要什麼樣的生育保障呢?
胡桂香:
在訪談中，我其實不太會去問她們，“你們需要什麼樣的保障制度？”很多人對生育保障制度也不一定有概念，但是我們會聊到，比如說產檢一般去做什麼？會做多少次產檢？會不會有報銷？生產的時候有沒有報銷？她們會說，產檢很貴，不會經常去做，這些資訊其實也從側面提示了我們應該給予農村女性哪些更好的服務和支援。
如果我們可以向她們提供免費的產檢，就在某種程度上減少了她們的一種顧慮。從長遠看，我還覺得要讓她們納入生育保險的覆蓋範圍，生育保險不是隻有生育醫療報銷這樣一個功能，她們不應該因為生育被剝奪勞動的權利。
在遼陽縣壯大畜牧養殖專業合作社，女工人在收集分揀鵪鶉蛋。新華社發
“夫出妻守”模式損害了女性經濟權益
南都:農村的公共服務短板問題在“三孩時代”會更加暴露出來?
胡桂香
：我自己是職業婦女，在學校教書，在做這個研究過程中，我發現農村婦女的生育保障其實比職業婦女要弱很多。
一些農村婦女可能對這個問題還沒有概念，她們可能覺得自己沒有產假，可以回到農村，可以休息很長一段時間，好像是一直在休產假。職業婦女有產假、有生育保險等，這些都是農村婦女缺少的保障。有產假，實際上意味著婦女至少可以在生育後回到工作崗位上。
南都:在農村，“男性外出打工，女性留守家庭”這種養育模式可能在三孩政策下被強化和突出，這個問題的背後其實是家庭承擔了過重的育兒負擔，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都是如此，而農村的生育保障不足，家庭的壓力和負擔就顯得更重?
胡桂香:
實施三孩生育政策，如果沒有針對農村婦女這個人群的特別有針對性的支援性措施，可能就會導致家庭選擇這種“夫出妻守”的模式，而這實際上更多損害了女性的經濟權益。
在農村，受到傳統性別的勞動分工的影響，女性的這些情感勞動、家務勞動的付出不僅得不到男性的重視，男人們也認為這是女人們應該做的事情，是一種無報酬的勞動。如果男性沒有建立性別平等的觀念，認為自己是養家餬口的人，看不到女性的付出，那這就可能會造成女性在家庭中的劣勢處境，無疑也會影響她們的生育意願。在訪談中，很多女性在留守農村時要向在外打工的丈夫要錢，一些丈夫會無條件地給她生活費用，但不是所有人都是這樣。
2月14日，甘肅省隴南市文縣中廟鎮聯豐村村民在栽植茶樹。新華社發
政策制定者應看到這個人群
南都:您訪談的女性對於自己個人的發展有怎麼樣的期待?
胡桂香:
我的感覺是她們有一種無奈或者茫然。在個人發展上她們不一定有自己的規劃，在外打工至少自己有一份相對穩定的收入，但如果要生育特別是生育兩三個孩子，那麼就不得不迴歸家庭。她們更多考慮當下吧。
南都:我注意到，你的研究關注到很多微觀層面的問題，比如生育對家庭夫妻關係、婆媳關係的影響。比如，你發現，三孩生育政策讓農村女性面臨更多來自婆婆的壓力。而“夫出妻守”的模式讓夫妻關係遭遇挑戰。
胡桂香:
我在做性別研究時，會立足於女性的視角，在我看來，這些女性是活生生的人，她們有自己真實的感受，當政策的實施影響到她們，我們應該去嘗試看到她們真實的想法。
南都:你有沒有了解過，這個村子的樣本背後真實的群體究竟有多大呢?
胡桂香:
我以前在做博士論文時也有這個困惑，這個村子的代表性有多大呢？我導師當時對我說，你不要有野心，你代表不了誰，你就代表這個村，你所展現的就是這個村子裡的女性。如果有人發現和這個村子相似的情況，引發一些思考的時候，這個研究的目的就達到了。
現在這個研究就還做得不夠深入，政策實施時間也不長，我想把這些農村女性的想法展示出來，也希望各個層面的政策制定者看到並考慮，如何去除這部分女性的顧慮。
南都:接下來還會繼續做跟蹤研究?
胡桂香:
是的，我做這個研究是在2021年七八月份，政策剛出臺沒有多久，這個時候去問她們是否願意生三孩，很多人是不願意的，家庭的生育決策會有一個過程。未來配套措施如果到位，她們的想法也可能會有變化。接下來是否會有一些變化，還需要做跟蹤調查。
採寫：南都記者 吳斌 發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