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28日，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編室正在為一本名為《歐洲之門：烏克蘭2000年史》的圖書制定新一輪營銷方案，原因是這本出版於3年前的圖書突然銷量暴增乃至脫銷，使得出版社不得不聯絡印刷廠緊急加印。這本“舊書”突然成為架上暢銷，並一書難求，其實原因並非太令人意外。因為4天前，2月24日，烏克蘭與俄羅斯正式開戰，成為全球密切關注的焦點。

短短4天，“舊書”《歐洲之門》脫銷

烏克蘭危機的起因是什麼？歷史在這一系列事件中扮演了何種角色？是什麼讓烏克蘭人不同於俄羅斯人？克里米亞和烏克蘭東部到底應該屬於誰？為何烏克蘭採取的行動會造成巨大的國際震動？近年來，這些問題被一再提出，理應得到全面的解答。

“要理解當今烏克蘭局勢及其對世界的衝擊背後的各種趨勢，我們需要對這些問題的根源進行考察。我寫作這本書，正是希望歷史能為我們提供對當下的洞見，進而影響未來。”作為哈佛大學烏克蘭史教授、哈佛烏克蘭研究院院長，浦洛基生於俄羅斯，成長於烏克蘭，在歐洲、北美治學數十年，專攻東歐思想、文化、國際關係史，著有《雅爾塔：改變世界格局的八天》《大國的崩潰：蘇聯解體的臺前幕後》《切爾諾貝利：一場核災難的歷史》等十餘部專著，所獲眾多獎項包括美國烏克蘭研究學會著作獎、表彰俄羅斯思想文化史佳作的新歷史獎，以及非虛構類兩大標杆獎項萊昂內爾·蓋爾伯獎與貝利·吉福德獎。1986年烏克蘭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發生的時候，他就在500千米外的大學教書。無論是從個人經歷還是從學術高度看，浦洛基都極有資格書寫這樣一部通史。多重身份使他善於運用跨文明的眼光，聚焦文明碰撞的視角分析烏克蘭當下面臨的困境及其歷史根源。如今，當烏克蘭大地再次動盪的時候，他向歷史尋求對當下的洞見，以史學家的縝密和慎重，寫下故國兩千年的歷史。

在電商亞馬遜網站的“俄羅斯歷史”分割槽，該書的英文版《TheGatesofEurope：AHistoryofUkraine》目前高居銷售榜第一。中國讀者同樣對此書充滿興趣。中信出版社·新思文化的營銷編輯表示，烏俄之戰爆發短短4天之內，《歐洲之門》一書預售了4000多冊，各電商目前處於斷貨狀態，出版社也從開始緊急加印19000冊左右，正等待入庫。

或許這正說明，在複雜的國際軍事政治博弈之外，對於遠離衝突地點的人們來說，閱讀成為了解世界衝突的一種方式。無論是預測當今烏克蘭危機的結局及其長遠影響，還是預測作為一個國家的烏克蘭的將來，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將是十分困難的。然而在歷史中漫遊仍有助於我們從每日新聞的密集轟炸中找到意義所在，並能讓我們在面對事件時深思熟慮，從而改變事件的後果。

不用概念來曲解過去的歷史

本書書名中的“歐洲之門”當然是一個隱喻，但這樣的命名並非無關緊要，也不僅僅只是一種營銷的手段。歐洲在烏克蘭歷史中有著重要的地位，而烏克蘭在歐洲歷史上同樣如此。

烏克蘭地處歐亞之間，是東方和西方間的門戶。這片土地是遊牧與定居、東方與西方、帝國與帝國間的接觸點，是不斷變動的邊界相互作用的產物。斯基泰人、薩爾馬提亞人、斯拉夫人、維京人、蒙古人、土耳其人曾在這裡留下足跡，從古到今的帝國在此談判，也爭奪這裡的土地和財富。歷史往往從大國、勝者的角度書寫，而通覽“歐洲之門”的歷史，能脫離以某個東方或西方大國為依歸的觀念，用邊境之地的視角，重新審視帝國的起落和東西方的相遇。

烏克蘭地處歐亞大草原的西緣，許多個世紀以來都是通往歐洲的門戶。在某些時代，戰爭和衝突會導致“門戶”的關閉，此時烏克蘭就是阻擋東來或西來侵略者的一道屏障。而在烏克蘭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裡，門戶是開放的，此時的烏克蘭就成為歐洲和亞洲之間的橋樑，促進著民族、商品和思想的交流。

在漫長的歲月中，烏克蘭也充當了各大帝國——從羅馬帝國到奧斯曼帝國，從哈布斯堡王朝到羅曼諾夫王朝——的談判地點（以及戰場）。在18世紀，烏克蘭被聖彼得堡、維也納、華沙和伊斯坦布林輪流統治。到了19世紀，烏克蘭的統治者就只剩下了前兩個。20世紀上半葉，莫斯科成為大部分烏克蘭土地上唯一的最高統治者。每個帝國都對烏克蘭的土地和財富提出要求，在這片土地和這裡的人群特徵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記，同時也幫助塑造了烏克蘭獨特的邊境身份和民族氣質。

少有的完整烏克蘭通史，瞭解烏克蘭“之門”

第一位記錄烏克蘭的歷史學家正是“歷史之父”希羅多德。通常，只有地中海世界的國家和民族才有資格得到這位“歷史之父”的書寫。烏克蘭是一片由草原、山地和森林組成的地區，位於被古希臘人稱為Pontoseuxeinos（意為“好客之海”）的黑海之北，正是當時地中海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它的重要性又與眾不同。希羅多德的世界以古希臘各城邦為中心，向南延伸到埃及，向北延伸到克里米亞和黑海大草原。如果說埃及是上古文化和哲學的王國，值得研究和模仿的話，那麼今日烏克蘭所在的這片土地則是典型的邊境地帶，是希臘文明與其野蠻對立面的碰撞之地。這裡是後來被稱為“西方世界”的政治文化圈的第一道邊界，是西方藉以定義自身和他者的起始界線。

在《歷史》中，希羅多德不遺餘力講述了他所知道和聽說過的關於斯基泰人的土地、風俗和社會等的一切。他雖然周遊列國，卻從未親自踏上這片土地，因此似乎不得不依賴別人講述的故事。然而他對斯基泰人統治下的土地和人民的描述備極詳盡，讓他不僅成為第一位關注烏克蘭的歷史學家，也成為第一位關注烏克蘭的地理學家和民族誌學者。

希羅多德發現，第聶伯河兩岸是全世界最豐饒的土地之一，他在《歷史》中寫道：“就我看來，作為斯基泰諸河中的第二大河，包律司忒涅斯河不僅在此地諸河流中最有價值、最為富饒，在全世界也是如此，僅次於那獨一無二的尼羅河。它帶來了最豐美的草地以及無論數量和品質都遠超其他河流的魚群，還有最甘美的飲水——它的河水清澈晶亮，而此地其他河流的水卻甚是汙濁。包律司忒涅斯河兩岸種植的作物別處無可比擬，而在這裡還沒有開墾的地方，則生長著全世界最好的青草。”

這恰切的描述，使得第聶伯河盆地的黑土至今仍被視為全球最肥沃的土地之一，為烏克蘭贏得了“歐洲麵包籃”的稱號。

在公元前的最後幾個世紀裡，古希臘人與烏克蘭草原居民之間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由貿易和文化交流決定，然而公元1世紀的羅馬人除了貿易與戰爭雙管齊下之外別無選擇。到了公元4世紀，隨著在舊史學中被稱為“蠻族入侵”、在現代被稱為“遷徙時期”的時代到來，羅馬人與草原居民之間的關係多數時候更近乎戰爭狀態。在這個時代裡，來自亞歐大陸和東歐地區的人口和部族大規模流向歐洲中部和西部，最終在5世紀下半葉讓羅馬帝國在“蠻族”的壓力下崩潰。雖然受到削弱，但史稱拜占庭的東羅馬帝國仍在草原遊牧部落和隨之而來的北方農耕民族的攻擊下得以倖存，直到15世紀中葉。

烏克蘭在戲劇性的遷徙浪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場導致西羅馬帝國衰亡的入侵的一些關鍵參與者曾在這裡生活或從這裡經過，其中有哥特人和匈人，遷徙浪潮終結了伊朗遊牧部族長久以來對黑海大草原的控制。遷徙浪潮的參與者都到過烏克蘭，一度停留下來統治這裡的草原，最終也都離開了。然而另一個被遷徙浪潮的湧動推到前臺的族群卻拒絕離開。這是一個在語言和文化上被定義為斯拉夫人的部落集團，各自擁有不同的政治組織方式。斯拉夫語言的印歐語系根源說明他們在公元前7000年到前3000年之間從東方進入歐洲，並在東歐定居下來，遠遠早於希羅多德第一次對這個地區及其居民做出描述的時間。他們把黑海大草原以北的森林地帶視為自己的家園，在其早期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不為地中海學者們所知。

本書在“長時段”尺度上呈現烏克蘭歷史，內容起自希羅多德時代，終於蘇聯的解體和當下的俄烏衝突。烏克蘭和法國國土面積差不多大小，現擁有接近4600萬人口，其歷史上的過客更是數以億計。如何才能將它超過千年的歷史濃縮到短短數百頁的篇幅之內？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有所取捨，這也是歷史學家的一貫做法。然而歷史學家們採用的方法各不相同。現代烏克蘭史學的奠基者米哈伊洛·赫魯舍夫斯基將他的研究主題視為一個起自渺茫遠古並歷經繁榮、衰落和復興的民族的歷史，其復興的頂點則是烏克蘭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之後的創生。赫魯舍夫斯基的學生們側重烏克蘭國家的歷史；蘇聯歷史學家將烏克蘭歷史描述為一部階級鬥爭史；一些西方作者強調烏克蘭的多族群特徵；而到了今天，越來越多的學者則轉向了跨民族研究。這些後起寫作潮流對烏克蘭和其他民族歷史的處理方式對作者浦洛基的歷史敘事有所影響。“我所提出的問題都是當代主義的，對此我並不避諱，但我也力爭不用現代的身份認同、歸屬、觀念、動機和情感等概念來曲解過去的歷史。”浦洛基如是說。

“不講述烏克蘭各地區的故事就無法講述整個烏克蘭的歷史”

《歐洲之門》雖為理解當下政治危機的動機所驅動，卻是著眼於2000年這樣一個長時段的完整歷史。因為作者浦洛基認為，要理解當今烏克蘭局勢及其對世界的衝擊，就需要對這些問題的根源進行考察，也就是從烏克蘭邊境身份、民族身份的起源和發展開始考察。雖然一時一地的政治過程很重要，但地理、生態和文化是更持久的因素，長期而言有更大的影響。正是透過從希羅多德時代至今的長時段考察，浦洛基回溯了定居人口與遊牧人口的相遇，以及存續至今的歐洲東西部政治文化差異。

民族概念是本書的重要分析範疇和敘事要素，卻並非全部。它與變動不居的歐洲概念一起界定了這一敘事的性質。本書講述的烏克蘭歷史的地理邊界是由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早期的民族誌學者和地圖繪製者確定的，常與當今烏克蘭國家的邊界重合，但並非一直如此。從中世紀基輔人國家直到現代民族主義興起，各種觀念和身份概念將這些土地聯絡在一起。本書追隨這些觀念和概念的發展脈絡，解釋現代烏克蘭國家及其政治民族的起源。在這一過程中，本書將烏克蘭族視為烏克蘭人口構成中最大的民族，也將之視為現代烏克蘭民族和國家創生的主要驅動力，但也沒有忽視烏克蘭的少數族群，尤其是波蘭人、猶太人和俄羅斯人，並認為多族群、多文化的現代烏克蘭民族尚在形成之中。烏克蘭文化向來都與其他文化共享生存空間，在其早期更是在“他者”的夾縫中生存。烏克蘭社會擁有跨越內部及外部邊界並獲取這些邊界所創造的身份的能力，這種能力構成了本書所呈現的烏克蘭歷史的主要特徵。

“不講述烏克蘭各地區的故事，就無法講述整個烏克蘭的歷史。”許多個世紀以來，一系列獨特的文化特徵在這兩條邊界的移動中產生，併成為當代烏克蘭身份的基礎。邊界移動造成的文化與社會空間從來不是同質化的。作為國家與帝國的疆界在由烏克蘭族群邊界所確定的土地上移動。各不相同的文化空間在這樣的移動中被創造出來，成為烏克蘭各地區的基礎。

外部和內部的政治過程可以為歷史敘述提供一個很方便的框架，然而在本書的寫作中，地理、生態和文化是更為持久的元素。從“長時段”文化趨勢的角度來看，當代烏克蘭是兩條移動中的邊界相互作用的產物。一條邊界由歐亞大草原和東歐稀樹草原的分界線確定，另一條則由東方基督教和西方基督教的分界線確定。第一條邊界還是定居人口與遊牧人口之間的分界線，並最終將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教世界分隔開來。第二條則要回溯到羅馬和君士坦丁堡對羅馬帝國的分裂，是存續至今的歐洲東部和西部政治文化差異的標誌。

面對當前圍繞烏克蘭的動盪，浦洛基採用著眼當下的明晰寫法，使《歐洲之門》成為學者、決策者、大眾理解衝突、做出決策的重要參考。這部罕有的烏克蘭通史“縝密、慎重，卻充滿熱情”（哈佛大學教授葉禮庭語），《耶路撒冷三千年》作者西蒙·蒙蒂菲奧裡稱之為“瞭解今日俄羅斯和烏克蘭的不可少讀物”，英國《經濟學人》贊其為“可佩的烏克蘭新史”，美國《外交事務》雜誌更稱之為“瞭解烏克蘭歷史與現狀的重要指南”。

撰文/瀟湘晨報記者儲文靜 實習生羅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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