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談新作《中文桃李》:我就是書中的汪老師

梁曉聲先生不僅是著名作家,還任教於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是一位非常負責且有情懷的中文系老師,時常回想起校園生活,關心學生的職業和家庭。最近,他新出版了《中文桃李》一書。梁曉聲說,每個老師都希望自己的學生幸福,這本書就是為學生們創作的,希望中文專業使他們終身受益,這也是書名的意義所在。

梁曉聲談新作《中文桃李》:我就是書中的汪老師

“我就是書中的汪老師”

《中文桃李》講的是兩位中文系畢業的80後學生在情感上相愛相殺、在學業上從困惑到領悟真諦、在職場上從跌跌撞撞到漸入佳境的故事。小說中有位姓汪的中文系老師,有著“有趣的靈魂”,上課時並不分析文學作品本身,而是引導學生們討論一些問題,比如,《賣火柴的小女孩》對人類社會的進步有意義嗎?——汪老師告訴學生,孩子讀過《賣火柴的小女孩》,同情的種子就會在心裡發芽,隨著長大又讀過《快樂王子》《苔絲》《悲慘世界》,“那麼如果他成為警長,也許就不會是沙威;成議員,也許會特別重視慈善工作,使賣火柴、賣花的無家可歸的男孩女孩受到關愛而不再被凍死……是的,我認為文學確曾起到過這麼一點兒促使社會進步的微不足道的作用,一點兒一點兒地,一百年一百年地影響著世道人心”。

梁曉聲說,汪老師就是他自己,這些課上的話就是他在語言大學教書時的原音重現。他說,“高中文化水平的學生,幾乎沒有讀不懂的現代小說,只不過是有不同的懂法。因此我覺得,最好的上課方式是透過讓學生讀一部文學作品來引發他們思考,這些思考性的話題及其延伸的討論才是最有價值的。比如跟學生討論《賣火柴的小女孩》是寫給誰看的、《安徒生童話》中的《海的女兒》和《聊齋志異》中的《王六郎》有怎樣的共鳴……這些討論和思考才是學中文的意義。”

梁曉聲深感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中文系經歷了從繁榮到衰落的過程,自己的學生也在學業及職場中面臨困惑與困境。他說,他在北京語言大學教中文的這些年,繁榮期時來上大課的人有200多,但到了衰落期,不但上課人少,而且男生尤其少,最少的時候只有兩三個男生。“如果男生又很內向不發言,那導致聽到的討論之聲都是同一性別的觀點,這對討論本身是一種遺憾。我們在討論問題的時候,常常說要有種種聲音不同的觀點,其中就包括一點——性別,男人怎麼看,女人怎麼看,這個碰撞也是很有意義的。”

學生們畢業時,梁曉聲看到,除了中文專業本身就不對應高薪工作,甚至由於文學已經日益邊緣化,畢業生們連找到對口的工作都費勁,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維持生計舉步維艱。但梁曉聲說,一方面,文學被邊緣化的情況在當下有所好轉,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認識到在中文系獲得的認知和理解能力也是一種能力。“我們談到文學,說它影響我們、陶冶我們等,其實它也同樣可以應用到從業上。有了這種‘從業能力’之後,我們還要看到社會是怎麼檢驗自己這種能力、自己是怎樣應用這種能力,以及應用過程中所面臨哪些困惑和我們是怎樣思考的。”

不久前,梁曉聲做一檔讀書節目的時候,和他一起交流的幾位80後朋友都是中文系的,其中一位既是雜誌編輯又是作家,還考察了北京各個街道的歷史,成為目前北京文史方面最年輕的學者之一。這說明學中文完全可以獲得出色的“從業能力”。在《中文桃李》中,梁曉聲也設計讓男主人公曆經波折,最終憑藉中文能力成功獲得了在電視臺工作的機會。

唯有書籍的能量不可壟斷

《中文桃李》裡的女主人公說,生活可以分為歌類的、詩類的、散文類的、報告文學類的、史詩類的,而她最後選擇的是報告文學式的生活。這其實也是梁曉聲自己的生活方式。

梁曉聲說:“這是我作為過來人的想法。我沒經歷過詩一樣的人生,甚至壓根就沒那樣想過。我可能從少年時期就註定了這輩子是報告文學,是寫實的,來不得半點的浪漫、抽象、虛假。當時家裡很困難,父親在外省,母親體弱多病卻撐起來這個家,還有一個生病的哥哥,其他一無所有。所以我非常贊同女主,她是菜農的女兒,因此她的人生也是註定了是報告文學。”

但他又說,大部分普通人,都是沒有資源的,沒有顯赫的家庭背景,也沒有大筆遺產可以繼承。但是,“有一種絕好的東西,可以超過任何一種家族財富,也能留給絕大多數平凡普通人家的兒女,就是書籍,這是任何個人、家族都無法壟斷的。普通家庭的兒女,也能從先人留下書籍的文化源流中獲取力量,一代一代就會成長起來。很多作家都是這樣成長出來的,雖然在17、18世紀文化啟蒙的時候,作家是貴族行業,但是到後來迴歸到平民,平民中也能產生作家、學者、教授。所以書是屬於我們的,只看你讀到什麼程度。”說到這裡,梁曉聲笑著加了一句:“當然還有一個方法——要遇到我這樣的老師,應該受益會多一點。”

梁曉聲說,他已經70多歲了,走過這麼長的人生之後,總會思考,人這一生到底在追求什麼,什麼是最主要的?想來想去,除了真善美,其他確實是過眼煙雲。“雪花飛得很高,實際人生不是這樣的,我覺得在自己快要融化的情況下看看還能做點什麼事。”為自己的學生寫一本書是他的心願,這也是他用第一人稱寫《中文桃李》的原因,覺得這樣寫特別親切。“我有時也會沾沾自喜,雖然70多歲了,寫年輕人的愛情也還可以信手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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