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超，被遺忘在了20世紀。
唯有人們爭議起城鄉關係，他作為倡導工業化、城市化的早期人物，其人名才可能會被提出來。他的“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這一基本主張曾經形單影隻，在中國過去三四十年卻越發顯示其罕見的前瞻性。到這時，我們或許發現，吳景超似乎是同時代人，但深究下去，他的問題意識和關懷又與陷入技術泥潭的、或站在道德和智識高地的那種社會科學家大為不同，依然是異代人。
用“著述頗豐”這句俗話來形容吳景超的學術人生是恰當的，遺憾的是，縱然是唯一還在出版他作品的商務印書館，其實也缺乏比較完整的整理和出版。他的許多文章仍散落於發黃的舊書報刊。
以下，介紹現今市面上有的其中三本。
本文出自2023年1月20日新京報書評週刊專題《吳景超先生，久違了》。
「主題」B01丨久違了，吳景超先生
「主題」B02-03丨異代人，或同代人
「主題」B04丨以敘述始，以解釋終
「主題」B05丨虛擬對話吳景超：報刊上的社會學家
「文學」B06-07丨《成為小王子》：生活在一個有聖-埃克蘇佩裡的世界裡，是值得的
「文學」B08丨《南雁園的星空》：異質的詩歌史想象與女性詩人
《唐人街》
《唐人街：共生與同化》（完稿於1928年）
譯者：遊寶諒 等
版本：商務印書館
2022年10月
《唐人街：共生與同化》完稿於1928年，是吳景超在芝加哥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系的博士學位論文，原為英文，其影印本在1985年由袁方（社會學家，1918年-2000年）取得並帶回，遊寶諒、築生等翻譯，於1991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此為商務印書館的再版。
顧名思義，這是一本移民研究之作。19世紀下半葉，中國人第一次與美國人和其他移民大面積接觸，在商業和工業中頻繁會合，最終在舊金山、紐約、芝加哥等城市形成唐人街。受當時芝加哥社會學派研究的影響，吳景超對城市的理解尤其強調觀察市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網路。作為中國早期接受專業學科訓練的博士生，吳景超在他的學科“社會學”之下學習和思考，接受了這一學科關注社會事實而剋制價值判斷的標準，而種族問題是諸多問題中最可能意識形態化的選題之一。不帶偏見地討論這一問題絕非易事，甚至是不可能之事。吳景超從當時的審判檔案、報刊資料、遊記作家和傳教士等人的文字中呈現了這其中的複雜性。比如，在國內，國人對外國人“洋鬼子”這一叫法有著特定的民族情緒，在美國，初期的華人多是商人，被推崇為唯有德意志人可比肩的人群，而隨著華人越來越多的進入，開始遭遇強烈的歧視，不公平事件時有發生。在這部分，他將美國社會排華、支援華人雙方的對立觀點原原本本呈現出來，還原19世紀末的激辯現場。吳景超帶著他的社會學視角，認為公共輿論無法展示社會事實，用他的話說“探求真理不是公眾輿論的職責，而是科學的職能”。他從城市經濟和勞動分工等因素解釋了雙方態度的經濟和社會理由，而這顯然不是公共輿論的思考方式，因此社會事實改變不了偏見。當社會事實發生改變之時，人們的態度才可能調整，譬如到了吳景超本人在美國讀書的20世紀20年代，此時華人數量不再像此前那樣集中了，分散在多個城市。
對唐人街和華人生活的分析是這本書的精彩之處。這既包括吳景超對報紙（如芝加哥的《工商月報》）、中文學校、娛樂中心、同業公會的描述，也包括對幫會的理解。在此，不妨摘抄一句：“只是在賭博遇到禁止，而賭博的慾望並不因禁止而消失時，才具有闡釋幫會的條件。”他對妓女的解釋也使用了同一種方法。當時，有不少女性被販賣或被欺騙至美國各城市，被囚禁，賣身謀生，而傳道會救濟所則希望把她們從悲慘的境地拯救出來，一個老鴇對此是畏懼的，因為傳道會有法律支援，此時，幫會就扮演起了罪惡的保險公司的角色。故而，他認為，“這類罪惡本身的存在並不需要幫會，但是當這類罪惡受到攻擊，它的利益受到威脅時，總會有某種組織出來行使這種職能”。而這些才是幫會之所以頑固存在的社會條件。他的理解多少都帶有一些功能主義的理性色彩，但是在那個年代，他已經做到摒棄道德判斷去描述社會在發生什麼、為何發生了。這當然不是說他不關心道德，實際上他本人在道德和文化上是保守的，與其同時代許多激進的人大為不同。他所做的只是——就如涂爾幹等人說的——把社會事實作為“物”來考察，往這個方向多靠近一點。
吳景超最終把華人置於全球移民範圍內比較，尋找異同。不斷把問題往更大層面推進是他在論述諸多問題時的方法，也因此，他關於移民的都市研究並不限於中層的或微觀層面，這也是他與芝加哥社會學派的不同之處。他的都市研究指向更大的問題意識，尤其表現在文集《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之中。
《第四種國家的出路》
《第四種國家的出路》（初版於1937年）
版本：商務印書館
2017年12月
《第四種國家的出路》由商務印書館初次出版於1937年，2008年，該社出版了《第四種國家的出路：吳景超文集》，在初版的基礎上增補了下篇“社會與制度評論補編”。這也是今天的讀者比較熟悉的一版。2010年，商務印書館將《第四種國家的出路》列入“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再版，繼續補充了5篇文章。2017年，商務印書館在建館120週年之時出版了《第四種國家的出路》紀念版，而這也是讀者目前讀到的新近版本。
站在20世紀20、30年代這個異常艱難的時期，吳景超和他的無數學界同行、仁人志士一道注意到了當時中國農村所處的境地。他在《第四種國家的出路》收錄的《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一文開篇即言，“農村破產”已經成為那個年代公認的社會事實。當然，若今人以反思的文化眼光審視“破產”這一概念，我們會發現它似乎是諸如“西方-中國”、“現代-傳統”和“先進-落後”等二元結構性思維的某種產物，過去的農村到了此時突然被定義為有缺陷的。如此審視，毫無疑問抽離了歷史。那代知識人在農村目睹到的貧困、疾弱，甚至晏陽初等鄉村建設運動參與者描述的刺眼的“愚”，是他們在比較中外、城鄉後的真實感受，問題在於理解的方法和問題的解決之道。有的投身於農村改造運動，有的認為城市剝奪了農村，要還農村以本來樣貌，而吳景超則毫不客氣地批判了這些浪漫主義的運動派、懷舊派。
他在《世界上的四種國家》這一篇文章中對國家的經濟型別作了一種分類。其方法是以“人口密度”和“在農業中謀生的人口占比”為橫縱座標，作交叉分類，把世界上的國家歸為四類。“四種國家”之說就由此而來。第一種是人口密度高，但農業從業者佔比低的國家，如英國、德國；第二種是人口密度低，農業從業者佔比也比較低的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第三種是人口密度低，但是農業從業者佔比卻十分高，如俄國；第四種則是人口密度和農村從業人員佔比都極高，人們集中在土地耕種，靠天吃飯，一年收成除了稅，只可勉強維繫基本生活需求，一旦遇上災荒之年，就不幸受苦受難。按照這一分類，中國屬於第四種國家，人口過多，而人力未盡。
吳景超從可耕地、煤礦等自然資源的人均佔有率，生產技術的使用、分配製度和人口數量等方面描述了中國何以是第四種國家的經濟依據。故此，出路是改良生產技術、調整分配製度、降低人口。他關心農民的生計，包括佃農如何轉變為自耕農等根本性問題。不過，他的思路並不是充當“專家”的角色去拯救或改造農村。在其整個思考中，技術、制度和人口等諸多問題得到改變的基礎是工業化，解放農業人口而增加其他行業的勞動者數量，在都市的發展過程中，農村依靠勞動力輸出和物資輸入得到改善。所以，他接著提出了興辦工業、發展交通、擴充金融機關等途徑。他對城鄉的關係不是作折中處理，而是毫不含糊地主張第一要義是工業化。當時，這在農村建設運動、批判城市剝削農村等論說面前是缺乏革命性的，在文化和道德層面也並不具備多少論說優勢。
《都市意識與國家前途》
《都市意識與國家前途》（新整理文集）
編者：呂文浩
版本：商務印書館
2020年8月
吳景超本人並沒有出版過一本叫《都市意識與國家前途》的文集，這本書由從事社會史和思想史研究的學者呂文浩選編。作為吳景超作品唯一的“出版專業戶”，商務印書館在2020年把《都市意識與國家前途》納入其“碎金文叢”，從這套文叢的出版說明“意在輯零碎而顯真知”中可見，整理的大多是短小的、有見地的文章。
“都市意識”和“國家前途”兩個關鍵詞確實了抓住了吳景超一生之思的特徵。他批評城市管理者缺乏“都市意識”，對天津、上海、漢口等各個都市的經濟輻射範圍有多大，邊界在哪，是不曉得的。若是對此一無所知，就無法全力經營都市。唯有具備了“都市意識”，並據此去努力，那麼“現在雖然經濟蕭條，農村破產，將來總有繁榮一日”。這也就是他認為的第四種國家的出路。
這本文集與《第四種國家的出路》收錄的文章多有重複，如《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再論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新稅制與新社會》等。這一主題自然就不必再多言了。文集選編的關於婚姻家庭的、做學問的方法的文章，有必要多介紹一些。吳景超在那個年代看到了家庭功能的衰減趨勢，傳統家庭在繁衍、抵禦風險之外還充當有教育、娛樂等角色，而家庭在這些方面的功能將逐步讓步於社會，比如讓學校承擔基本的、公共的教育責任。他對女性職業發表了同樣的看法，認為職業社會化，而不是侷限於家庭事務。吳景超也有他的論述侷限，比如沒有承認家庭事務的經濟價值，並且誤估了一些趨勢，尤其他以為女性參與社會生產勞動，勞動時間都將縮短。當然這都無法否認他在當時已經注意到女性自主選擇的權利。此外，還有一些關於如何做學問的篇章，包括如何使用卡片做讀書筆記等技術問題。凡是有關研究的探討，他無一例外都會提到個人道德偏好對收集和整理材料的影響，細究何為科學能回答的問題，這在中國社會科學早期是一種稀缺的談論。他的做法是“以敘述始，以解釋終”。當然，他也承受了他人的非議，似乎他談論工業化就是準備犧牲農村，談論大家庭小家庭模式就是全面否定中國傳統大家庭。
作者/羅東
編輯/李永博 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