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藝術的佛教解讀14商周青銅藝術——貴族符號
第十四章 商周青銅藝術貴族符號
張常勇：從美學角度探討青銅藝術審美特徵的開拓者，當屬李澤厚先生。李澤厚在其 《美的歷程》中列《青銅饕餮》一章，專論青銅藝術之美。他主要從紋飾和銘文兩個方面探討青銅藝術之美：紋飾的著眼之處在主紋樣—饕餮紋，結合現代的審美感受，標舉“獰厲的美”，指出青銅饕餮怪異猙獰的形象既張揚著恐怖神秘的氣氛，又積澱著深沉的歷史力量，二者結合形成了美與崇高。對銘文之美，李先生語焉不詳，僅將其置於書法藝術的發展史中，以蘇珊·朗格的“有意味的形式”一語來概括“線的藝術”之美。至於這“意味”包含著什麼樣的內容，也未能深入剖析。李澤厚敏銳地把握了青銅禮器的一個突出審美特徵，以其“積澱說”加以解釋，較之以往平面化的描述性解說，更具說服力和吸引力，從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是，鳥瞰的方式很難對青銅藝術做出更精當的解釋，李先生並未對大量的青銅藝術品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僅以感悟和哲思來規範豐富的青銅藝術，難免深刻有餘，卻失之全面。
由於《美的歷程》一書的巨大影響，以青銅饕餮為主的青銅紋樣被更多研究者關注，許多學者沿著李澤厚開闢的道路來探討青銅藝術的藝術特徵和審美特性。紋樣的原型、寓意，以及由此折射出的各種觀念成為青銅藝術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他提出的“猙獰”、“恐怖”的氛圍幾乎成了商周青銅藝術固有的審美特徵，諸多研究者在論述商周青銅藝術的審美特徵時雖各有己見，但是大多並沒有擺脫李先生設定的苑囿—將現代人的主觀感受臆測為青銅藝術的審美特性。 其中也有學者提出較有價值的不同觀點，羅堅在論及先秦審美意識發展時，沿襲前人對紋樣的解說，即認為它們是圖騰動物的藝術化抽象。在此基礎上，他指出青銅藝術體現“神人以和”審美內涵，將青銅藝術營造出的獰厲氛圍，看作是人神之間溝通的結果。’將紋樣的內涵由“神人相通”，推演到“神人以和”，可惜他並沒有對“和”的內涵展開充分合理的論述。
李松、賀西林兩位學者對青銅藝術發展史做了專門梳理，做《中國古代青銅器藝術》一書，分論商代、兩週、秦漢、北方草原及西南邊睡的古代青銅藝術，著力把握三代至秦漢，青銅藝術的面貌、特徵以及發展演變軌跡，從藝術特徵與文化內涵來探索青銅藝術的魅力。相對於早期那些缺乏藝術分析的青銅藝術史研究而一言，該書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在眾多研究者中，雕塑家喬遷致力頗專，他的《藝術與生命精神—對中國青銅時代青銅藝術的解讀》力圖從整體上把握青銅藝術的審美特質，提出“生命精神”這一核心概念來透視中國青銅時代的青銅藝術。他視商周藝術為“生命精神”的體現，將其作為連結青銅藝術內容與形式的中介，以之貫穿悲劇、神秘、崇高等其它傳統美學範疇，凸顯出商周青銅藝術審美特性的整體性。商周青銅藝術中的確浸透著先民對生命的熱愛與理解，他們的生命觀中也充滿了生殖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等內容。但是，從學理上看，“生命精神”這一概念過於寬泛，難以準確、恰切地概括商周青銅藝術的特質。因此，以這一概念為基礎，用
生命圖式、生命形式、情感形式等概念來解析青銅藝術的形式特徵也就顯得過於籠統。即便如此，從整體把握青銅藝術的努力依然令人欽佩。值得一提的是，作為一位擁有豐富的青銅藝術實踐經驗的雕塑家，喬遷對青銅藝術的一些感性特徵的判斷與把握更令人信服。總體而言，迄今為止，從哲學美學角度來探討商周青銅藝術所取得的學術成果，和它在世界藝術史中的地位並不相稱。
更多研究者則避開對青銅藝術做艱深的哲思，從審美鑑賞的角度來研究青銅藝術，分析構成青銅藝術形式美的特徵、規律和內涵。按側重角度不同，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文物鑑賞，二是藝術賞析。文物鑑賞，首先是要別真偽，對青銅器的種種外在因素的分析、比較，目的是為了鑑偽求真。由於不同時期的青銅器在形制、紋飾等方面形成了特定的風格，因此，藝術特徵也成為鑑別真偽的手段之一。一些從事文物真偽鑑定的學者認識到這一點，在他們的所著的文物鑑賞類著作中對青銅器的形式特徵、審美風格加以分析。如張愚銘、曹瑋編著的《中國青銅器鑑別》在剖析青銅器的時代特徵時，對不少器物的藝術價值和審美特徵也做出一定的描述。藝術賞析之作，則注重分析青銅藝術形式美的規律，闡明青銅藝術審美特性產生的根源，以及它所引發的審美情感。較早有杜酒松，杜潔殉作《步入青銅藝術宮殿》一書，向普通讀者介紹中國青銅藝術的製作、歷史、審美特徵、文化內涵等方面的一般性知識。在對青銅藝術的整體描繪中，該書側重審美內涵與藝術規律的闡釋，為人們認識青銅藝術提供了方便的門徑。作為這些研究者中的佼佼者，陳望衡在1991年作《獰厲之美—中國青銅藝術））一書，系統、深入地闡述商周青銅藝術的審美內涵。逐一討論紋飾、銘文和造型三方面的審美特徵和規律，在此基礎上，將青銅藝術的審美內涵歸結為：“禮治象徵”、“宗教意味”、“藝術自覺”和“周易精蘊”等四個方面。在對青銅藝術品審美特性進行全方位的把握的過程，陳望衡一度採用了民族學和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從民族文化內涵的高度對商周青銅藝術做了深入淺出的闡述，賞中有析，感性與理性並重，遠非一般藝術鑑賞之作可比。 2001年，陳望衡又出版《詭異奇美—中國古代青銅藝術鑑賞》一書，對前部著作做了一定擴充。書中開創性地對中國夏商周青銅藝術和古希臘青銅藝術“雙峰並峙”的現象進行了平行比較，指出：中國夏商周青銅藝術深受巫術影響，側重功利性，採用象徵主義的創作手法；古希臘青銅藝術側受神話影響較深，偏重審美，創作手法則以塑造現實主義的典型形象為主。
這些論斷或發前人未發之言，或將一些零星的觀念系統化，為理解商周青銅藝術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從審美和藝術的角度對商周青銅藝術進行研究，是現代藝術觀念和商周青銅禮器觀雙重變化的結果。它表明人們開始意識到商周青銅文明的豐富內涵，充分認識和了解這一文明必須採用多重視解和多種方法。藝術研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而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透視商青銅藝術則是將研究推向深入的當代趨勢。採取這種研究理論的學者多關注青銅藝術的文化內涵，從它和神話傳說、禮儀政治、宗教信仰、家族制度等諸方面的關係來研究青銅藝術。
歐美學者中除高本漢和羅越等少數學者之外，多采取這種方法進行研究，其中張光直先生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張光直先生在美國接受了嚴格的考古人類學的訓練，加之對中國上古文化的熱愛與熟識，學術視野開闊，較早自覺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研究商周青銅藝術。1963年，他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16期發表《商周神話與美術中所見人與動物關係之演變））一文，論及青銅禮器上的以饕餮紋為主的動物形象，認為這些動物花紋是“作為人的世界與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溝通的媒介”。其後又做《商周青銅器上的動物紋樣》（1981年）一文對自己的觀點詳加闡述。在《中國古代藝術與政治—續論商周青銅器上的動物紋樣》（1983年）一文中，他堅持自己用巫現通神解釋動物紋樣的觀點，並將之拓展到政治領域，探討青銅藝術和政治、宗教的具體結合方式，又在《從商周青銅器談文明與國家的起源》（1987年）一文中考察商周青銅器與華夏文明與國家起源獨特性之間的關係，將對商周青銅藝術的理解引向更加深入的境地。張光直先生在上述文章中不僅保持了方法上的一致性，還讓自己的觀點不斷深化，將商周青銅藝術由“為了藝術的藝術”，帶回到它生存的歷史情境中，得到了令人振奮的結論，在商周青銅藝術研究領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也有其他歐美學者採取和張光直近似的研究理念，運用其他方法，得到不同的結論。莎拉·艾蘭更多地吸收了結構人類學的方法，也從上古神話入手，將商代青銅禮器上的紋飾看作穿越生死之界的方式。它們區分生死，卻又溝通生死，建立起一種新的和諧。艾蘭將青銅藝術和上古哲學觀念聯絡起來的作法，頗具啟發性。英國的傑西卡·羅森則完全從功能主義出發來討論青銅禮器的紋樣，她認為紋飾不具有思想或信仰的內涵，其最重要的目的可能是讓禮器變得醒目，其次才具有分類以及表示等級、歸屬的作用。羅森立論的基點顯然是對青銅禮器的現代感受，忽視了青銅禮器的生存情境，但她對功能的討論沒有流於表面，很值得借鑑。上述學者在方法和理念上與人類學多有契合之處，所得結論相對來說比較有新義。但是，由於對中國上古文化的理解還存在一定偏差，除張光直先生外，歐美學者的一些結論也略顯牽強。
從丁山先生開始，國內如馬承源、李學勤、劉敦願、譚旦同等一些學者也開注意從文化的角度對青銅禮器進行闡釋，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由於沒有明確自覺的學科意識，而且這種研究多夾雜在考古學、器物學的研究之中，故不及歐美同類型研究所造成的影響。
從藝術、審美到文化研究，商周青銅藝術的研究領域不斷拓展。其內涵也逐步深化，多層面的商周青銅藝術正展現在世人面前。這些都為藝術人類學的嘗試提供了條件和機遇，藉助學界先行者的力量。
人類藝術的總體產生於個體或集體追求特別的需要，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民族，這種需要又會呈現不同的表現方式，具體演化為“一些服務於特定目的的、較為特殊的、較為專門的和較為異質的觀念形態和體系”。魂‘特化自身的需要是人們創造千差萬別的藝術的基本動力。
帶著這樣的觀念來看商周青銅藝術，就會發現，它也是上古先民為追求特別，特化自身而創造出來的一種藝術形式。它最初的形制是用於飲食的日用器具，它材質精美，光澤奪目，且得之不易，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在生產力還低下的社會，只有身份高貴的貴族才有資格擁有青銅器。珍稀的青銅禮器被用於儀式化的活動中，尤其是祭祀活動中，成為凡人與神靈溝通的手段。正因為它是特化的一種表現形式，所以一切能增強特化傾向的手段都運用在青銅藝術身上。奇特的造型、怪異的紋飾、華麗的銘文來宣告擁有者的特殊地位，成為上層貴族個人身份認同的標誌。由於當時的個人是以集體的面目出現的，所以造型、紋樣在一定時期內又能保持一的穩定性。在歷史的傳承中，青銅藝術又變成家族身份、等級身份以及文化身份認同的手段。
藝術總是和人一起出現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中，人賦予藝術各種功能，反過來，藝術也塑造了人。用於祭祀、饗宴，喪葬等活動的青銅禮器本是先民為了生活的創造，是從技術、制度到思想觀念層面的文化創造。在創造的過程中，形成了以青銅藝術為結點的文化之網，這張網編織出商周先民的心理、行為、人際關係等諸多人文要素，身份即是其中之一。家族身份、等級身份和文化身份，這些看似和青銅藝術無關的因素，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已經無法脫離青銅藝術獨立存在。上層貴族必須藉助青銅藝術來確認他們所扮演的社會角色，確定他們如何成為自身，如何成為一個人。青銅藝術和商周先民之間物我不分，彼此依存。
從身份認同功能入手來解讀商周青銅藝術，只是初步的嘗試。深入理解商周青銅藝術，理解它和人之間的關係，需要更多層面的考察與分析。同時，這裡論述的身份認同功能並不具有普遍意義，它只對商周青銅藝術而言。每一種藝術樣式在形式、功能等方面各具特性，這些特性在它生存的歷史情境中才會充分表現出來。只有走近藝術和人共同生活的情境之中，綜合體察與之相關的諸種因素，才可能理解不同藝術的特性，發現人如何生活在藝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