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近日，某黑龍江女中學生因與母親發生口角，年前將母親殺害後藏屍冷庫，三個月後父親發現遺體後報警。青少年的極端行為再次觸動公眾神經：早有北大神童弒母案和湖南沅江小學生弒母案在先，青少年施暴仍屢屢再現，這到底是我們對青少年的教育不夠，還是社會出了什麼問題？
本文作者提出了一種分析青少年極端行為的思路，即“一刪了之”的極端思維方式，表現為輕易否定生命價值和輕易放棄改善努力。這種思維方式實際上是內外多種因素共同助長的結果：（1）從青少年的生活方式來看，當代消費主義價值觀推崇“一次性”消費，培養出青少年“一扔了之“的生活態度，而網際網路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又使一些青少年將虛擬世界“一刪了之”的極端處事態度移植到現實生活中，導致其缺乏對生命的理解和珍重；（2）從青少年的生活環境來看，“一寵了之”的家庭教育、“一考了之”的學校教育，乃至社會上普遍存在的“一推了之”的不負責任現象，非但沒有為青少年提供良好的生命價值教育，反而將急功近利、漠視他者的觀念深植於他們心中。種種嚴峻現實表明，在教育引導青少年方面，家庭、學校和社會非不知也，而是少作為也，以至於留下許多縫隙和空白地帶，而青少年極端行為恰恰是在這些縫隙和空白地帶長出的惡之花。因此，這看似是個別青少年出了問題，實際上是一些社會問題“冰凍三尺”的結果，事到如今，社會必須共同努力改變了。
本文原載《中國青年研究》2016年第10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青少年極端行為的一種解讀
劉宏森 | 上海青年管理幹部學院
近年來，全國多地青少年極端行為頻發。一些青少年或因人際糾葛，或因心中不滿、不爽， 往往一言不合，便動手動刀下毒設套，傷害甚至直接奪去同學、教師等人的生命，引起社會關注和震驚。也有一些青少年或因個人願望未能得到滿足，或因不滿他人批評，自傷甚至自戕。對於這些青少年來說，傷人或者自戕的種種極端行為，是他們破解困境、紓解煩悶、發洩不滿的最為便捷的方式。這就像在電腦鍵盤上撳下“delete”鍵，一刪了之一樣順手。為此，本文借用計算機操作術語“刪除”，指代他們的這種種不計後果、草菅人命（自己的和他人的生命）的極端行為，努力發掘這些一刪了之行為背後潛藏著的種種問題。
▍令人觸目驚心的青少年極端行為
“刪除”，本意指去掉不要的東西。當下一些青少年的極端行為，便體現出了此種一刪了之的特徵。
1。青少年極端行為的表現形態
（1）青少年極端行為針對的物件多種多樣。首當其衝的是同學。在許多校園霸凌慘劇中，一些霸凌者對同學痛下殺手，種種手段和情節令人髮指。第二是教師。近年來，有不少大學、中學，甚至小學的教師成為弒師案件中的不幸受害者。第三是產生矛盾糾葛的他人。比如，2016年5月5日傍晚，安徽男子向上海女子求愛不成，在女子公司當場捅死對方，現場鮮血橫流。第四是親屬。甘肅逆子司某弒母，河南16歲少年僱武校冠軍殺害父親、姐姐。最後是青少年自身。這些年，各地都有一些青少年跳樓割腕上吊吞藥，屢屢上演自戕慘劇。北京大學《中學生自殺現象調查分析報告》披露：中學生5個人中就有1個人曾經考慮過自殺，佔樣本總數的20。4%，而為自殺做過計劃的佔6。5%。
（2）青少年極端行為所採用的手段多種多樣，都以致人/自己於死命為直接目標，非常直接，非常殘忍。2014年網上流傳的一段影片中，一幫青少年用腳猛踢，助跑起跳，飛踹同學，還多次搬起水泥塊砸向同學頭部。同學不再動彈後，他們還紛紛解開褲子，對同學身體撒尿。四川師範大學大一學生騰某殘忍殺害室友。死者身中50多刀，頭頸離斷，光遺體縫合整容就花了將近2萬元。2016年5月5日，因日常學習產生矛盾，濟南一初三學生吳某在礦泉水瓶中放入0。5克硝酸鉛，致同學鄭某中毒。種種手段簡單而極端，令人髮指。
（3）青少年中的種種極端行為，之所以被稱為極端，關鍵就在於它們並非一般性傷害他人或自身，而是一言不合，便直奔要害，招招致命，直接引發命案。從網路搜尋的內容來看，“男子吃宵夜因鄰桌男盯自己看，將對方數刀捅死”“男子與女燒烤攤主口角，持刀將其捅死”“男子捅死情敵被判死緩死者家屬索賠10餘萬”“男子不滿相戀6年多女友另結新歡，持刀捅死情敵”“丈夫夜歸發現妻子出軌，將‘情敵’捅死被刑拘”……這些慘劇的主角基本都是青少年。除了直接毀滅他人生命外，多地還屢發青少年透過跳樓、投河、上吊、割腕等多種形式毀滅自己生命的慘劇。總之，在近年頻發的青少年極端事件中，直接毀滅他人或自身的生命，這已經成為一種基本的“劇情”要素。
2。青少年極端行為的實質
（1） 輕易否定生命價值。“刪除”的基礎和前提是刪除者對相關物件及其內容持否定性價值判斷。青少年極端行為的實質，就是對他人和自己生命價值的輕易否定，不惜焚琴煮鶴。
對他人生命價值的輕易否定。這些青少年對包括自己生命在內的所有生命現象缺乏自覺認識，缺乏基本的生存意識、安全意識和死亡意識。對於他們來說，生命只是可以由他們隨意處置的一磚一石而已。由此，他們情緒一失控，便會輕易、直接地否定他人生命存在的理由和權利、價值和意義。“去死”，對於一些青少年來說，這不僅僅是一句口頭禪，也意味著他對他人生命價值的直接否定。
對自己生命價值的輕易否定。《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14）》指出，中國18～34歲人群死亡案例中，自殺是其中最大的死因，成為青少年人群的頭號死因，超過了車禍、疾病等。自殺人數是他殺人數的7倍以上。
（2）輕易放棄修繕努力。不少走極端的青少年往往都在生活和學習中遇到了一些不順心的人和事，諸如“成績下滑或不理想”“教師行為失當”“作業沒完成”“家長期望值過高”“被家長批評”“同學之間有矛盾”之類的小事和瑣事。對此，他們不是想辦法化解和解決、修繕和改進，而是以決絕極端的方式，“快刀斬亂麻”，對種種不順心的人和事一刪了之，只圖省事，不計後果。山西朔州的弒師案中，相關學生因為被視為“差生”“壞學生”，發誓“做鬼”也要殺掉兩位初中老師。浙江縉雲弒師案中，學生害怕老師在家訪時告狀，殺害了自己的老師……有人對2001—2015年這15年中58起青少年學生弒師案進行了研究。研究發現，在58起案例中，受害者有22人為班主任，佔青少年學生弒師總數的37。93%；其次為語文老師（7起，佔總數的12。07%），英語和物理各3起（佔總數的5。17%）、數學和值班老師各2起（佔總數的3。45%），此外化學、美術、體育、校長、院長、教務科長、代課老師、保衛科老師、教授各1起，佔總數的1。72%，其餘10起為資訊中沒有明確記載受害者具體所教科目的。
面對不順心的小事、瑣事，也有一些青少年輕易放棄自我調整和改進的努力，對自己的生命直接“一刪了之”。湖北鄖縣一初中男生金某因被班主任批評，並被要求請家長到校，從辦公室出來後，直接從四樓教室跳樓身亡；2014年3月13日晚上，浙江省溫州高三學生賀某，突然躥起來爬上教室窗戶縱身下跳；2011年1月5日，華中科技大學文華學院一名男生跳樓身亡；2011年3月3日，福州大學管理學院一女生因失戀而自殺；河南大學某學生因高額手續費、滯納金以及信貸業務負債幾十萬元而自殺；2016年6月12日，貴州青年周興柏沉溺於網上賭博，輸光積蓄，欠了很多人的錢，“準備去幹一件瘋狂至極的事情，丟小命是一定的”，製造了浦東機場爆炸案……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與此同時，一些青少年闖了禍，惹了事，卻不願承擔後果，一不做二不休，採取殺人滅跡等極端行為，試圖把自己的過錯一刪了之。藥家鑫對被自己撞傷的張妙殺人滅口便是一例。筆者以“青少年殺人滅口”為關鍵詞上網搜尋，首頁便顯示出如下標題：15歲少年盜竊被發現殺人滅口11歲少年斃命（網易新聞中心），14歲少年用榔頭殺人滅口（百度貼吧），13歲少年行竊後因老人報警而殺人滅口（新華網安徽頻道），4歲女童半裸死亡令人震驚，18歲少年欲性侵殺人滅口（話題-四海網）……
▍青少年極端行為何以頻發？
青少年極端行為何以頻頻發生？一些青少年往往是腦袋一熱、一時衝動，以極端行為戕害他人和自己的生命的。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其《零時》（又名《走向決定性的時刻》）中說，“引人入勝的偵探故事總是從謀殺寫起，但是，謀殺就是尾聲，故事在很久以前就展開了—有時是在很多年以前—各種各樣的原因和事件，把某些人在某一天的某一時刻帶到某一個地點”。《零時》主人公內維爾年少時曾“誤殺”了弟弟。但慘禍發生前很久，就有人多次看見他獨自在僻靜處苦練射箭，做著射殺弟弟的準備。青少年中頻發的極端行為，其實是其成長過程中，多方面因素合力培植出的惡果。
1。“一扔了之“的生活方式
當今青少年生長在改革開放年代。對於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來講，溫飽早已不是問題。前輩缺吃少穿的生活狀況，他們已經難以想象，往往只是視為故事。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早已習慣於享受現成的一切，而無須承受稼穡之苦、體驗生存之難。一般情況下，人們出了力、流了汗，往往更加珍惜自己的勞動成果。享受現成和獲取的成長經歷，使很多青少年不知艱辛為何物、不知珍惜為何物。
很多青少年逐步養成了不同於前輩的生活方式—一扔了之的生活方式。“新老大舊老二，縫縫補補給老三”，對於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來說，這早已是遙遠的傳說。從小到大，他們沒有穿過破衣服和補丁衣服，修修補補是一種稀罕。牛仔褲上的破洞並非經濟拮据的結果，而是炫酷的符號。衣物用品舊了，可以送人，或者乾脆扔掉。剩菜剩飯，常常被毫不在意地倒掉。
在青少年成長的過程中，一扔了之得到了“一次性”消費方式的有力支援。種種“一次性”物品攜帶著一扔了之的消費和價值理念，滲透進人們的生活方式之中，逐步滲透進日常學習、工作、人際交流，乃至情感生活之中—“一夜情”。“一夜”過後，體溫與感情煙消雲散，男人和女人各奔東西，一走了之。青少年的學習生活一定意義上也成為一次性消費：只要通過了考試，教材和教參、筆記和習題，都失去了學習和使用的價值，都可以被一撕了之。
每年高考結束後，許多中學校園都會上演的“撕書大戲”，既是學子們不滿和憋悶的一種發洩，也是其一次性學習價值觀的體現。2016年6月19日，近千重慶考生砸掉3噸西瓜釋放高考壓力。種瓜人一季辛勞被一砸了之；青少年的家庭生活中有了一次性消費—“零家務”。很多青年成家立業後，傾向於依賴老爸老媽保姆傭人，把清洗、修繕、整理之類的家務事一零了之。這也為小家庭的分崩離析埋下了禍根。一定意義上講，近年來，許多80後、90後小家庭的脆弱易破，往往都與這種一零了之（“零家務”）的理念和做法直接相關。
一扔了之意味著缺乏珍惜和尊重。人們常常抱怨老人捨不得扔掉舊物。事實上，老人捨不得扔掉的，不僅僅是一些舊物，更是凝聚於其中的一些甜酸苦辣的情感和人生記憶。20世紀90年代，電影表演藝術家程之接受筆者採訪時說：“在我的家中，從來不許孩子隨意把玩具扔掉，更不允許孩子有了新玩具就扔掉舊玩具。不喜新厭舊是家庭一直向我們灌輸的觀念。孩子輕易地扔掉玩具，實際上是在扔掉感情，扔掉一種彌足珍貴的親情和愛心。”
毫無疑問，一扔了之的生活方式和習慣，使一些青少年對自己身邊的人和事缺乏必要的情感和珍惜。“光碟行動”數年前轟轟烈烈，現如今卻有些虎頭蛇尾，說明這種一扔了之、不懂珍惜的習慣在一些青少年身上已經根深蒂固。
什麼都可以扔掉，生命何以獨能避免被一扔了之？
2。“一刪了之”的網路生存方式
網際網路生存方式為一些青少年“一刪了之”的行為方式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其一，網上生活以電腦操作為基本依託。“刪除”是“一刪了之”的技術基礎；其二，網際網路世界中，圖文是基本的資訊載體。而圖文都是現實世界的投影和符號表達，不等於本體和實體，可以被隨意創制和刪除。遊戲中的對手也只是一些符號，可以隨時被消滅，甚至可以被隨意屠戮殺死。只要刪掉重來，死去的對手又會滿血復活。“他們在遊戲裡都是這樣，打死，殺死，很平常。”；其三，網際網路生存方式是一種“無背景”的生存方式。這就為人們於其中為所欲為，甚至胡作非為提供了便利。
青少年原本好奇。在網際網路提供的聲光電交相輝映、極其逼真的各種遊戲情境中，他們可以盡情扮演現實生活中常常不可能扮演的、不同於社會角色的種種虛擬角色，以現實生活中難以具有的種種超常能力，呼風喚雨，指點江山，毫無掛礙地遊戲，甚至殺戮。這就使他們沉浸其中，樂不思蜀。
從不少極端行為的“套路”可以看出，以極端行為對待他人和自己的青少年，大都是在虛擬世界中浸淫多年的年輕老網民。他們的很多極端行為方式往往就脫胎於網際網路。比如河南買兇殺死父親和姐姐的男孩，其一招一式令人想起很多類似遊戲和圖文作品。這些作品充斥於網路空間。一定意義上講，在現實中殺人，乃是他們在虛擬空間中殺人遊戲的時空延伸和場景移植。在現實生活中的一殺了之，其實乃是網路虛擬世界中一刪了之的移植。
很顯然，不能把這種網路中的一刪了之移植為現實中的一殺了之，簡單視為年幼無知，一時糊塗、失控的表現。因為，年幼之人很多，一時糊塗、失控之人也不少見，但並非所有年幼、糊塗、失控之人，都會對他人和自己的生命一刪了之。另外，正如《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14）》所指出的那樣，相當多的中國自殺者是在清醒狀態下做出的決定。很多青少年也是在清醒狀態下對他人生命一刪了之的。他們其實很清楚其一刪了之行為的性質和後果。“殺人前，這個少年上網詳細查過相關法律”“知道未成年人犯罪不會被判死刑”。因此，真正可怕的不在於他們年幼無知，一時糊塗、失控，而在於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從電腦和網路中的一刪了之中，逐步培養出了對他人和自己生命價值的漠視；在於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做好了一殺了之的“技術”準備和心理準備；在於他們中的一些人揣著明白裝糊塗，能夠自自然然地實現從一刪了之到一殺了之的過渡。
3。“一寵了之”的家庭教育
一些青少年漠視生命價值，隨意對他人和自己生命一刪了之的問題，其根源顯然首先在於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一寵了之。大多數家庭最關注孩子的功課和考試成績，至於孩子的身心健康、公民素養、校園表現、社會適應等多方面，往往理論上重視，實際上卻無暇顧及，更多“無為而治”。孩子只要成績好，一俊便可遮百醜；孩子倘若成績差，則難免一醜遮百好。在功課和成績上，家庭往往都是不讓步、不鬆懈的，而在其他幾乎所有方面，則對孩子百依百順，甚至流於溺愛。溺愛，就是一切以孩子的好惡為轉移。其本質，就是不講規則，不講原則，甚至不講理性。溺愛使孩子唯我獨尊，受不得任何委屈，經不起任何挫折。同時，溺愛必然會使孩子缺乏“承認他者”的意識。“所謂‘承認他者’，就是相互承認他者—個體、群體、民族、國家的生存權、發展權、信仰權，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人類自覺群居所需要的最基本素質”。27次違章的浙江男子遭交警攔查時說：“你扣我車我就毀滅地球。你要是激怒我，我是要滅掉地球的！！……我從小沒有受過任何委屈，因為我要登上一個帝位，我要坐偉大的帝位！！”溺愛不僅會孕育出雷人雷語，更有可能縱容出對他人和自己生命一刪了之的殘忍行徑。
教育責任一推了之。在青少年成長的過程中，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兩翼，兩者之間必須保持不間斷的聯絡與互動。同時，在兩者之間，家庭教育應該處於主導地位。然而，一些家庭在教育子女方面，既缺乏耐心，也缺乏能力。這些家庭往往只是把學校視為來料加工廠和託兒所，把教育孩子的重任一股腦兒推給教師：“孩子交給你了，你該打就打，該罵就罵。”
教師承擔著過重的責任，事實上卻又缺乏批評、處罰學生的授權，非但不能打罵學生，有時候甚至連一句重話也不能講，必須小心翼翼對待他們。家長們則忙於生意交易、外出打工掙錢，對孩子在家庭之外的情況知之甚少。甚至連自己的孩子殺了人、闖了大禍，有些家長也只是透過媒體方才曲線得知訊息的。山西運城學生被同學打死後，他父母才知道他在學校“幾乎天天捱打”。
4。“一考了之”的學校教育
應試教育使學校的一切工作都被促進學生在各類考試中取得好成績這種幾乎唯一的價值追求和目標所統攝、所簡化。雖然多年來學校也不斷進行調整，努力推行“素質教育”，然而，應試教育的基本格局未變，學校教育的核心價值追求也未變，“考”仍然是學生學習生涯中最大的問題和關切。這就使得很多青少年始終處於巨大的壓力之中度過自己的求學生涯。一些青少年由於種種原因，在學習方面面臨著困難，成績不理想，不幸被視為“差生”。
“一考了之”的教育使之直接面臨著被淘汰、價值被簡單否定，卻又難以依靠一己之力進行修繕、調整和改進的困境。對於他們來說，“一考了之”其實就是對他們的“一刪了之”。由此，破罐子破摔成為不少“差生”共同的處世態度。事實上，恰恰就是這樣一些青少年，成為對他人或自己生命一刪了之的主力。
5。“一×了之”的社會現實
當今社會中，多種“一×了之”的現實狀況，構成了青少年生存發展的基本背景。
“一推了之”的懶政。一推了之，主要包括兩方面涵義：一是一些黨政機關在不瞭解實際狀況、不顧及百姓難處和意願的情況下，拍腦袋決策，制訂和推行一些政策指令。即使與現實狀況和百姓的意願相悖，也往往一意孤行，強制執行。於是，就有了強制農民鏟青苗種烤煙的瞎折騰，就有了對六朝古都梧桐樹一砍了之的政績工程，就有了對種種違規違法現象一罰了之、一禁了之，而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顢頇和隨意糊弄。
二是遇到困難和問題，一些黨政機關往往互相推諉扯皮，一推了之。無論哪一種一推了之，一些黨政機關的這些行為，都體現出了對種種文化、文明、生命價值的漠視，對種種拯救、挽救、修繕的努力的否定，事實上既拉低了公眾對黨政機關的信任度，也給很多社會成員，尤其是青少年起了極惡劣的反向示範作用，起到了十分惡劣的推波助瀾作用。
此外，社會上，對百姓家園一拆了之，引發衝突乃至自焚慘劇；巧立“保護性拆除”“維修性拆除”名目，對文博保護建築一拆了之，罔顧歷史文化傳承；瀆職釀成慘禍，官員和老闆上下其手，一瞞了之；無良商人以次充好，欺客宰客，一騙了之；醫患矛盾時有發生，動輒大打出手，甚至一殺了之……所有這些，都透過各種日益發達的媒體進入青少年的視聽之中，共同影響著他們對社會的體認和行為的選擇。
▍應對青少年極端行為的思考與策略
青少年極端行為頻發是一些社會問題冰凍三尺的結果。要有效消除青少年中的極端行為，這需要全社會共同應對和努力。
1。要治標更要治本
面對種種慘劇，人們痛思痛，從家庭、學校、社會、網際網路和媒體等多方面進行了質疑和檢討，提出了對策和建議。比如，有人提出：家庭教育方面，家長應避免採用“唯分數論”的教育模式，而應將更多的精力放在關注孩子的情緒及心理健康方面；學校教育方面，教師不但要教好書，而且要育好人；社會管理方面，應強化未成年人保護的社會管理，切實採取措施防止未成年人輟學，嚴格查處用人單位使用童工，儘量給孩子創造健康成長的社會環境。
還有人提出：要加強青少年生命意識教育，及青少年心理衛生知識與心理危機應對技巧，建立健全社群、學校等組織的心理諮詢機構，瞭解青少年的心理發展狀況，建立青少年極端行為預防的多級響應模式，做好特殊青少年群體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等。
應該說，這些意見主張家庭、學校和社會齊抓共管，不無道理。然而，一幕幕慘劇卻昭示人們，這些對策和意見，老生常談，治標不治本，難以收到效。事實上，家長們並非不知“養不教，父之過”之理，學校老師們並非不知“教書育人”之責，社會各界也並非不知為青少年營造良好環境的重要意義，然而，青少年極端行為依然頻發。種種嚴峻現實說明，對教育引導青少年，家庭、學校和社會非不知也，而是少作為也。少作為必然常常缺位，必然形成許多教育引導的縫隙和空白地帶。青少年極端行為恰恰是在這些縫隙和空白地帶長出的惡之花。
再比如，有人認為，媒體暴力已經成為青少年犯罪的“粘合劑”、黃色傳媒侵蝕毒害青少年的心靈、犯罪新聞成為青少年的犯罪模板。還有人認為，日益發達的媒體，尤其是自媒體全時段全方位傳播會放大事件的影響力，會強化社會的印象和感受，甚至會造成社會的錯覺。對“青少年心理問題要重視，媒體不要放大”。因此，必須加強對網際網路和新媒體的管理。然而，加強對網際網路和媒體的管理同樣也只是治標之策。事實上，網際網路和媒體其實只是工具。工具本身並沒有出問題，出問題的是使用這些工具的人，尤其是其價值理念出了問題。
2。要治事更要治心
消除青少年極端行為需要治本之策，而治本的關鍵在於矯治人們心中肆虐的急功近利的社會價值觀。從根本上說，“一刪了之”和種種“一×了之”之間高度同構的，就是急功近利的社會價值觀。急功近利的社會價值觀的核心是現實的看得見摸得著的利益，其基本模式是人們以資源和工具的尺度衡量、把握、對待一切人和事。急功近利的社會價值觀使人們傾向於把自己視域內的一切，包括時間、青春、體能、健康、信譽、環境、職位，乃至生命在內，都視為牟取現實利益的資源。
不管這些資源是自己的，還是他人的，是私人的，還是公眾的，只要就近、順手，人們都可以不擇手段地直接拿來作為資本，以滿足自己當下逐利的需要，縱然焚琴煮鶴、黃鐘譭棄，皆在所不惜；其行為習慣是抄近路、走捷徑。急功近利社會價實值觀的質必然是緊盯物化的利益，而漠視人的情感和精神價值，甚至漠視人的生命的價值。人不再是目的自身，而只是一種可資利用的資源。
毋庸諱言，這種急功近利的社會價值觀已經深深地滲入家庭、學校和社會生活的幾乎每一個角落之中。青少年是成長中的人類，需要大量資源的投入和支援。這種投入和支援雖然暫時難有現時的回報，卻能在未來形成家庭、社會和國家的生產力、創造力和競爭力。然而，急功近利的社會價值觀往往只在意眼前的投入，卻把未來的收穫視為解不了近渴的遠水。由此，青少年現時的分數和成績總被成人世界目不錯珠地盯著，而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卻往往容易被有意無意地忽視，甚至放棄。對教育引導青少年，家庭、學校和社會少作為的深層原因在於此。
處在這種急功近利的社會氛圍中，善於模仿的青少年難免近墨而黑，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當眼前的人和事非但不能成為實現眼前的物化利益的手段和資源，反而成為一種“障礙”的話，那麼，對那些“障礙”一刪了之/一扔了之/一推了之/一×了之，便成為最便捷的合乎邏輯的行為選擇。
因此，治心才是治本之策。只有努力從人心中盪滌這種只見物，不見人，只顧眼前物化利益，不管長遠利益的急功近利的社會價值觀，才能使家庭、學校和社會真正重視青少年健康而全面的發展，才能使青少年免受成人社會種種急功近利行為的影響，遠離一刪了之的邪惡。
3。要教育更要用重典
青少年出了問題，根子往往都在成年人身上，特別在成年人急功近利的社會價值觀。盪滌急功近利的社會價值觀，需要教育，不僅要教育青少年，更需要教育成年人。教育的形式有多種，而事實一再證明，很多時候，尤其是在人們物慾膨脹、心智失常的情況下，苦口婆心的說服往往沒有什麼效果。此時，更需要的往往是重典。重典不僅是懲罰，也常常是一種重要的教育形式。
（1）以嚴懲教育青少年。對那些以極端行為戕害他人生命的青少年，是否應該嚴懲？對此，人們有不同意見。這些意見主要集中在是否“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上。有法學家認為，“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不能有效解決青少年暴力犯罪。”確實，“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並不能保證有效解決青少年暴力犯罪。然而，對他人採取極端行為的青少年是否應該得到嚴懲是一回事，嚴懲能否“有效解決青少年暴力犯罪”卻又是另外一回事。把兩者混為一談，就好比把有重病要不要猛藥治，與治了病能不能保證其他人不會生同樣的病一樣，多少有些纏雜。事實上，無論是有意為之，還是懵懂無知，對他人採取極端行為的青少年都缺乏對自己和他人生命的責任意識。因此，是不是“降低刑事責任年齡”，這自然有待於法學家們繼續爭論，但透過嚴厲的懲罰而不是“保護”，對他們，特別是一些鑽法律空子的青少年進行教育，以培養和強化他們的責任意識，這無論如何都是必要的。
（2）以責任規約家庭和學校。青少年極端行為頻發背後，家庭和學校教育中都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往往都是長期缺乏責任意識累積造成的。其中，家庭教育中的問題往往是學校教育中的問題的源頭。一般情況下，大多數家長都知道自己有對孩子進行“成人”教育，使之順利融入社會過程這種責任，也能夠勉力履行這種責任，但有些家庭或者因為經濟條件較差，或者因為經濟意識較強，家長忙於打工掙錢，給孩子更好的生活保障和條件。忙累之中，就會忽視這種責任。對這樣的家長，應該透過多種宣傳教育的途徑，不斷強化其家庭教育的責任。孩子出了問題，要更多追究家長的責任；要明確學校在防範各種校園暴力現象防治中的責任。對那些只關注升學率，卻常常忽視學生思想和行為狀況的學校，尤其是那些對校園霸凌現象捂著蓋著的學校，應該追究相關領導和教師的相應責任。
（3）以法制遏制急功近利。急功近利的社會價值觀是種種社會亂象的重要根源。要遏制急功近利的社會價值觀，需要黨政發揮主導作用。黨政是社會良知之守護者、社會事務之主持者、社會資源之掌控者，對於社會執行和發展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主導作用。黨政摒棄急功近利的價值觀，把人作為目的，把尊重每一位國民，尤其是包括留守兒童等在內的弱勢群體生存和發展的權利放在首要位置，將對社會起到極大的示範作用，從整體上促進全社會逐步擺脫人人追逐瘋搶眼前物質利益的非理性現狀。只有黨政帶頭摒棄急功近利的政績觀，靜下心來，破解“應試教育”、留守兒童等牽動千家萬戶的難題，謀劃和推進未來各項事業的長遠、協調發展，有效引導社會各階層的思想和行為逐步踏入理性軌道，才能為青少年的健康成長，才能為從根本上破解“一刪了之”和“一×了之”的野蠻，營造更加最佳化的社會環境。
很顯然，用制度的籠子套住權力，最佳化黨政的政績觀，使之遠離急功近利社會價值觀，既是前提，也是根本。
本文原載《中國青年研究》2016年第10期，原標題為“青少年極端行為的一種解讀”，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圖片來源於網路，如有侵權，敬請聯絡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絡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