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新聞，11月18日是20世紀法國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意識流文學的先驅與大師，也是20世紀世界文學史上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馬塞爾·普魯斯特(1871-1922，Marcel Proust)的百年祭日。
普魯斯特出生於一個非常富有的家庭，自幼體質孱弱、生性敏感、富於幻想，這對他文學稟賦早熟起了促進作用。中學時開始寫詩，為報紙寫專欄文章。後入巴黎大學和巴黎政治學院鑽研修辭和哲學，對
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年、法國哲學家、作家。）
直覺主義的潛意識理論進行研究，嘗試將其運用到小說創作中，可以說柏格森、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1856－1939年，奧地利精神病醫師、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派創始人）
成了他一生文藝創作的導師。
普魯斯特和我國文學大師曹雪芹都有一個共同點：認定自己一生中必須完成一部傳世的長篇小說，並在重重艱辛當中與有生之年的時間賽跑。
普魯斯特所著《追憶似水年華》，法文120多萬字（中譯字數約為兩倍），有數十種語言的翻譯，是20世紀最具國際影響力的小說之一。
讀《追憶似水年華》讓筆者想起18世紀中葉的《紅樓夢》，其實兩書合論並無牽強之處。1988年已故中國翻譯家暨法國文學專家羅大岡在《追憶似水年華》中譯所寫的代序《試論〈追憶似水年華〉》，便認為此書與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曹雪芹的《紅樓夢》同屬偉大作品，“幾乎可以說：都是人類生活有血有肉的切片。”
誕生於不同文化的兩部百科全書式的小說《紅樓夢》與
《追憶似水年華》
，構成兩個完整世界，在它們之間潛在地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基於類比思維，世人在二者間穿梭，可以挖掘並讀懂它們的一些重要共同點，在兩部傑作間建立互相映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求同存異等的多重關係，最終達到“同人於野”的大境界：在一個廣闊背景上會通兩部作品。
我們讀兩位大作家作品，讀出兩位作家眼光的交織。
交織
，不同於在不同文化間進行的相“對”的行為的關鍵之處在於，無論是對行、對視，還是對話，都往往涉及兩個具有不同觀點的主體，他們以把持住各自的獨特性為重要原則。
交織
，則使發自不同個體的聲音、視線投向同一個目標。同時，
交織
還暗含了第三者的到場，作品所重視的是往來和拉近，並扮演著促成和建立融洽交流的角色。
當然，曹雪芹與普魯斯特生活在不同的時間地點，絕對無法相比。但跨文化的聯想也許能觸發我們的思維：如果曹生活在普的時代背景下，會怎麼寫《紅樓夢》？
一、璀璨的時代背景
有學者說，《追憶似水年華》是國際文壇談論最多，卻是最少人能夠讀完的小說。為認識作家普魯斯特，大家不妨做點熱身運動，點選嗶哩嗶哩上載的紀錄片《普魯斯特：作家的一生》。
《紅樓》和《追憶似水年華》同時告訴我們，偉大小說的產生，必定出於一個人文薈萃的氛圍。在清代北京西郊著書的曹雪芹，活在康、雍、乾盛世，生卒年份約為1715至1764年。近代小說家白先勇和張愛玲都異口同聲，認為《紅樓夢》是中華文化藝術、詩詞歌賦都發展到巔峰的產物。
已故民俗專家鄧雲鄉則指出，曹雪芹雖然活在清代，但他所吸收的傳統文化，卻來自孔孟老莊、四書五經。如果清朝廢除科舉制度，全國只能學滿文，《紅樓夢》便不可能出現。乾隆年間極富修養的名家，有金祖望、齊召南、鄭板橋、袁枚、姚鼐、戴震、吳敬梓等人。鄧老說：“脫離開其當時歷史傳統文化的大背景，孤立地看《紅樓夢》的產生，是很難想象的。”
普魯斯特生長在巴黎，法國大革命後由貴族主導的社會，逐漸讓位給新興的資產階級和專業人士，並開拓海外殖民地，營造帝國。這是法國的“黃金年代”，作者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生平眼見巴黎鐵塔的興建，出現電燈、電話、電梯（酒店的電梯小弟也是小說中的人物），汽車與馬車並馳，諾曼底海濱建起現代式的度假大酒店（小說中Balbec的場景）。
文學、繪畫、音樂、戲劇，是《追憶似水年華》中著重探討的四種藝術，為此作者設計四個虛構的名家，讓其“藝術”與小說中的“生活”產生互相催化的作用。小說所引經典不一定是當時的，也可以來自文藝復興時代的義大利。有時說某個人物像極盧浮宮某某肖像；而“我”眼中的情景，與某某名畫中的某個視點吻合。這些“掉書袋”的文筆看似難解，但現在用“百度”搜尋出典，一面讀小說一面看名畫、觀歌劇，重溫奏鳴曲，聽法國詩作名篇的朗誦，可以增添閱讀的樂趣。
二、與時間賽跑的生命
曹雪芹和普魯斯特的生平，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曹雪芹活約48歲，普魯斯特51歲。美國學者史景遷推測曹是在1745年，約30歲時開始在北京寫《紅樓夢》，寫了十多年（“十年辛苦不尋常”是詩句的概括），90多萬字。普魯斯特則用14年寫《追憶似水年華》。
當然，《紅樓夢》的“發表”是透過一期一期的手抄本，後來又有散失、修補等，與《追憶似水年華》的印刷術發達年代無法相比。但兩位作家都有一個共同點：認定自己一生中必須完成一部傳世的長篇小說，並在重重艱辛當中與有生之年的時間賽跑。
曹雪芹在北京蝸居，蓬牖茅椽、繩床瓦灶，生活艱苦，小說材料多來自他少年時“江寧織造”的曹家，以及前輩所述的繁華記憶。但他也有著強烈的“文學自覺”，假託一個空空道人的話，把世上野史謗君、才子佳人等書罵個痛快，然後說本書所寫，是“我這半世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宣稱自己的小說是嚴肅的，脫俗的。
時代發展，普魯斯特完成《追憶似水年華》的前後過程，資料現已汗牛充棟。他生長在巴黎的“上流社會”中，父親是著名醫生與醫學家，天主教徒；母親來自猶太富商家庭，深有教養，能出口背誦雨果詩句或巴爾扎克小說警語。據羅大岡分析，小說家接觸的大致是三類人：富貴家庭的後裔；非常富裕的財務金融界人士；少數享有盛名的文人與藝術家。
其時，法國貴族之家的“夫人”紛紛舉辦即席吟唱演奏的文藝沙龍，以示高尚。青年普魯斯特由於聰穎帥氣，深獲貴婦人的歡心，他也透過這些高貴阿姨結識心儀的少女。小說用90多頁的篇幅描寫一個晚會，與他用30頁的夢囈開場描寫一個失眠之夜相得益彰，成為“普魯斯特式”的創作手法。
與曹雪芹的窮途潦倒不同，普魯斯特在1903和1905年父母相繼去世之後，繼承大筆遺產，生活無憂，全心投入文學書寫，累積不少創作經驗。然而他的命途卻也坎坷，天真爛漫的童年度過，九歲那年發現自己患了先天性的哮喘病，雖然治好了但到約35歲時再度發作，知道自己不久於人世。
就在此時，普魯斯特發奮創作人生中最後一部小說。他把巴黎的睡房裝修成一個絕塵隔音的書齋，白天睡覺晚上寫作。最妙的是，出錢讓樓下的工人長期休假，不使發出半點噪音。寫完小說第一卷《在斯萬家那邊》，受到當時文壇幫主
安德烈·紀德
（
（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e 1869—— 1951年、法國作家
）冷落。自掏腰包，1913年終得出版。在《新法蘭西評論》大力推介下，再版多次，紀德有風度地向他致歉。一戰後的1919年，第二卷《在花季少女倩影下》出版，並獲得龔古爾文學獎。
1921年5月，普魯斯特在網球場博物館參觀荷蘭畫展時突感不適，輾轉於次年11月18日與世長辭。幸好，這時他已完成小說第三、四卷的校樣。上述《普魯斯特：作家的一生》紀錄片在臨近結尾時，出現作家生平最後聘請的一名女管家。女管家照顧作家的一切。有個鏡頭是她含淚回憶，這天早上主人像個找到了世界上最棒玩具的小孩，幸福滿滿地坐起來對她說：“我寫完了小說最後一個字。”
普魯斯特逝世後，七卷小說全部出版。之後專家也找到作者遺下的殘卷，在出版的書後作出補記。這一點，倒是與《紅樓夢》一書的命運相若。
藝術讓人生不再有缺憾
拼餘生完成小說的書寫，普魯斯特憑的是什麼信念？專家說，普氏著書受兩大影響，一是心理大師弗洛伊德的“潛意識”論，二是尼采的哲學，尤其是他的《悲劇之誕生》。1899年，普魯斯特讀到英國維多利亞時代藝術評論家約翰·羅斯金（也作拉斯金）的作品，天地突感寬闊，甚至把羅氏作品翻成法文。
《追憶似水年華》最後的第七卷《重現的時光》，主人公“我”（他也叫馬塞爾）在一個貴族的圖書館中獨自守候，準備宅僕召喚時參與公爵夫人的沙龍。書林中的瞬間，“我”突被回憶所襲，並把目前所遇的人和事與還原後的記憶銜接。“我”醒悟到，只有透過觸覺的刺激引發潛意識，你才能還原記憶中的真實。這種往事追憶法就叫“普魯斯特效應”。最著名的例子是因阿姨家品嚐過的瑪德琳小蛋糕泡茶的味覺，頓使煩惱滌盪，兒時重臨。
然而，光回憶也不夠，小說家要透過“藝術”，把記憶的珍珠一顆顆地串起來。於是就出現“意識流”的小說藝術。本書到最後，“我”打定振筆直書的主意，在自己體力仍能支撐，記憶仍未褪盡之際，用藝術重現自己的一生，讓此生不再有遺憾。
莊子有言：“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讀懂兩位大作家作品的目標在於，在眾多眼光的多方交織中，織成一幅瑩潤的圖畫；具體而言，在差異中給我們展現共同的文學精神。兩部小說“異”在語言文化，“同”在文學精神。用這個詞語，筆者指優秀文學作品所分享的精神實質，它包括對人的奧秘的熱切的關注與探索，對愛與美的嚮往與表達，對文學與靈魂不朽互相依存的關係的強烈信念；它喚起對人生的殘缺、有限與文學的境界之無限（至美至真）的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