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耿凌波
不久之前，趙婷憑藉《無依之地》獲得第78屆美國電影電視金球獎最佳導演，成為金球獎歷史上首位獲得最佳導演的亞裔女性、第二位獲得該獎項的女導演。更早之前，《無依之地》還在第77屆威尼斯電影節獲得最佳影片大獎，該片成為史上第8部由華人導演執導，拿下金獅獎的電影。
與此同時，讓大眾熱議的還有還有關於趙婷家庭的新聞——著名演員宋丹丹是趙婷的繼母，“家庭背景和資源決定一切，不然她成不了”，以及有關她本人性別、族裔、國際的討論，“這是趙婷的榮譽，不是中國人的榮譽”“她拍的是美國人的故事，與中國人無關”“女人做導演很了不起嗎？”
似乎，在我們開始認識趙婷時，她就已經是在創作和表達上非常成熟的女導演了。她可以打破文化隔閡講述令全人類能夠產生共鳴的故事。但在趙婷成為趙婷之前，她的人生經歷與她的作品之間可能存在著怎樣微妙的聯絡？她又是如何處理外界聲音與自身失落之間的關係？
感受失落
《無依之地》的故事源自一場什麼樣的變化？導演趙婷在接受國外著名電影媒體IndieWire採訪時給出了答案，“對過去曾擁有的生活感到的巨大失落”。很難說，對於一個童年就遭逢“父母離異又各自重組家庭”際遇的女孩，趙婷第一次感受的這種失落是在什麼時候。
在外界的大部分採訪中，趙婷將矛頭對準自己內心世界的時刻是稀少的。我們只知道，她1997年獨自前往國外求學，面對的是“當時國外對中國人的偏見還是很多”的文化環境。
在任何需要填寫資料的時候，她都需要將自己“分類”：去看醫生的時候圈出“女性”，去車管所時圈出“亞裔”。用趙婷自己的話來說，“人們總會給我們貼標籤，這讓人們覺得安全”。而語言的不通，更像一根尖刺，時刻提醒她自己“還不夠好”。
這種自我懷疑的持續，讓她對外界的關注點也在發生著變化。在美國讀大學期間，趙婷選擇主修美國政治學，“我想知道為什麼中國人不能像其他人那樣融入美國社會”。
彼時，趙婷最嚮往的工作是進聯合國。但隨著畢業時間的臨近，她越發清醒得認識到，“無論再怎麼想改變社會，你就是大機器中的一顆螺絲釘”。回憶起那段時光，趙婷毫不諱言自己的窘迫，“找不著工作，一個研究美國政治的中國姑娘，誰理你啊。”
大學畢業初期，她只能找些與國際政治毫不想幹的活兒幹——房地產推銷、賣衣服、酒吧打工、餐廳刷盤子……這些機械性勞動為她短暫換取了繼續留在紐約的生存資料，也讓她漸漸對政治失去了興趣，“你不能改變世界，我很早就懂這個道理”。
相對而言，“講故事”則是她能夠控制的事情。
研究生期間，趙婷去了紐約大學帝勢藝術學院學習電影，她在採訪中，這樣描述這個決定對她的意義：“哪怕我表達的故事只能影響一個人，也更讓我覺得有意思。”可彼時的她還不知道，講故事或許可控，但想要把故事講給觀眾，這中間依然可能要面對那種熟悉的失落感。
大三那年，趙婷她很急迫地想要拍出處女作長片。但當時美國整個獨立電影的生存環境非常艱難，在好萊塢大的製片廠的擠壓之下，大量的獨立電影公司開始倒閉，“500萬到1500萬美元之間成本的獨立電影就很難生存了”，趙婷曾在採訪中訴苦。
在電影開拍前一天，劇組就失去了資金，“對方告訴我要等到明年”。但這還不是最糟糕的，晚上趙婷回到家，發現家裡被偷了，她的攝影裝置、電腦、硬碟都不見了，嘈雜的行業環境和混亂的籌資情況，一度讓她陷入迷茫。
這種境遇就像是《無依之地》中的女主Fern，失去了一切熟悉的、可以依靠的東西：自己深愛的丈夫去世、賴以生存的內華達帝國鎮石膏板廠關停，剛剛踏上廂車流浪之路又要面臨種種不適應和生存難題……似乎只有孤獨是永恆的。
打破隔閡
破除這種失落感的籠罩，是Fern和趙婷的共同課題。
雖然為了打短工，需要像候鳥般遷徙；洗澡洗衣不方便，大便也只能在自備水桶中解決；直面嚴寒酷暑，還要做好隨時被保安趕走的準備。但Fern接受了這一切的不適應，哪怕遇到妹妹願意留她在身邊生活、在營地結識的大衛願意與她相伴餘生，也依然沒能動搖她。
Fern堅持走在自己選擇的路上，繼續這趟通往自我發現之旅。同樣的，在拍完《哥哥教我唱的歌》之後，趙婷沒有放棄繼續拍電影，只是搬離了嘈雜的紐約。選擇自己想過的生活，然後接受它帶給你的快樂，也接受它所包含的痛苦，可能就是Fern和趙婷的答案。
最終，靠著在校友《哈利·波特與魔法石》和《小鬼當家》導演克里斯·哥倫布在紐約大學設立的扶持青年導演的獎金計劃中拿到的10萬美金，趙婷完成了處女作，她現在已經能夠坦然面對當時的窘迫，“到了《騎士》我只有八萬美金，也可以很好地駕馭這種小成本電影了”。
不僅僅是面對創作之外的難題，趙婷的創作當中，也貫穿著對再度陷入那種“失落感”的抗衡。她不止一次強調，自己為什麼要拍電影：“因為透過講故事，我們可以分享共同的人類經驗”，而恰恰是這種分享、交流的動作，才能夠打破人與人之間，因為種族、性別、膚色甚至是高矮胖瘦而建立起來的隔閡。
《無依之地》在電影節上的首映，讓趙婷再一次確認這一點，當天汽車影院裡閃爍的一片車燈，都是《無依之地》中出現過的素人——那些真實生活在廂車裡的現代遊牧民。在此之前，他們當中甚至有人連“金獅獎”是什麼都不知道，但因為電影，他們出現在了首映禮上。
“這讓我想到我們的祖先圍坐在山洞裡的篝火邊，那種深切的人類想要透過分享故事和彼此交流的基本需求，這對我來說非常震撼。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止我們與他人相連，不管情況有多糟糕，我們需要這樣的人情紐帶。”趙婷在採訪中曾說道。
而這也是她痴迷講述“人類經驗”故事的原因，“讓觀眾走進來——不管他們相信什麼，是否同意我的觀點——讓他們看到這些故事人物的視角，再帶著他們自己的觀點離開，然後開始一場對話”，只有具有普適性的“人類經驗”的故事才能展現出這樣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