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新中國第一個文學博士，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莫礪鋒在江蘇太倉的茅屋裡重新“發現”了杜甫，並將大半輩子用於研究、普及杜甫和中國古典文學。
在他心目中，杜甫是從民間走出來的聖人，作為學者，除了研究他的詩歌和思想外，更重要的是把杜甫的詩歌魅力和人格魅力介紹給社會大眾。
8月14日上午，作為今年上海書展開幕後的重磅第一講，莫礪鋒教授帶著自己在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新書《莫礪鋒講唐詩課》來到書展現場，與讀者分享他與杜甫的結緣過程，帶領讀者感受杜甫詩歌藝術和精神世界。
《莫礪鋒講唐詩課》書影
“在我心裡，杜甫第一次超過了李白”
讀高中時，莫礪鋒一直有著工程師夢，但因為語文老師講得好，他對唐詩宋詞、李白杜甫也有著濃厚的興趣。1966年，高考前填報志願，頭三個莫礪鋒分別填報的是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系、清華大學自動化控制系、清華大學數學力學系。
然而很快高考被廢除，莫礪鋒的夢也夭折了。沒想到若干年後，在下鄉插隊中，他與杜甫的關係竟又密切起來了。
莫礪鋒插隊的地方在江蘇太倉的長江邊上，生產隊給幾個男知青每人蓋了一間茅屋。在他插隊的第五年的一天，這幾間茅屋和杜甫的茅屋遭遇了同樣的命運。
現場圖（現代快報）
“我記得很清楚，那是霜降和立冬之間，我們當時在地裡割稻子，突然大晴天颳起一陣大風，有社員跑過來跟我們說，你們的茅屋被刮壞掉了。”莫礪鋒回去一看，自己比杜甫還要不幸十倍：杜甫是“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他則是“卷我屋上全部茅”，整個屋頂被掀掉，站在裡面頭上的藍天白雲清清楚楚。
當晚他在沒有屋頂的茅屋裡過夜，冷得睡不著，看著頭上的滿天繁星，沒有任何浪漫感覺。就是在那一刻，他感覺自己和杜甫的關係近了，而且在他心裡杜甫的分量第一次超過了李白。
“以前在我心目中，李白和杜甫的位置完全是平衡的，但是那天晚上第一次發生了傾斜。為什麼傾斜了？因為那天晚上我沒有聽到李白的聲音，但是聽到杜甫的了。我聽到有人在我房子的黑暗角落裡吟詩，聲音傳過來，雖然蒼老，但是很溫和。他在那裡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辟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我當時真的很感動，覺得一千多年以前的偉大詩人，關心天下蒼生，特別是關心天下不幸人群，那種偉大的情懷，穿透時空來到我們現在人身邊。”從那天開始，莫礪鋒就特別偏愛杜甫。
從杜甫的讀者到杜甫的研究者
高考恢復後，莫礪鋒先是在安徽大學外文系讀本科，大二時提前考入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師從著名學者程千帆先生。
當時程千帆已經年近古稀，仍在給研究生開課，其中一門就是杜詩研究。透過這門課，逐漸進入到現代學術訓練當中。課程結束後，程千帆與弟子莫礪鋒、張宏生將課上研讀心得撰寫成文，形成了論文集《被開拓的詩世界》。
“它的意義在哪呢？我原來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杜甫的讀者，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既是讀者，也是一個研究者。杜詩不但是我的閱讀物件，也成了我的研究物件。”
1984年，莫礪鋒畢業留校任教，在學校的安排下，開始撰寫《杜甫評傳》，作為“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中的一種。
《杜甫評傳》書影
當時關於杜甫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其中北京大學陳貽焮教授更是有同名作品珠玉在前，把杜甫生平的每個細節都考證清楚，在這個層面上，莫礪鋒幾乎沒有再對其發掘的空間。
但他仍然接下來撰寫任務，因為作為思想家評傳叢書的一種，其關注的重點是作為思想家的杜甫，而不僅僅是作為詩人和文學家的杜甫。經過一年多的研究、撰寫，莫勵鋒發現杜甫不是簡單地繼承和闡述儒家思想，而是有新的發明貢獻。
儒家思想最核心的是仁愛思想，在倫理方面是仁者愛人，在政治學層面則是仁政愛民，兩者又透過家國同構的思想勾連貫通，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杜甫對此心領神會，並且以詩的形式將著眼於人間社會的孔孟之道，擴充套件到包括草木蟲魚在內的一切生命現象。
“所以我們在杜詩當中會看到各種對動物、植物充滿憐愛的描寫。他泛舟河面，看到水面上游來一群小鵝，他就非常歡喜，說‘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這個小鵝的顏色像黃酒一樣，非常可愛。說‘力小困滄波’，擔心起了波浪這些小鵝怎麼辦，最後又問黃昏時狐狸出來了你們怎麼辦？你們安全嗎？”
杜甫在成都草堂親手栽培了四株小松，對它們特別有情。當他避徐知道之亂流亡梓州時，還念念不忘這四棵小松，說“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為鄰里憐。”（《寄題江外草堂》）。一年多後，回去見到四松別來無恙，又欣喜地寫下了《四松》，“像見到久別的孩子一樣。”
在莫礪鋒看來，把儒家的仁愛思想拓展到一切生命，這本是儒學內在的發展方向，但是在杜甫以前沒有發展起來。宋儒張載能發展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思想，杜甫是一個重要的關鍵點。除此之外，莫礪鋒還花了大功夫，將杜甫一生的行跡在唐代地圖上全都標註出來，製作成迄今為止唯一的一張“杜甫行蹤示意圖”。
杜甫也有不是一流的詩歌？
正是詩藝和思想的雙絕，使得其被尊為“詩聖”，歷朝歷代不論持何種立場和觀念的人對其評價都很高，唯有朱熹，在肯定其藝術創作能力的同時，對其政治實踐進行了批評，也對其部分詩作的細節不是很滿意。
在莫礪鋒看來，朱熹對歷史人物的評價要求很高，近乎苛刻。在朱熹心目中真正值得敬仰的人物是不多的，其中只有五人可稱君子，就是諸葛亮、杜甫、顏真卿、韓愈和范仲淹。這裡面，諸葛亮、范仲淹素來被視為人臣典範，而顏真卿和韓愈雖以文學藝術顯名，但也都是相當有政治作為的，只有杜甫基本上沒有政治貢獻。
“所以朱熹說杜甫沒做什麼事，主要是說話、寫詩，也是對的。他的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江湖上漂泊，所以他自稱布衣，是百姓身份。”但莫礪鋒認為，杜甫的意義也恰恰就在於此。
“杜甫是我們百姓中走出的聖人，其他的聖人都是由一個很高的政治地位形成的。平民百姓在道德和人生境界上超凡入聖，與諸葛亮、范仲淹並列，杜甫給我們普通人做了一個榜樣，讓我們知道普通人也可以做聖人。“孟子說人皆可以為堯聖，王陽明說滿街都是聖人，普通人透過修身也可以在境界上達到聖人的地步，但說是這麼說，誰也沒見過，缺乏一個標準和例子。杜甫就是提供了這樣一個標準和例子。所以我們現在說，杜甫是從平民中出來的聖人，特別了不起。”
《莫礪鋒文集》
正是因為對杜甫如此的推崇和喜愛，前些年的“杜甫很忙”塗鴉現象，讓莫礪鋒很不高興，“塗鴉別人可以，即使塗鴉李白，我也可以假裝沒看見。但杜甫不行。”在他看來，這就好比西方人可以塗鴉蒙娜麗莎，但沒人會去塗鴉聖母瑪利亞，“即使你不信教，也會有敬畏。”
至於朱熹對杜甫一些詩作的不滿意，也是很好理解的。莫礪鋒也認同，杜甫並不是每一首詩都完美無缺，比如在夔州寫的那些就非常囉嗦。但正如錢鍾書所言，後代評價古代詩人，小家最佔便宜，因為傳下來就那麼幾首，全是好的。“但是杜甫流傳下來了1458首詩歌，裡面有些非一流的也很正常。”
近十幾年，莫礪鋒把很多時間和精力投入到文學普及工作當中，寫正經學術論文的時間非常少，普及的作品越來越多，還上了央視的百家講壇。他認為，研究和繼承古典文學文化傳統當然重要，但把它們介紹給社會大眾是更大的任務。
“既然你們學者研究說李白怎麼怎麼好，杜甫怎麼怎麼好，那怎麼使我們信服？怎麼使讀者來閱讀李白、閱讀杜甫，我覺得這個工作比學術研究寫論文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