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貝之燈》
在戛納首映後評分就出現了兩極化；到了上海電影節也褒貶不一。究其原因，大多是因為導演
阿諾·德斯普里欽
在本片途中敘事方式上的突然轉變。
鑑於此，本文將不在敘事手法和電影語言細節上做過多贅述，而是嘗試體悟導演運用這種敘述手法轉折的企圖。
如果把這部影片看成是單純的偵探片或老套的犯罪片，難免會出現上述的違和感。但如果我們積極地去解讀編導的意圖，或許會發現阿諾·德斯普里欽在本片中是試圖透過三個假借來完成自己的表達：
假借
現實
生活中真實發生和存在的事例；
假借
囚徒困境
，表現博弈；
假借
身份
，表達情感和希冀。
假借現實生活中真實發生和存在的事例
本片是基於一部有關警察的紀錄片拍攝的。片頭交待得很清楚：“
在此所有的罪、嘲弄和悲劇皆為事實
”。
事實上，僅僅還原真實就足以讓人嗔目結舌，因為這種還原比任何精心編織的故事都更有說服力和震撼力。這種假借表達了導演對自己曾經生活過18年的魯貝市現狀的痛心疾首和憤懣。
魯貝市位於法國北部的諾爾省，曾經是法國最重要的製造業中心之一。法國首富
貝爾納·阿爾諾
生於此地。
在這個假借中，導演運用了他慣常使用的敘事手法，用許多瑣碎的真實案例羅織出這個城市墮落蛻化的不堪景象。
一輛公交車在夜晚的街道上行駛，乘客有不同族裔裝扮的婦女，交代清楚了城市的現狀：這裡充斥著來自阿爾及利亞、義大利等各個地區的各色人種。
這裡有騙保險的、有酗酒鬧事的、有離家出走的、有街頭集聚的不良青年、有作偽證的、有強姦的、有縱火的、有圖財害命的。
新調來的路易斯副隊長在自白中道出：
如今我住在一座困苦又暴力的城市
。魯貝是法國百大城市裡最貧窮的一個。
首富的誕生地變成最貧窮的大城市，這並非虛構，其中的意涵不言而喻。
少女蘇菲的出走，以及局長和侄子對立到不可調和，顯示了代溝的難以逾越。在新生代眼裡，
上一代的整個文化、文明、社會狀態和認知，都已經格格不入了
。用侄子的話說，他（指局長）已經死了，我不和死人說話。
鏡頭給出了案發現場的一個俯拍全景，低矮的樓房，破舊的紅瓦和視窗飄蕩的黑塑膠袋殘片……誰也不會把這樣的景和法國、浪漫奔放以及富裕聯絡到一起。這個短短的6秒鐘的空鏡，用殘酷的真實表達出導演的悲憤和失落情緒。
影片前半部分音樂的最大特點就是很遊離。大多數樂段不起配合情節、推動情緒的作用。透露出導演內心無法對魯貝市給予肯定，失神、恍惚，常常神遊到舊日的光景。
假借囚徒困境
影片後半部講述的是警察局長達烏徳率領警員，採取囚徒困境的策略與兩名殺人縱火犯嫌進行博弈的過程。
表面上看它是警察與犯嫌的博弈，但導演想要展現的重點並非某個人的博弈，也不是個體間的博弈，而是一個城市健康發展與墮落的博弈；是善良、正義與種種邪惡的博弈。在這個假借中，導演放棄了他慣常使用的敘事手法，不厭其煩地細緻描述了整個博弈過程。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審視電影前後的折轉，我們就可以找到它存在的內在聯絡。
影片前半部展示了魯貝城市的墮落和邪惡的瀰漫，後半部透過典型個案來展示雙方力量的博弈。
其中警察局長無疑是代表著正義的一方，兩名女嫌則是代表了墮落和邪惡。
用哲學的思維來解讀，影片的前半部提出“魯貝怎麼了？”的疑問，後半部則是提供了“我們該怎麼辦？”的解決方案。
影片前半部，警察局長把大部分案子都分配給手下，自己像是個旁觀者，和配樂一樣遊離在主要案件之外。而縱火與兇殺併案後，局長親自介入了偵查，和新調來的路易斯聯手辦理。他準確地判定兇殺案與之前的兩個女人瑪麗（
莎拉·弗里斯蒂
扮演）和克勞德（
蕾雅·賽杜
扮演）有關，並當即把她們分開，設計用囚徒困境的方式進行審訊。
此時，音樂風格開始轉變。不再遊離，變得連貫穩定。音色豐富了許多，隨著情節變幻，努力描述著劇中人物的心理變化。音樂出現的頻率比之前少了。片子以對話為主，鮮有音樂的干擾。保證了完美地展示教科書般的囚徒困境博弈典範。
在這場博弈中，體現了三個層面的博弈。首先是兩個女嫌疑人之間的博弈；其次是達烏徳局長與兩個女嫌疑人的博弈；最後是達烏徳代表的正義與女嫌疑人們代表的邪惡之間的博弈。
瑪麗和克勞德第一次接受新警察的盤查開始，克勞德就處於主導地位。瑪麗眼神和表情裡一直藏著一種無助、依賴以及討好、迎合克勞德。這為後來囚徒困境博弈中瑪麗的心口不一、不斷地修訂說辭、不斷的揣摩和力有不逮的笨拙表現打下了伏筆。
囚徒困境的分開審訊後，瑪麗不停地呼叫克勞德；克勞德則是後悔認識了瑪麗。二人對彼此的態度涇渭分明，為後面兩人對質時的精彩做足了預示。
在兩人對質的那場戲中，二人的主從關係和瑪麗的不自信地被引導，均暴露無遺。克勞德顯然撒謊，瑪麗開始是否認、質疑、困惑，然後是接受。
這個過程是片
中的一個高潮
。
犯罪現場模擬還原時，瑪麗已經放棄了自辯，完全依照克勞德的敘述去配合，甚至取悅她。此時，已不僅是犯罪過程的還原，也是對她們二人現實生活的對位還原。
瑪麗在囚徒困境中，面對著“本能選擇”與“情感”的衝突。她矛盾、困惑、猶豫的心理和行為上的變化使得她最後敗給了克勞德。
但克勞德並不是真正的贏家，局長達烏徳和他代表的正義力量，才是這場精彩博弈中笑到最後的贏家。
在去監獄的囚車，瑪麗和克勞德的表情、對視的眼神，在無言中道出了千言萬語。
導演偏愛大特寫鏡頭，讓演員的表情清晰放大地呈現在觀眾面前，這無疑是對演員表演功力的巨大考驗。欣慰的是演員們都承受住了考驗，在特寫鏡頭前表演得張弛有度，拿捏到位。在囚徒困境博弈這部分顯得尤為突出。
假借身份
影片中導演阿諾·德斯普里欽藉助了警察局長達烏徳（
羅什迪·澤姆
扮演）之身，表達出對魯貝這座城市的失落和憤懣的情感，以及對它寄寓的希冀。
影片中出現很多夜晚的場景，但展現出來的並非一片黑暗和陰冷，而是在夜色中總保留著暖色的光。既表現出導演對這個城市的現狀的失望和負評，也表達出他內心對之依舊充滿溫暖的愛憐。
開場音樂厚重緩慢，木管樂加重後，變得深沉。之後，音樂緩緩地隱在畫面後面，不管畫面多麼火爆、緊張，音樂似乎遊離了情節，兀自按部就班地緩行著。
達烏徳想做這座城市的一盞明燈。但心中的明亮卻被市井豔俗的彩燈、霓虹燈掩蓋；被街頭燃燒車輛的火光和縱火的罪惡之光遮蔽。
就好比是剛衝出閘門的良駒，在奔騰而出的瞬間，被眾多的馬匹包裹著，讓人無法立即從中辨識。
影片結尾的定格，是導演頑強的表達：光明之燈就在那裡，你卻未必能夠看到；但你終歸會看到。
影片運用了雙重假借。導演假借了警察局長達烏徳，而達烏徳則又在劇中借用了路易斯。
路易斯可以說是達烏徳的雙重投射
。
路易斯自白道：如今我住在一座困苦又暴力的城市。
中間插進了局長達烏徳，赫特德的旁白在繼續。此時，路易斯和達烏徳合體為一人。當問出“這些人為何要到這裡來？”時，疑問不再是路易斯的，而是包含了達烏徳，包含了導演。
達烏徳說自己可以分辨出誰是罪犯。沒有理由，似乎是本能；而路易斯接到第一個案子就因出現許多嫌疑人而困惑。最誇張的是他竟然請兩個真正的案犯去指認罪犯。
這是一種哲學意味的調侃和嘲笑，也讓我們從路易斯身上窺見到剛成為警察時的達烏徳。
菜鳥警察時的達烏徳和老練的局長達烏徳，在同一時空裡呈現，達烏徳的人物形象被立體地凸顯了出來。同時，路易斯不僅投射出達烏徳的過去，也是他對未來的希冀。
三種假借，三層博弈，雙重替代，多重投射
，這種複雜的設定處理，恰好是導演阿諾·德斯普里欽津津樂道的。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這部電影，或許就比較容易理解和收納他在片中施展的這次乾坤扭轉般的轉折大騰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