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計馬特爾也沒想到，自己對波蘭斯基陳年往事的一番誠懇發言居然會引發這麼大的爭議。
策劃 | DOCO編輯部
本期編輯 撰稿 | 孟浪
8月28日，
第76屆威尼斯電影節
在義大利水城麗都島拉開帷幕。
第76屆威尼斯電影節官方海報
然而，儘管本屆電影節佳片眾多、明星雲集，但就在電影節開幕伊始的評委釋出會上，
評審團主席盧奎西亞·馬特爾
（Lucrecia Martel）卻意外地對
著名導演羅曼·波蘭斯基
（Roman Polanski）展開了一番批評。
今年的威尼斯評委釋出會現場
原來，由羅曼·波蘭斯基執導的法國影片
《我控訴
》（J‘accuse）也入圍了本屆威尼斯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但就在評委釋出會上，一幫看熱鬧不嫌事大的記者卻提起了四十年前波蘭斯基在美國犯下的
性侵幼女案
的事情，並藉此向評委們追問對於波蘭斯基作品入圍本屆電影節的看法，於是乎，評審團話事人盧奎西亞·馬特爾不得不對此做出迴應：
“我還是要表示對於那位受害者的支援，站在我的立場上，很難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徹底已經翻篇了。
所以波蘭斯基這一次組織的電影《我控訴》的慶功會，我是不會參加的
，畢竟在我身後，還有阿根廷國內無數正在與類似問題作鬥爭的女性同胞，所以我不會去那裡向他表示祝賀。”
《我控訴》劇照
結果，馬特爾此話一出，立刻便在電影圈內掀起軒然大波。
有人稱讚她立場鮮明、態度真切，也有人批評她從人品牽連到作品不夠專業，而作為此番言論的當事一方，電影《我控訴》的製片人盧卡·巴巴雷西（Luca Barbareschi）更因此對外宣稱，
擔心影片會受到不公正評判意圖直接退賽。
本屆威尼斯評審團主席盧奎西亞·馬特爾
估計馬特爾也沒想到，自己對波蘭斯基陳年往事的一番誠懇發言居然會引發這麼大的爭議，隨後，她又發表了一份宣告對此前她的言論做出了一個解釋：
“我不將作品和藝術家分開看待，我也認可波蘭斯基過往作品中人文關懷的一面，因此我並不反對他的作品參與電影節競賽單元。
我對這部電影沒有任何偏見，我會像對待其他參賽影片一樣去看這部電影。
如果我抱有偏見，我就會辭去評審團的職務。”
羅曼·波蘭斯基
似乎這場輿論爭端在最後還算是做到了體面的收尾，但是，就因為這場爭端，很多影迷和媒體卻又將目光重新投向了波蘭斯基在四十年前所犯下的那樁性侵幼女案。
其實，這起案件自從在
1977年
發生後就已經成了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幾乎波蘭斯基一有作品問世它就會被拿出來重新演繹一遍，即便案件
受害者
薩曼莎·蓋默
（Samantha Geimer）
在多年以後表示早已原諒了波蘭斯基
，但案件本身懸而未決的司法狀態卻導致即便過了四十年之久，人們依然會對它津津樂道。
2017年薩曼莎·蓋默曾在聽證會上為波蘭斯基辯護
事實上，關於波蘭斯基的這起性侵案，女導演
瑪蓮娜·齊諾維奇
（Marina Zenovich）就曾製作過兩部非常有名的紀錄片，分別是2008年的
《羅曼·波蘭斯基：
被通緝的和被渴望的》
（Roman Polanski： Wanted and Desired），以及2012年的
《羅曼·波蘭斯基：
罪者出列》
（Roman Polanski： Odd Man Out）。
其中，《羅曼·波蘭斯基：被通緝的與被渴望的》一片就找到了大量當年此案的
親歷者
，包括公訴人、各方律師、負責調查案件的地方檢察官、參與報道的媒體記者以及受害者薩莫塔·蓋默本人，算是比較完整地回顧了整個事件，人們也得以看清此事的來龍去脈以及背後所隱藏的一些細節與真相。
關於羅曼·波蘭斯基的個人經歷及其導演作品，想必不用詳細介紹，很多人應該也早已如數家珍。
年輕時的波蘭斯基
波蘭斯基
是出生於二戰時期的
波蘭裔法國籍
電影導演，從血統上來說，他是個混血兒，因為他的父親是波蘭人，母親則是猶太人。
在童年時期，波蘭斯基就經歷了德國納粹反猶浪潮的迫害，而後，其父母又先後被關入集中營，母親更是被毒氣毒害致死。
1955年時的波蘭斯基（中）
可以說，童年時期的慘痛遭遇為波蘭斯基的幼小心靈留下了極大的陰影。
二戰後，波蘭斯基得以進入波蘭羅茲電影學校接受專業的電影教育，經過五年的學習，波蘭斯基逐漸嶄露頭角。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主導拍攝了一系列荒誕主題的短片，並拿到了一些國際性獎項。
波蘭斯基自編自導自演的短片《胖子與瘦子》（1961）
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波蘭斯基迎來了自己的第一波黃金創作時代。
在12年的時間中，他幾乎以一年一部的節奏拍出了《水中刀》、《冷血驚魂》、《天師捉妖》、《羅斯瑪麗的嬰兒》、《唐人街》等十餘部影片。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好萊塢，那時的波蘭斯基毫無疑問是最耀眼的電影作者之一。
波蘭斯基與尼克爾森（《唐人街》劇照）
但令人遺憾的是，在此期間，波蘭斯基卻遭遇了一次毀滅性的打擊——其
妻子莎朗·塔特
（Sharon Tate）僅僅在與其結婚一年之後，就被美國邪教分子殘忍殺害，也就是著名的
“曼森慘案”
。
這種經歷自然使得波蘭斯基的人生更具傳奇性和神秘感。
然而，當時間推進到1977年的時候，波蘭斯基的人生卻又一次被錯誤地改寫了，而且這次改寫其命運的作者不是別人，正是波蘭斯基自己。
彼時，波蘭斯基受一家時尚雜誌的委託為世界各地的少女拍攝寫真。在這個拍攝專案中，他結識了一名
13歲
的美國少女，經女孩的母親允許，波蘭斯基得以對其進行單獨拍攝。
當事人薩曼莎·蓋默的回憶
就在3月的某一天，波蘭斯基帶著這名少女來到了位於洛杉磯穆赫蘭道的
傑克·尼克爾森家
（尼克爾森曾主演波蘭斯基作品《唐人街》），尼克爾森不在家，管家便讓他們在房間裡自由活動。
最初，波蘭斯基將拍攝定在一間浴室裡，少女以半裸的姿態進入浴缸進行拍攝。但就在交談中，波蘭斯基卻以一種
引誘的方式
讓少女喝下了香檳酒和一片安眠酮。接著，波蘭斯基便與這名少女發生了
性關係
。
受害者的證詞
波蘭斯基明顯低估了美國人對未成年的保護力度。
1977年3月11日
，他被洛杉磯警方逮捕，並被指控犯有
“向未成年人提供禁藥，對兒童實施猥褻行為，非法性交，藉助藥品強姦”
等五項重罪，而這些罪名正是來源於她之前所拍攝的13歲女孩的母親的控告。
當時辦案警察的回憶
案件發生以後，首先招惹來的自然就是
新聞媒體
的關注，雖然此前的電影界已有多個導演因為性醜聞而把自己弄得臭名昭著，但波蘭斯基犯下的畢竟是猥褻兒童罪，這種性質當然比其他一般性醜聞更為嚴重。
面對指控，波蘭斯基並沒有抵賴，他迅速承認了自己所犯案件的事實，但在這個前提下，雙方自願還是非自願卻成了量刑輕重的關鍵。
波蘭斯基堅稱這件事屬於曖昧氣氛下的兩廂情願；但受害少女則稱是被波蘭斯基哄騙吃了下安眠酮。
波蘭斯基在當時遭到媒體的圍剿
案件自然而然地過渡到了訴訟階段。
波蘭斯基的辯護律師是
道格拉斯·達爾頓
（Douglas Dalton），一個長相酷似林肯並時刻保持冷靜作風的談判高手；受害少女的辯護律師則是
羅傑·古遜
（Roger Gunson），同樣是一個邏輯嚴謹的一流律師。
道格拉斯·達爾頓與羅傑·古遜
兩位律師棋逢對手，他們是處理此案的最佳人選，但從這個角度看，與他們一同辦案的
主審法官勞倫斯·裡特邦德
（LaurenceJ。Rittenband）卻完全不同，用今天的話來說，這個法官就是那種喜歡給自己不斷加戲的
“戲精”
。
主審法官裡特邦德
在本案之前，裡特邦德主審過加里·格蘭特的父子關係案、貓王與普麗西拉的離婚案、馬龍·白蘭度的關押案。而這些名人案件與本案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
高曝光率
。
法官裡特邦德非常喜歡群星環繞的感覺，同時，他也很喜歡讓媒體報道自己經辦的案件，長年以來，他甚至讓副手為自己製作了一本
畫冊
，而畫冊的內容就是裁剪於媒體對他經辦案件的報道。
而就在這時，世界各地的媒體也都在關注著這一起案件，裡特邦德不僅收到了來自大大小小不同媒體的多種請求，而且他還想引導媒體對他的報道。每家媒體都想要一個法庭裡的座位，每個席位都得經過他的事先預定才能安排。
一個高曝光率案件遇上一個喜歡媒體的法官。於是，不同版本的羅曼·波蘭斯基便出現了。
在
美國媒體
眼中，波蘭斯基簡直是
惡人
的完美人選——猶太混血兒的身份，口音濃重的東歐矮個子，靠電影賺了大錢，私生活放蕩。這些標籤都把他指向為一個兇狠而人格扭曲的侏儒，內心世界黑暗無比。
再加上他的亡妻莎朗·塔特被殘殺的方式與他執導的電影《羅斯瑪麗的嬰兒》有關，由此大量有關此事的陰謀論也將他渲染的更為邪惡和無恥。
但在
歐洲媒體
眼中，波蘭斯基似乎又變成了一個
悲劇性的人物
。他從大屠殺中倖存，母親在納粹集中營被毒氣殺害。他來到美國，在好萊塢制度下拍出了優秀的作品，並且保持了自身的完整性。他那悲慘的過去好像弱化了他的加害者身份。
此外，一些好事的歐洲記者也曝光了受害者薩曼莎·蓋默的名字和照片、她曾交往過男朋友以及服用過安眠酮的藥物史等等事情。
這些曝光與似有所指的暗示，亦對受害者造成了很大的二次傷害。
法官裡特邦德為了取悅媒體和民眾，表示會嚴懲波蘭斯基以彰顯法律的公平公正。但由於薩曼莎·蓋默當時年紀尚幼，她的家人和律師出於保護她的目的，不希望案件公開審判。
在這種情況下，薩曼莎·蓋默的代理律師、地區檢察官與波蘭斯基的辯護律師達成共識，即——
辯訴交易
。
根據辯訴交易，波蘭斯基要對五項指控中的
“非法性交”
（與未成年少女發生雙方同意的性關係）認罪。而控訴方也會根據此建議從輕處罰，判決結果會根據他的假釋報告以及律師的辯護減輕量刑。
然而，波蘭斯基可以輕罪假釋的結果與法官裡特邦德的初衷嚴重不符，這時，他又聽信別人的建議，讓波蘭斯基接受
90天的強制心理評估
作為懲罰。
而且他還透過媒體放出話來，認為
“絕不能在外介面前表現出對名人犯罪的絲毫軟弱”
，他打算把波蘭斯基投進監獄。
因此，就在波蘭斯基接受了為期42天的心理評估後，當他聽說法官對外發誓要關他
100年
時，還在候審期間的波蘭斯基遂駕駛著一輛車趕往洛杉磯國際機場，買了一張去往歐洲的單程票，從此一去不復返。
自從1978年2月1日波蘭斯基離開美國後，他就再也沒有踏上那片給予其夢想和災難的土地。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波蘭斯基至今仍是美國警方的通緝犯，一旦踏進美國大門，他就會被押送進監獄。
而這也正是此事能延宕四十年之久的真正原因。
事情演變到今天，或許我們早已無法去完全客觀地審視當年波蘭斯基的這樁案件。
尤其是對於波蘭斯基究竟應不應該被送進監獄接受刑法的懲處，更是眾說紛紜。
然而，透過這部紀錄片我們卻可以看到，一些媒體在報道此事時所採取的做法幾乎已經違背了新聞倫理該有的操守。
形形色色的流言蜚語，無處不在的小報記者，導致每個人都在道聽途說，每個人都在以訛傳訛，最終，中傷與誹謗干擾了法官的審判。
主審法官裡特邦德接受媒體採訪
正如波蘭斯基在事後返回歐洲後接受邁克·華萊士的採訪時所說的那樣，
“自己就像是一隻老鼠，被別人玩弄著，跑來跑去。”
而對於此案的核心受害者薩曼莎·蓋默來說，
媒體的瘋狂報道所帶來的傷害甚至比波蘭斯基的性侵犯還要嚴重，
這件事完全成了她一輩子都邁不過去的一道坎兒。
在本片中，導演澤諾維奇並沒有對波蘭斯基性侵幼女案做出明確結論，她只是儘量多地提供事實：波蘭斯基是誰，他做過什麼，沒做什麼。
至於他究竟是一個逃避法律制裁的膽小鬼，還是一個犯過錯誤的偉大導演，看過影片，相信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評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