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西周銘文青銅器銘文書法大部分都分早、中、晚三期。
西周早期青銅器銘文沿襲殷商青銅器銘文風格的基礎上起步
，逐漸擺脫了商文化的影響向著自身秩序化的目標進行，章法上出現了有行無列式。
西周中期是青銅器銘文發展的鼎盛期，
“篆引”成為主流，整齊、清楚、大方、規則的銘文章法深受歡迎
，比比皆是，形成一種典範美；西周晚期國勢漸衰，禮崩樂壞，青銅器銘文的章法更是變幻莫測，它們彼此差異很大，個性鮮明，佳作迭出。
一、西周早期青銅器銘文章法的特點
西周早期包括武、成、康、昭四個王世。西周最早的青銅器銘文書法作品有兩件，《利簋》和《天亡簋》，
這兩件青銅器均為武王時物。
《利簋》作於武王克商之年，於1976年陝西省臨潼縣零口公社出土，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簋通高28釐米，口徑22釐米，侈口，鼓腹，雙獸耳垂珥，方座圈足。銘文鑄在簋腹內底上，共4行32字，第一次明確記錄了武王徵商的時間。
《利簋》銘文章法採用有行無列式
，略顯平時笨拙的線條弱化了線與面、粗與細的對比。
上下字之間的部首承接關係十分明顯
，如第一行第四字與上下字所採取的承接，及第二行第四字和第五字之間的承接以及它們與上下字之間的承接關係；再如第三行，共九字，每字與上下字間的承接均運用了部首相貫的方法，使銘文行氣跌宕起伏獨具韻律。
《天亡簋》於1844年陝西省岐山縣出土，高23。5釐米，口徑20。9釐米，方座18。6釐米，橫18。9釐米，器侈口，四獸首耳，鼓腹較深，器內底鑄銘8行存17字。《天亡簋》銘文字勢微斜，線條圓曲相當明顯，
應該是最近於周人本色的代表作
，然而其章法也非常具有代表性，屬有行無列式。
銘文大小錯落，左右穿插，字與字行與行之間的避讓，奇妙天然大氣磅礴。
《天亡簋》銘文是一件保留了濃厚稚拙情趣的作品
，給人以古樸生動的美感。成王時期的帶有銘文的青銅器出土較多，風格不一，呈現出一銘一個面目的自然發展狀態，銘文章法自然也豐富多彩。
如《方鼎》於1973年遼寧省喀左縣北洞村山麓二號窖藏出土。腹壁銘文4行24字，腹底銘文四字。鼎高51。7釐米，口縱30。7釐米，口橫40。7釐米。《方鼎》器底銘文僅四字，
採用的是無行無列的章法形式，
圖文結合，亞型族徽的出現令銘文具有十足的神秘感。
其前兩字被第三個“亞”字放大包容在內合為一體，自然和諧，第四字如一圖形化小人生動活潑，
四字從整體上看猶如新時期的文人畫那樣天真爛漫、相應成趣。
由此可見，成王時期的青銅器銘文章法獨具特色，異彩紛呈。康王時期，青銅器銘文發現日多，
“篆引”的發展也開始傾向明朗化
，字形大小趨向均等，行列清楚，秩序感已經呼之欲出了。因此，這一時期出現了有行有列的青銅器銘文章法形式。
如一名器為《大盂鼎》，於清道光初年陝西省岐山縣禮村出土。鼎高101。9釐米，口徑77。8釐米，鼎內底鑄銘文19行291字。
《大盂鼎》是迄今發現最早的鴻篇鉅製，
此銘章法排列整齊，屬有行有列類章法形式，字距行距均等。
此類章法形式貌似簡單沒有變化，但是西周先民憑藉著自身對藝術的原始感悟賦予了銘文鮮活的生命。
表面上看該銘章法排列理性
，但細細品讀之後我們會發現該銘文字的大小變化豐富，上下字之間緊密相連，部首承接法在這篇銘文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使銘文字與字之間相映成趣，顧盼生輝，形成一個統一的、和諧的整體。
昭王時期，帶有“篆引”特徵的青銅器銘文數量明顯上升。這一時期的青銅器銘文中，
無行無列的章法已經很少見了，
而有行有列的章法銘文所佔比例相對上升。如《小子生尊》、《不壽簋》、《御正衛簋》等青銅器銘文均屬有行有列類章法形式，這些青銅器銘文雖排列整齊有序，但整齊中見變化，端莊中見巧拙，其實用性也大大的增強了。
這一時期的有行無列類銘文章法仍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在這些青銅器銘文中，雖屬有行無列類，
但是其排列的整齊程度以大大提升
，較之前的有行無列類章法銘文更加有秩序感。
西周早期青銅器銘文沿襲殷商青銅器銘文風格的基礎上起步，逐漸擺脫了商文化的影響向著自身秩序化的目標進行。
其青銅器銘文的章法也隨之改變
，出現了有行有列類青銅器銘文章法，以重器《大盂鼎》為發端，開始了西周青銅器銘文書法的秩序建構。
二、西周中期青銅器銘文章法的演變線索
西周中期包括穆、恭、懿、孝四個王世。《遹簋》銘文章法的風格，
可以代表當時青銅器銘文的普遍現象
。另一名器《方鼎二》，於1975年3月陝西省扶風縣法門公社莊白大隊出土，器高22。5釐米，口縱21。2釐米，口橫16釐米，鼎內鑄銘11行116字，重文3字，合文2字。
銘文章法與《遹簋》銘文章法相似，銘文前10行行列分明，最後一行由於字數的原因沒有與之形成橫列，但銘文整體字勢統一左輕，結體緊密，
樸拙中充溢著靈秀，極力追求著整齊、統一的秩序感
。
恭王時期，“篆引”成為青銅器銘文書法的惟一式樣，銘文章法受其影響也發生了變化，
有行無列類銘文章法已被改造向著有行有列類銘文章法式樣發展，
其他偶有存留，無行無列類銘文章法也幾如鳳毛麟角。
在這整齊劃一的新秩序之中，佳作比比皆是，體味之餘，又很容易把它們淡忘。這表明，
青銅器銘文書法也像禮樂文化一樣
，它只要求整體，而忽視個性，銘文章法也無例外。恭王時期佳作層出不窮，氣象莊嚴，如這一時期的名作《牆盤》，是足以和《散氏盤》、《虢季子白盤》鼎足而立的精品，堪稱儕輩中之翹楚。
《牆盤》於1976年陝西省扶風縣法門公社莊白一號窖藏出土，體型巨大，通高16。2釐米，口徑47。3釐米，底徑35。7釐米，盤內底鑄有銘文18行284字，合文3字，重文5字。
其章法更是與當時社會的向心力所呼應，
豎成行橫成列，由於每行上下兩字間的距離大於行與行之間的距離，因此橫列更加清晰，尤為突出。
最後一行由於字數多的原因，字與字間的距離縮小，但卻不影響銘文整體的秩序感，
反而使通篇銘文更加貫氣，渾然天成
。類似此類章法的青銅器銘文不勝列舉，如《休盤》、《永盂》等。
再如《師父鼎》，鼎高26釐米，口徑24。9釐米，鼎內鑄銘文20行93字。該銘文章法受器型的影響呈沙漏型，兩頭寬，中間窄。仔細品讀其章法，不難發現，即使是受到了器型的影響，
製作者也儘量使銘文行列分明，極力追求整齊劃一的秩序感。
該銘雖極力恪守“篆引”秩序，但整體卻沒有給人一種生硬、呆板的感覺，反倒是工拙變化、意態橫生，令人寓目遣懷。
懿王、孝王時期，青銅器銘文開始步入巔峰狀態，
銘文章法的工整與趨同是普遍的傾向，
然而求善劃一並不意味著會得到對應的結果，新的風格變化也隨著產生。
西周中期是青銅器銘文發展的鼎盛期，這一時期佳作迭出，典正雍容，純淳嫻雅。至恭王時期的《牆盤》，西周青銅器銘文書法的典範確立。整個西周中期，
“篆引”成為主流，它與政治、倫理密切呼應
，體現著統一意志，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向心力。無行無列的章法形式在這一時期已是鳳毛麟角，而整齊、清楚、大方、規則的銘文章法深受歡迎，比比皆是，形成一種典範美。
三、西周晚期青銅器銘文章法特點及線索
西周晚期包括夷、厲、共和、宣、幽五個王世。夷、厲、共和時期的作品略少，風格亦頗相近，故合併述之。這一時期，國勢漸衰，已瀕臨崩潰，社會動盪不安，
統一的秩序也逐漸被打破
。青銅器銘文的章法也不再只一味地追求工整、莊嚴的秩序感，獨具個性的章法形式已開始嶄露頭角。
夷王時的《大師虘簋》，傳1941年陝西省西安出土，通高18。7釐米，口徑21。4釐米，底徑22。9釐米，器銘與蓋銘相同各7行70字。《大師虘簋》頗具特色，
蓋器同銘而工拙異趣
，蓋銘莊重典麗，秩序井然；器銘則字勢傾斜，行列分明。此二銘章法皆受“篆引”秩序化的影響，有行有列，清晰工整。
再如厲王時期《虢叔旅鍾》上的部分銘文，該部分銘文共四行四十字，章法佈局一目瞭然，豎成行橫成列，秩序井然，但是該部分銘文受青銅器外形的影響，
每行的中軸線均向兩側擴散成放射狀
，使這四十字與這個梯形的青銅器渾然一體，字與字之間隨勢瞻顧；行與行之間遞相映帶，更加增添了青銅器的藝術性，乃錦上添花之佳作也。
《從盨》屬厲王時物，銘文12行133字，該銘章法完全打破了“篆引”的秩序感。雖屬有行無列式，
但是銘文整體卻少了那種整齊、莊嚴的秩序感，
像是以平常心隨意書寫而成，不拘小節、個性張揚。
這一時期打破“篆引”秩序、張揚個性的青銅器銘文有很多
，如夷王時期的《十二年大簋》、《大簋》，厲王時期的《簋二》等銘文皆突出個性、放縱不羈。
總結
西周時期，是青銅器文的繁榮時代。青銅器銘文藉著那個時代的美學思想發展成熟，體現了周人的哲學、智慧和審美趣尚。研究這一時期的青銅器銘文章法，
有助於更好地理解書法章法中的聯絡呼應、流通貫氣，構成生動自然、和諧統一的整體
，符合構圖形式美的法則。西周先民對青銅器銘文章法的安排充滿了大膽的想象，蘊含了極其豐富的審美價值藝術性，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學習和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