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自新石器時代以至於漢代，普遍存在著一種以印有幾何形花紋，燒成溫度在攝氏1200度以上的陶器為特徵的所謂“印紋硬陶文化”。“印紋硬陶文化”這一名稱並不科學，其原因：一是各個地方的印紋硬陶器不盡相同，江蘇的印紋硬陶器和江西或安徽的印紋硬陶就有很大的區別；二是在年代上拉開的距離過大，如果籠統地冠之以“印紋硬陶文化”未必合適。所以現在學術界基本上不再使用這個名詞。

江西省東北地區地處鄱陽湖之濱，以贛江為代表的水系縱橫，距離中原地區相對較近，自古以來是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區之一。上個世紀70年代，在清江市的吳城遺址發現了和中原地區商代文化面貌一致的“吳城文化”。吳城遺址不僅出土了和中原地區類似的青銅器，而且還發現了一批陶文，江西東北部的古代文化納入考古學家們的視野。1989年，在江西省距離吳城遺址10餘公里的贛江東岸又有了新的發現，這新千青銅雙面神人頭像和青銅禮器出土情況就是新幹縣大洋洲遺址。

當年，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幹縣博物館聯合進行了發掘。出土大量青銅器的地點推定是一座長方出土青銅伏鳥雙尾虎形土坑豎穴墓。墓內出土的文物非常豐富，計有青銅器485件、玉器754件（顆）、陶瓷器356件，其中尤其以青銅器令人大開眼界，其數量之多，造型之美、工藝之精，為中國南方地區所罕見。以青銅禮器為例，出土的器種有圓鼎、方鼎、扁足鼎、鬲、瓶、豆、瓿、壺、卣等。器形大小差別極大，有高115釐米重量達78公斤的四足，被譽為“瓶王”，為目前全國所僅有的一例。

乳丁紋方鼎高達97釐米完全可以和出自商朝王都出土的“重器”媲美；也有高僅10釐米的獸面紋銅鬲，可稱為青銅器中的袖珍品。此外還有奇特的雙層帶門獸面紋方鼎、怪譎的雙面神人頭像、威猛的雙尾虎等，都是在中原地區所不見的。在青銅器的紋飾上，除了常見的饕餮紋、龍紋、，除了常見的饕餮紋、龍紋、雲雷紋之外，普遍使用虎的形象和帶狀燕尾紋，這些都是該地區所特有的，表現出強烈的地方特色，在鑄造工藝上絕不遜於當時中國青銅器鑄造中心安陽的產品。

玉器有琮、璧、瑗等禮器，戈、矛等儀仗器以及裝飾品。另外還有普通陶器、硬陶和原始瓷器。從出土的青銅禮器上考察，大方鼎等器物和河南省鄭州二里崗出土的同類物非常接近，應當屬於商代中期的產物。方鼎和圓鼎等大批器物和殷墟的出土物近似，是商代晚期的。還有一部分器物如雙層方鼎，則介於二里崗和殷，即商代中期和晚期之間。由此說明在江西省北部地區從商代中期到晚期一直保持了和中原地區的聯絡。交流總是雙向的，中原地區在商代也受到南方地區的文化影響。

有人認為商代末期中原地區廣泛出現的扁足鼎就是受以新幹大洋洲為代表的南方文化的影響。新幹商代大墓的發現再一次證明商代中晚期青銅文化並不僅限於中原地區，至少在江西東北部（以新幹大洋洲遺址為代表）、川西平原（以廣漢三星堆遺址為代表）、洞庭湖北部地區（以湖南寧鄉和湖北黃陂盤龍城為代表）、內蒙古南部地區（以赤峰夏家店上下層文化為代表）、關中地區（以西安老牛坡遺址為代表）等地都有發達的青銅文化存在。青銅文化在我國長城內外、大江南北遍地繁榮，成為延綿不斷五千年中華文明中最重要的一環。

由於新幹大洋洲商代大墓為學術界提供了珍貴的資料，所以被評為“七五”期間的十大考古發現之一。根據最新訊息，在距離新幹大洋洲不遠的地方發現了一座相當於中原商代的規模巨大的城址，這也許和前面所提到的大墓主人所統轄的政治中心有關。當然，按通常的道理推測，這樣的大墓不會只有一處，另外一些貴族大墓在什麼地方？既然有這麼多具有當地特色的青銅器，那麼當時的手工業作坊在哪兒？墓主人的宮殿又在何處？這些都是有待於今後繼續探索的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