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亞歷山大東征到扎馬會戰,歐洲為何用一百多年才學會預備隊戰術

從亞歷山大東征到扎馬會戰,歐洲為何用一百多年才學會預備隊戰術

作者|冷研作者團隊-披瀾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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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在交戰時預留預備隊,是一種如今我們看來極為常見的作戰思路。預備隊的設立相當重要,在雙方軍事實力相持平的情況下,預留一支機動力量,既可以填補戰線的空隙,補完己方防禦的漏洞,也可以在恰當的時機給予敵人雷霆一擊。在中國,很早就有設立預備隊的習慣, 按照《軍事大辭海》的說法,早在戰國時期,軍事家孫臏就曾提出“鬥一、守二”的思路,主張兩軍交戰時以三分之一的兵力作前鋒與敵交戰,剩餘三分之二的兵力要作後隊待令而動。這可能是關於預備隊最早的記載了,而在西方世界,預備隊戰術的形成演變,似乎更加的複雜和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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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認為,亞歷山大在高加米拉戰役中就運用了預備隊。的確,高加米拉戰役中,在面對騎兵數量遠勝自己的波斯軍隊,馬其頓的部署部隊有著極為明顯的針對性。亞歷山大在馬其頓陣線正面的後方,預留了兩支規模類似的突擊縱隊,這兩支縱隊兵種極為豐富,包含馬其頓弓箭手、色雷斯步兵、希臘聯軍騎兵乃至部分希臘僱傭軍步兵。亞歷山大在戰前就將作戰思路與這些將領進行了溝通和說明,在馬其頓本陣遭遇騎兵突擊時,他們就要主動迎擊來犯之敵。會戰開始後,情況果然如同亞歷山大所料,馬其頓方陣透過斜線陣撕扯波斯隊形時,己方左右翼也發生了變形和解體,在這關鍵時刻,正是後方的左右縱隊填補了陣線的空缺,堵住了波斯直撲馬其頓大營的騎兵部隊。正是因為這支生力軍的加入,馬其頓軍隊才能穩住正面,支撐至亞歷山大親自帶領的右翼騎兵連同步兵方陣一起突破波斯軍中央,逼得大流士拋下左右翼部隊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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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支被預留的二線部隊就是所謂的“預備隊”。前面我們提到,高加米拉戰役中亞歷山大帶領著騎兵部隊進行突擊,這就意味著,當作戰開始後,他其實就已經失去了對於其餘部隊的掌控。這不是說亞歷山大有勇無謀,事實上,在當時無論是希臘還是波斯部隊在作戰開始後,都很難繼續指揮其餘部隊作戰,麾下各部分所有的移動、攻擊、轉移基本上全靠各將領自己的應變。即使天才如亞歷山大,也只能利用戰前的分析和規劃。會戰的勝利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樣的預先規劃是否能被成功貫徹。《西方戰爭藝術》認為,當時的指揮官們“缺乏等待戰機或保留部分軍隊用於應付緊急情況或利用戰機的觀念”。正因如此,當亞歷山大採用斜線陣做出靈活的戰術機動後,波斯軍隊的反應和應對才會顯得那麼笨拙且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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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馬其頓的情況類似,在早期羅馬人的戰術訓練中,似乎也沒有所謂“預備隊”的觀點。這可能和我們一般印象中不同。馬略軍改前,羅馬軍團以中隊或者說更小的百人隊為單位排列成類似棋盤的形狀(一箇中隊被分為兩個人數為60的人的百人隊,兩隊左右並列,前後彼此交錯),第一排為青年兵中隊,中間一排是壯年兵中隊,最後是經驗最為豐富的老年兵中隊。羅馬人並不缺少訓練和配合,與馬其頓方陣、希臘方陣不同,羅馬軍團並不要求陣型不留空隙的線列式排布,甚至同一中隊中的兩個百人隊之間,都會預留間隔空隙,這一方面是滿足快速行軍的需要,另一方面,這些隊伍間的縫隙也可以方便輕裝步兵在接敵前投擲標槍。青年兵百人隊遇敵時,其後方的兩個壯年兵百人隊,將快速填補前排中隊彼此間的空隙,防止敵人湧入。這似乎可以視為對亞歷山大高加米拉戰役戰術思想的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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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問題在於,這種後排“預備隊”的使用並不靈活,雖然每個中隊可細分為兩個百人隊,但“百人隊”對於羅馬軍隊而言似乎並不是一個獨立建制,它源自於羅馬王政時期選舉百人團。作戰時,中隊並不繼續拆分指揮,甚至連軍旗都共用一面。

事實上,不止中隊單元的運用十分死板,就連“羅馬軍團”本身在當時也不能算是一個獨立的軍事單位,在作戰時,無論羅馬投入幾個軍團參戰,其戰術基本都限定為線式排布,以堪稱羅馬軍事災難的坎尼之戰為例,此戰中,為了削弱迦太基的騎兵優勢,羅馬指揮官令八個羅馬軍團及其同樣規模的同盟軍以70至80人的大縱深並列排布。而兩翼則是以數量只有對手一半的騎兵部隊進行翼護。而羅馬人的對手,迦太基人,在天才統帥漢尼拔的排程下,擺成了一個收斂兩翼的新月陣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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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部隊中段的突出部分是其高盧盟軍步兵,在一般人看來,這並不是一支值得信賴的部隊,然而,漢尼拔坐鎮中軍鼓舞士氣,讓他們知道到自己未被拋棄,於是,人數稀少、縱深單薄的高盧步兵堪堪抵擋住了對面羅馬步兵的攻勢。之後,原本被隱藏於兩翼的非洲重步兵開始從左右兩側夾擊羅馬軍陣,最後,迦太基及其盟友的騎兵部隊從羅馬軍陣後方突入,對羅馬人造成了最後一擊。

在羅馬軍隊被徹底包圍擊潰的過程中,羅馬人的應對幾乎是災難性的。由於各羅馬軍團乃至各中隊並不屬於獨立的戰鬥單元,於是,在面對從後背、兩翼襲來的敵軍時,羅馬步兵根本無法進行有效的排程,在嘈雜的戰場環境下,沒有事先的預演和訓練,即使是經驗最為豐富的老年兵陣線,也未能做出任何出彩的舉動。事實上,嚴謹的羅馬人甚至連打造營盤都要設立的大小形制相同,就是為了讓諳熟營地地形計程車兵能夠更加熟練地應對危機。而在面對被包夾的危機時,羅馬人顯然有些猝不及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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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小股羅馬人選擇列陣應敵,但這種倉促間結成的陣型,必定留有大量空隙,敵人只要沿著空隙殺入,抵抗者的陣型就會再次崩潰。就像《戰爭藝術史》中說的那樣,“因為支隊之間的空隙非常大,無法立即組成有序和閉合的正面”。而在羅馬方陣兩側,迦太基輕步兵、輕騎兵進行了持續不斷的投矛襲擾,後排羅馬步兵原本向前衝鋒的勢頭被迫終止,對於方陣而言,後排士兵無法跟上就意味著攻勢的停滯,數量佔據絕對優勢的羅馬步兵就這樣在混亂中被迦太基人包圍、屠殺。這種無法靈活應對突發狀況,只能按照既定的行軍模式加入戰鬥的後備部隊,顯然不能被視為“預備隊”。

不過,善於學習和模仿的羅馬人自然不會坐視軍團的這一缺陷。就在十二年後的扎馬會戰中,西庇阿以坎尼會戰倖存殘部為基本盤重建的羅馬軍團,終於將後備部隊轉化成了可靠的預備隊。在這一次決定羅馬-迦太基兩國未來國運的會戰中,人數居於劣勢的反倒是西庇阿所率領的羅馬人。不過,由於擁有優良騎兵兵源的努米底亞人倒向了羅馬,此戰中,反倒是羅馬人擁有更為精銳和充足的衝擊騎兵。許多人因此認為,此戰的勝負取決於騎兵的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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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和坎尼會戰一樣,此戰同樣是騎兵佔優而步兵劣勢的一方獲得了勝利,然而這樣的總結卻忽視了西庇阿乃至漢尼拔在扎馬會戰中對於預備隊的應用這一關鍵因素。在扎馬會戰開始前,漢尼拔就明確了騎兵的作戰目的:即使戰敗,也要想辦法將對手的騎兵引離戰場。這樣的戰術並不是異想天開,在古典時代,想要讓氣勢洶洶的騎兵甚至是步兵拋開潰散的敵人返回戰場是相當困難的,比如伊蘇斯會戰中盲目追擊對手的右翼波斯騎兵,以及埃傑山之戰中順手將敵人輜重營洗劫了一番的保皇黨騎兵,都無不證明軍紀有時難以約束那些腎上腺素過剩的騎士。

因此,當羅馬兩翼騎兵將對手擊敗後,戰場上的兵力優勢反而倒向了迦太基人。漢尼拔以迦太基本邦的重步兵為先鋒,迎戰羅馬步兵戰線,同時,有故技重施的準備依靠精銳老兵們從兩翼包抄對手。但西庇阿所率領的同樣是一支配合默契的精銳之師,公元前203年西庇阿於巴格拉達斯河平原上俘虜了努米底亞國王西法克斯,此戰中西庇阿就將原本居於後方的壯年兵和老年兵部隊機動至兩翼,對敵軍步兵實施包圍。據說,這也是羅馬人第一次將青年兵和壯年兵、老年兵戰線分隔排列,在此之前,三線列部隊彼此間距極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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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馬會戰時的羅馬軍團也延續了這種作戰思路,依靠越來越職業化的軍官體系,西庇阿可以如臂使指的以中隊為單位部署羅馬部隊。在面對迦太基從兩翼湧入的步兵,羅馬人同樣以延展側翼的方式保護自己薄弱的後方,依靠這些預備隊的保護,羅馬人在步兵處於絕對劣勢的情況下等來了己方騎兵的迴歸,重演了坎尼會戰中的殺戮,只不過此次的戰勝方變成了羅馬。

扎馬會戰的勝利,充分展現了預備隊的重要性,預留預備隊的作戰習慣,也越來越為羅馬軍隊所重視。不過,西庇阿所處年代,羅馬尚未進行馬略改革,其率領的部隊從理論上仍應被歸為徵召部隊,只是由於頻繁的戰事以及遙遠的作戰距離,西庇阿所部才會越發的職業化。這種職業化並不是當時羅馬軍隊的常態,但到了馬略所處的時代,由於有限義務兵制的侷限,職業兵開始成為羅馬軍事改革的發展方向,自此之後,以600人為單位的大隊單元才開始取代原有的羅馬中隊編制。後世那種靈活、有序的羅馬方陣才真正出現。直到此時,羅馬將領們才可以可靠的部署預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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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扎馬會戰還是坎尼會戰,勝利方的將領往往並不是帶頭衝鋒的方式取得戰爭的勝利,這是因為只有處於縱覽全域性的位置指揮部隊,預備隊才能更高效、精確地投送,處於激烈戰鬥狀態的將領顯然難以辦到這點,尤其是當指揮系統仍然依靠旗幟、鑼鼓等訊號維繫時更是如此。而這也意味著,類似於亞歷山大那種身先士卒衝陣廝殺的統帥方式,變得不如前者來得有效。

參考文獻:

1。《西洋世界軍事史》

2。《西方戰爭藝術》

3。《戰爭藝術史》

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創稿件,主編原廓、作者

披瀾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