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北宋歷史，其成敗得失，可述、可評者多矣，不僅當時人大加感慨，後世史家繼之以點評，今日學者亦從不同視角予以研究。若細緻梳理一番北宋王朝的演進軌跡，不難發現統治者長期奉行的崇文抑武治國方略，是深刻影響其發展的導向性精神，也是引領社會的核心價值取向，其餘波直至南宋依然不絕。
在崇文抑武治國方略的引導下，北宋當政者以內部穩定為施政的重心，在邊防上採取消極防禦戰略，即強調文治建設，軍事規劃則趨於保守，也就是在對待文治與武功之間的關係上，權重明顯傾斜到前者。可以說，這既是對以往教訓的矯枉過正，也是極端現實主義邏輯的表現，由此遂與以往統一王朝形成很大不同。兵家鼻祖孫子曾指出：“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這當然是從國家利益出發的最高致勝境界，而宋統治集團長期被動地以和緩戰的做法，似乎就此尋找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理論依據。藉助“議和”的經濟方式處理外患的做法，固然打著“化干戈為玉帛”的旗號，卻明顯表露出保守退縮的精神狀態。西方學者也認為，宋王朝“是以高度的現實主義政治為特徵的”，“依靠軍事手段不能打敗契丹人的國家”，便與遼議和，“宋遼締結的澶淵之盟成了處理日後衝突的一個樣板”。
宋太祖趙匡胤
對於北宋長期實行的崇文抑武治國思路，需要冷靜客觀地評價，不能一概而論。凡事著力於一端，必難顧及另一端，此即“雙刃劍”效應，北宋崇文抑武治國方略的實踐，便帶來對外邊防的相對失敗與對內發展的相對成功的結果。這一消極影響已見上述，在此還要對其正面成效簡要說明。由於宋朝長期關注內部建設與發展，主要精力放在追求政治秩序與社會的穩定方面，倡導文治，注意緩和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為此制定了各項方針政策，具有明顯的懷柔理性成分，因此保持了宋廷長期的控制力，同時也保障了社會有較長時期的穩定局面。大致而言，其正面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其一，北宋王朝除了末年外，在大多數時期內上層的矛盾鬥爭相對緩和，政治動盪相對較少，既沒有產生如漢唐中央的宦官專權、權臣當道、外戚干政的突出問題，也沒有出現地方上的豪強大族盤踞或藩鎮割據的局面，更沒有發生席捲全國的大規模農民起義；
其二，宋朝的制度建設雖然不免繁雜，甚至以犧牲效率為代價，但選官、監察、法制等制度相對完備，多數帝王與官員注重程式規矩，從而使得其政治的文明程度超越了前後許多王朝；
其三，在實行募兵制的情況下，一般的兵役與勞役由軍隊承擔，明顯減輕了民眾所受干擾，對保護社會生產具有深遠的積極影響；
其四，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極大地超過以往任何時代，特別是商品經濟活躍，市場與城市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新格局，《清明上河圖》所繪的社會經濟狀況便是其形象化的反映；
其五，文化教育及科技快速發展，成就斐然，社會整體的文化知識水平顯著提高；
最後，在特權門閥士族消解的背景下，實用主義的文治路線促進了社會的上下流動，普通地主以及部分平民獲得上升的機會，從而激發了社會活力，以至於被外國學者稱之為“市民社會”“近世社會”。因此，南宋學者呂祖謙指出：本朝“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宋人又總結道：“漢唐多內難而無外患，本朝無內患而有外憂。”元代人修宋史時則評價說：“宋恃文教，而略武衛。”即明確地揭示了宋朝國運與以往時代不同的史實。由此，兩宋時期經濟、文化及科技獨領風騷，如現代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所評價：“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宋史學家鄧廣銘先生讚譽道：“兩宋時期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也可以說，中國古代經歷的唐宋時代變遷轉型，就包含了這一重要的方面。
宋朝居於當時世界經濟最發達、文明程度最高的地位，並首先發明瞭火藥武器，然而先進的生產和雄厚的經濟力量並沒有轉化為強大的國防實力，火器這種巨大革命性技術的投入，也未能引發軍事變革和應有的效用，而長期處於對外被動挨打的境地，北宋和南宋先後亡於邊患，終以“積弱”為後世詬病。推究其因，固然有多種解釋，但根本還在於宋朝自身的治國方略及其實踐的結果。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所有國家都面臨處理建設與國防、內政與外交之間關係的重大問題，尤其是大國，其國防與外部環境是否良好，對國內的建設有重要影響；反過來國內建設是否成功，又直接影響到其國防的實力。說到底，就是如何解決戰爭與和平的關係這一人類社會長久遇到的兩難問題。僅滿足於和平建設而輕視國防顯然屬於短見，窮兵黷武而忽視和平發展也同樣無益。誠如古人所云：“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現代西方著名軍事家利德爾·哈特也認為：“戰爭的目的是要獲得一個較好的和平，這當然是從你自己一方的願望來說的……一個國家，如果它把自己的力量消耗殆盡，那它也就不會有能力繼續推行自己的政治，因而必然使其前途不堪設想。”如果說這一深刻的認識，是在日益理性和多邊制約的現代國際關係下，告誡人類要正確處理戰爭與和平之間的關係，包含著豐富的歷史經驗和強烈的現實關懷。那麼宋朝片面總結了歷史的經驗教訓，實施崇文抑武的治國方略，過早而被動走上了脫離軍事的主和道路，可謂過猶不及。因為當時還是一個武力戰爭不受任何約束的時代，多少先進的文明都在慘烈的戰火中毀滅，種族滅絕的悲劇也不會引發征服者心靈的戰慄。宋朝不能保持自身的軍事強勢，對外長期採取守勢，其軍隊和邊防也就不足以維持長久的和平局面，一旦內外平衡被打破，就會陷於被動挨打乃至於亡國的境地。
總之，宋代以前諸統一王朝，在治國上注重尋求文武並重，力圖保持內外平衡，特別是透過一系列的進取舉措壓制了塞外軍事威脅，從而呈現一個時期的強盛局面。其外部壓力固然解決，但隨著國力的巨大消耗，內部矛盾卻快速上升，造成統治秩序動盪，王朝終因內部危機的爆發而走上下坡路，直至覆滅。而聽任外部威脅加劇，對統一王朝不僅是恥辱，而且會造成難以容忍的被動挨打結局，從而會影響到內部建設與大一統的局面，這就成為一種悖論與矛盾。戰爭與和平的衝突，成為古今中外難以萬全應對的重大難題，考驗著當政者的政治智慧。宋朝崇文抑武的治國方略以及重內輕外的路線，有利於內部長期的穩定發展，卻犧牲了外部環境，最終因此亡國，這便是非常慘痛的教訓。
研究北宋崇文抑武方略在治國中的實踐，探究其相關內容與影響，無疑可為當今提供難得的歷史經驗和教訓。
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與北宋興亡
作者：陳峰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