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會，科舉制度是上下層之間人才交流的重要方式，也是朝廷選拔人才的重要途徑。歷朝歷代，科舉都受到統治者的高度重視。這一制度發展到清朝，在吸納前朝經驗的基礎上，已經形成了完備的體系和周密的制度。
其中官員子弟科舉考試製度尤為特殊，以設立官卷和宗親迴避為核心形式，在清朝的科舉考試製度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與平民相比，官員的子弟享有更多的資源優勢，也有更大的可能性進行科考舞弊。如此，清廷便不能實現透過科舉考試選拔人才的目的。同時，為了選拔出有真才實學的官員子弟為國家所用，也為了拉攏大臣，官卷制度應運而生。這一制度看上去是對官員子弟的特殊照顧，其實更多的是統治者對這一群體的約束和限制。
官卷制度創立於康熙年間。康熙三十九年會試後，他發覺科場中存在的嚴重問題，就此，康熙皇帝發出了兩個質問，一個是“今年會試所中，大臣子弟居多，孤寒士子未能入彀，如此欲令人心服，得乎？”第二問是“科考舉人進士，特為得人耳。若或行賄夤緣而得之，則出身之本源不清，而欲冀他日之為忠臣良吏，得乎？”
這兩個問題，直接說出了官員子弟參加科舉，與平民百姓之間不公平競爭，以及官員子弟徇私舞弊帶來的惡劣影響。為了規避這些弊病，康熙下令：“凡系大臣子弟，另編字號，另其於此中較閱，自必選擇其文之優劣。大臣子弟，既得選中，又不致妨孤寒之路。
如此，則於考試一事大有裨益。”這句話中的重點就是“不致妨孤寒之路”，而這一點，正是康熙皇帝設立官卷制度的根本意義所在。不過，一些官員對康熙皇帝這一方案並不積極，為了推行官卷制度，康熙又召集李光地等心腹大臣，一來為了完善官卷制度，二來是為了在大臣中尋求支援。
從當年科考結束，一直到十一月份，官卷制度的基本框架才構建完成，制度中規定的官員“子弟俱編入官字號，另入號房考試”，“會試滿合字號、南北字號亦編官字號，每二十卷取一卷。雲南等四省中額仍照現例行，不另編官字號”。制度形成之初便在鄉試中實行直到康熙五十一年會試時，南北字號與官號同時不再細分。
一些省份中，官員子弟太少，因此不分官卷民卷。如果後來人數增多再進行細分。比如貴州省，初時不分官民卷，後來官員數量逐漸增多，官員子弟的才學逐漸得到提高和認可，又添了遵義府，於是在雍正十三年，貴州開始實現官民分卷。
至於官家的哪些人要實行官卷制度，《欽定科場條例》中明確規定：“在京滿洲漢員文官京堂以上及翰詹科道、武官副都統以上，在外文官藩臬以上，武官副都統總兵以上，其子孫曾孫、同胞兄弟、同胞兄弟之子，皆編為官卷，其祖父伯叔毋庸編入。”
應編官員的範圍逐步縮小，向高階官員集中。清朝科考事宜主要是交由吏部與禮部辦理，這兩司中的官員子弟全部在官生之列，後來全部取消。官員子弟的最初範圍只是子弟、同胞兄弟和同胞兄弟之子，後來逐漸擴大範圍，但規定仍然十分嚴格。乾隆五十一年就規定，曾孫也屬於一脈宗親，與子孫一樣，也應被編入官卷。
乾隆十七年以“父與伯叔編列官生，名義殊覺未安”為理由，禁止將官員的祖父叔伯編入官生。後來又有新規定，凡是養子或者是已經過繼給非官員為子的兒子，都不列為官生。如果是官員自己被過繼到非官員家庭，他原先的同胞兄弟與同胞兄弟之子也不能編入官卷。這些規定大都與傳統的宗法體制一致，同時更重要的原因是防止享受官卷制度的人群過於廣泛，限制官員子弟入仕的影響。
康熙最初設立官卷制度，其本意是為了不使官員子弟與平民百姓之中有才能的人搶奪名額，因此如何從官卷制度中擇優錄取也十分重要。康熙時，官卷與民卷錄取比例大體一致，順天鄉試中，滿合字號大臣子弟佔比較多，“如民卷百卷取中五卷，則官卷二十卷取中一卷；其直省如定額十卷，民卷取中九卷，官卷取中一卷，其副榜亦照此計取”。
乾隆十六年規定“以官卷多少酌定中額”，以此來規定各鄉試官卷中額，順天貝字號、江蘇、福建各四名，浙江六名，江西五名，河南、山東、山西各三名，南皿、北皿及湖南、廣東等省各中二名或一名。
然而在實際操作中，並沒有依照限制官員子弟錄取數額的原則，朝廷只好減少官卷中額，甚至有人提議廢除官卷制度。乾隆皇帝看到了官卷制度本為了防止作弊，可是卻有很多官員明顯的存有偏袒之意，他提出“中額貴有限制，而立法務在均平”的原則，如此來平衡官民錄取的比例。
按照他的規定，各省分為大、中、小三類，直隸、江南、浙江等屬於大省，官生錄取比例是二十名取一名、三十一名取兩名；山東、河南、陝西等屬於中省，官生錄取比例是十五名中取一名、二十三名中取兩名；廣西、貴州等屬於小省，則十名中取一名、十六名中取兩名。透過這樣的原則，將官員子弟的錄取比例進行限制。如果官員錄取的數量不足額定數量，則從民卷中補足。後來也就延續這一規定，只是在細節上做些微調整。
科舉制度在大清朝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自上至下無人不把它當做最重要的事情，因此參與科舉體系的大臣就顯得尤為重要。不管是判卷，還是辦理考務者，都必須要做到公平公正，才能確保科舉制度的公平公正。因此，迴避制度的要求更加細緻嚴格。迴避制度最早是在唐朝出現，到清朝已經有了多重修改，制度比較完善。
具體的可以分為親屬迴避、籍貫迴避、命題迴避、閱卷迴避等等。其中，宗親迴避最受到清廷的重視。順治十五年有規定：“凡鄉會試考官、同考官、監臨、知貢舉、監試、提調之子及宗族應試者”，“照例迴避”。後來，“宗親”的範圍被逐漸擴大，迴避制度越來越嚴密。“各官之子弟姻族俱令照例迴避”。
這裡“子弟姻族”的範圍十分廣泛，不侷限於子弟，還包括外祖父、甥舅關係、妻子的嫡系兄弟、妻子的姐夫妹夫、妻子的侄子等等，還有本身兒女的姻親都包含在內。
“概令迴避，不準入場考試”，“迴避官生毋庸另行考試”，這一規定從朝廷的角度來說，徹底杜絕了官員子弟作弊的可能，而從官員子弟的角度來說，就會徹底喪失科舉考試這條道路。迴避制度雖然要求嚴格，但是一般來說對鄉試影響是比較小的，只有江南鄉試例外。江南鄉試時，部分官員子弟的父兄雖然並不是考務人員，但是也必須迴避。
除此之外，陝西鄉試也與江南鄉試類似，兩省官員子弟也需迴避，知道光緒初年才終止這一規定。雍正朝對迴避制度做了很多新的規定，他任務“入闈各官為國家宣力，伊子弟反不得應試，殊屬可憫”。官員子弟參加科考有“另行考校”和“一體考試”兩種形式。
雍正年間的迴避制度到乾隆時期再度更改，“各科迴避官生多寡不一，若遇人少之年，則入彀甚易，於科場條例亦不畫一”，因此乾隆決定“自以照舊迴避為是，嗣後不必一體考試”。乾隆九年和十七年順天鄉試和會試迴避卷先後停止，這一制度從產生到結束不過二三十年時間，雖然短暫，但是意義深遠。
官員在異地為官的，其子弟大多隨行，但是卻不被允許在為官之地參加科舉考試，“官員在現任地方令子弟等冒籍者，本生斥革，該員革職”。從這一規定處罰的嚴肅就可以看出清廷的態度，這就是另一種形式的迴避，也就是地域迴避。比較典型的就是張之洞，他的父親在貴州做官，他出生、受教育都是在貴州，但是科舉確實在原籍直隸南皮參加的。
清廷既然煞費苦心制定官員子弟科舉考試製度，那麼為了起到警示作用，讓制度發揮最大功效，在違反制度的處罰上必然十分嚴苛。歷代皇帝重視科舉，也常常直言斥責、訓誡大臣必須嚴守制度，希望從源頭上杜絕舞弊。
因此而衍生出的各項條理也嚴格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懲罰體系的嚴格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處罰的後果非常重，再有就是株連的範圍十分廣。如果出現不該編入的人被編入其中，那麼違規的人要承擔的風險可想而知，清廷對科考違規的態度基本上是零容忍。
官員子弟科舉考試製度設立的本質，其實是對官員這一群體的限制。從表面上看，官生的錄取比例高於總體的錄取比例，似乎是朝廷對官員的拉攏與優待，其實不然。如果沒有設立官卷制度，讓官員子弟與平民百姓一般參與科考，由於他們豐富的資源和廣泛的人脈，最終的結果必然要比官卷制度中額定的比例要高。官卷制度的設立，其實是限制了官員子弟入仕的機會，給平民百姓更多的名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