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門事變之後，李世民解決完哥哥李建成等人的遺留問題之後，唐太宗便開始著手於政治班底的變革。到了貞觀三年（公元629年），魏徵、溫彥博、房玄齡、杜如晦等人都先後進入了大唐的最高決策層。完成權力重組之後，唐大宗將迎來一項更為重大的挑戰，那就是治理這個龐大的帝國。

古往今來，多少帝王敗在“馬上”能得天下，不能“馬下”治天下的怪圈之下。唐太宗之所以能為世人所稱道，就是他做到了一般的君主難以做到的事，既以武功得了天下，又憑文才治理了天下。言易行難，要打造這讓後世人無限神往的大唐盛世，唐太宗付出的努力和辛酸，也是任何人都無法切身體會的。

“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如何在這紛紜的國事中理出頭緒，確立自己的治國方向。關於這個問題，武德9年8月，登基為帝的李世民，面對百廢待興、滿目瘡痍的大唐江山，有什麼好的方略來治理天下呢？李世民認為這個問題迫在眉睫，於是想到了一個好辦法，解放思想，群策群力，搞個辯論賽吧！

於是，李世民動員召開了一場大會，組織了一場以“自古理政得失”為主題的大辯論。如何實現天下大治，讓大家說了算。這是一場治世之辨，在大討論、大辨析中，思想與對策交鋒，大辯論異常激烈。在唐太宗的鼓勵下，大臣們各抒己見。每個人的想法都不同，看法和意見數不勝數，難以統一，但其中較為有代表性的是名臣魏徵和封德彝的辯論。

在魏徵看來，如果天下長久安定，民眾則驕逸，不容易教化，但戰亂之後，百姓經歷了愁苦，則比較溫馴聽話。這就如同餓者思食，渴者思飲水，道理是一樣的。所以說， 唐太宗所說的“大亂之後”，不是難治，而是好治。

聽了魏徵的話，唐太宗也提出了自己的疑惑，他詢問魏徵：一個善於治理國家的君主，要使得天下大治，恐怕也要百年的時間。如今天下已是大亂之後，能很快達到天下大治嗎？魏徵回答道：話雖如此，但聖人說過治天下，只要上下齊心，三年之內必定可以將天下治理得井然有序。唐太宗心下暗許。

但封德彝對魏徵的看法並不十分認同，他反駁道：自夏商周三代以來，人心越來越向奸佞訛詐發展。因此，秦朝用嚴酷的律令，漢朝則是王霸道相雜用，這些都是人心不穩造成的結果，不是不想將天下治理好。魏徵是個書生，不識時務，只懂紙上談兵。倘若聽信他的言論，國家的滅亡指日可待。因此，他主張實行嚴刑峻法，加強統治的力度，這一看法也得到許多人的認同。

魏徵不甘示弱，反唇相譏，說道：古往今來大亂之後大治的例子比比皆是，黃帝、堯舜、商湯、周成王都是如此。如果按你所說，古人都人心淳樸，今人都漸漸奸惡，豈不是今天的人都變成鬼了嗎？那樣的話，人主還怎樣治理天下？

魏徵和封德彝二人各執己見，你來我往，爭得不可開交。但最後，英明的唐太宗還是採納了魏徵的意見，並據此制定自己的治國方略。

孟憲實先生說：“這是貞觀之治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辯論，是事關國家基本政策的思想交鋒，也可以說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這個爭論代表了唐初的兩種統治路線。兩種路線， 一是王道，一是霸道。”二者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要看世事的具體時間和狀況，而此時的唐朝正是需要用“王道”來安撫天下臣民，而不是用“霸道”來武力鎮壓。

唐太宗親身經歷隋末大亂，更清楚地知道百姓之亂都是為時勢所逼。如果有一線生存之機，是不會放著好好的日子不過的。所以，李唐王朝雖然是靠“馬上”得了天下大權，但唐太宗認為此時應該“下馬”治天下。

事實證明，李世民充分發揮群眾的智慧，首開先河地組織了治世之道的辯論賽。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開啟了大唐貞觀盛世的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