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在內蒙額濟納河流域的居延地區，西北科學考察團中的瑞典學者F。貝格曼，對30餘漢朝烽燧遺址進行調查挖掘，出土簡牘一萬餘支，後被稱為“居延漢簡”，史譽其為20世紀中國檔案界的“四大發現”之一。

這批漢簡現藏臺灣“中央研究院”，其內容絕大部分為漢代邊塞上的屯戍檔案，一小部分是書籍、歷譜和私人信件等。

自此之後，在歷年考古發現中，不斷在漢朝烽燧遺址中出土竹簡。出土的漢簡固然珍貴，比如1981年在甘肅敦煌烽燧遺址中出土的漢簡，就有一條特殊法令——《擊匈奴降者賞令》，從側面解讀出漢軍兇猛的一個原因在於重賞，但這批漢簡存在的地點卻也非常值得深思。

眾所周知，所謂烽燧就是我們熟知的烽火臺，往往處於最前線，一般只有數人，軍中地位比較低下或者說極為普通。更重要的是，這些應該都是“大老粗”的邊塞軍人。

那麼問題來了：為何邊塞烽燧有漢簡，這些軍人讀得懂嗎？

答案非常明確：透過考古發現可以確認，不可能100%識字，但識字的的確不在少數！

其實，別說漢朝邊塞軍人了，即便到了明清之際，很多將軍都是大老粗，大字不識一個，近代軍隊中，就有不少文盲將軍。

難道漢朝擁有一支有文化的軍隊？如果這一結論成立，顯然顛覆了我們傳統印象，但卻能從另一個冷門角度解釋漢朝強大的原因。

根據居延漢簡內容，可以看到漢代邊塞軍人識字率確實不低，漢朝一個邊境小型烽燧有9人，可能2-3人識字！

一，居延漢簡中有戍卒日常勞作的記錄《日跡簿》，武器裝備的登記《守備器簿》，糧食發放的記錄、衣物存放的記錄等。可見，一個小小邊塞烽燧中，至少有一個擔任文書職責的軍人。

二，這批竹簡中還有小學字書《倉頡篇》、《急就章》等。這些竹簡的存在，說明邊塞軍人有學習風氣。有跡象表明，漢朝是促使將士們主動去讀書識字，以更好地完成本職工作。

三，在一些竹簡上，明顯可以看到是練習書法，學者研究認為這些是習字簡，是書寫練習的遺存。根據出土情況，習字簡數量頗多，說明烽燧軍人不僅學習，而且還想提高書法。

四，在居延漢簡中，還發現了一些個人債務記錄、私人信件等。透過分析，學者認為是出自普通軍人之手。顯然，識字的普通軍人也不在少數。

建國之後，在甘肅玉門關市花海鄉鎮的一座漢代烽燧遺址（“花海漢代烽燧遺址”）中，考古專家發現91枚漢簡，內容佐證了這一判斷，木簡記載有詔書、簿籍、甲子表、書信等，尤其是發現小學字書《倉頡篇》字書，與居延漢簡中發現的一樣，都屬於軍人熱情學習的證據。

令人奇怪的是，為何漢軍識字率會如此之高？其實也很簡單，漢承秦制，是以制度治國治軍，值班用度行軍打仗等等都要一一記錄在案，所以軍人想要升官，那麼必須要識字，不然無法處理軍務，讀懂眾多規章條例，以及各種軍中信件。出土的裡耶秦簡等，證實秦朝小官文案工作非常多。

就以上述烽燧來說，入庫糧食多少、每天用了多少、裝備情況、值班排表等，秦漢時期都要求一一記錄在案（從出土竹簡中推測出），那麼烽燧軍事長官雖然未必操勞此事（或由文書管理），但肯定要識字，不然根本無法管理烽燧。

管中窺豹，透過一個小小的烽燧，可以看到整個漢軍的識字率應該不會低。

不能說漢軍識字就一定會比匈奴強，但一支識字的軍隊，無論軍隊組織、還是學習及利用裝備的能力，往往都會比一支文盲軍人更強，尤其領頭的還是一隻好戰的獅子（漢朝皇帝都比較好戰）。

因此，從識字率這個冷門角度來看，漢軍能夠戰勝匈奴並非偶然，而是蘊含著必然的因素。

這就帶來另一個有趣的疑問：漢朝識字率有多高？

史書上肯定沒有直接答案，但卻留下了一些蛛絲馬跡。漢朝《四民月令》中有“貧子冬日乃得學書”，農忙時做農活，但冬天閒暇之餘卻是讀書，而且還是“貧子”。

《史記》中記載了一則故事，說的是漢文帝妻子竇太后弟弟的傳奇。竇太后弟弟叫竇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4、5歲時被人拐走成為奴隸，但20歲時大難不死跑到長安，聽到皇后是竇太后，就覺得是自己親姐姐，於是“上書自陳”是竇太后弟弟。而且史書記載，“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一個四五歲的貧家子，卻“識其縣名及姓”，而且做奴10多年後還能“上書自陳”，

其實，透過《史記》、《漢書》等，可以頻繁看到小人物上書的記載。固然有些可能是找人代筆，但也可能是自己直接書寫。

可見，雖然無法準確統計漢朝識字率，但透過史書記載和考古發現，卻可以看到漢朝人的識字率可能超出我們想象！

因此，漢朝的強大漢軍的犀利，絕非單純武器裝備的先進、戰爭意志的堅決、戰術戰略的得當等原因，更有大漢帝國民眾的內在素質。

令人遺憾的是，宋朝文武對立之後，武將不識字一下子彷彿成了時尚，如果武將識一點文字，就是“文武雙全”。其實在秦漢時代，這只是稀鬆平常之事，文人上馬能打仗，武將提筆下千言，文武沒有明顯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