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宏宇
三國時，劉備死後，魏、蜀、吳，作為當時僅存的“規模勢力”，達成了“三足鼎立”的“暫時平衡”。似乎，“智慧化身”諸葛亮早多少年前的“三分天下”論，成為了現實；但其實，就總體形勢而言，並不是他當初“願景化”的樣子，其中最大的“缺陷”，對於蜀漢來講，就是失去了“中原”的“戰略基點”荊州；而且，很不幸地，沒辦法“奪回”，或者也可以說，花血本“奪回”，較近期地看，得不償失。另一個形勢上的嚴重“問題”，就是諸葛亮從一開始就極力主張併力求、力保的“孫劉聯盟”，已經瓦解到了再難“複合”的程度。
如此形勢之下，為爭取總體戰略上的主動，更為劉備“復興漢室”的遺願，諸葛亮力主以蜀中為根本、指向曹魏的“北伐”。
除去戰爭的“硬指標”，北伐，面臨一個很要勁兒的前提，就是“安定後方”。“後方”能否安定，甚至還能更有力地支援北伐，是這盤大棋的關鍵。
所謂“後方”，當然指的就是“蜀漢”的“國內”。對蜀漢來講，想要國內安定，須顧及兩個戰略威脅，一是東吳，二就是南部“蠻夷”。蠻夷，現在不說這詞兒了，因為帶有蔑視色彩，但在當時，就是這麼說，指的是“化外族群”及其政權。想要去除後方的戰略威脅，除了東吳的問題，就是得“解決”或說“鎮定”住“蠻夷。七擒孟獲的故事，就發生在這個”解決“或說”鎮定“的過程中。
（一）蜀漢後方之憂的“不完美解決方案”
要想舉大兵傾國北伐，必須保障勢必被幾乎抽空軍事力量的“本國”的安全，甚至要力保“國內繁榮”，以支援大規模戰爭；而無論“安全”還是“繁榮”，都必須解決“後顧之憂”。
如上述，蜀漢“國家安全”的“後顧之憂”，大體兩個“策源”，一是東邊的“孫吳”，二就是南邊的“蠻夷”。
這裡，“蠻夷”二字，不光是蔑稱少數民族，而是對蜀漢以南即今雲南、廣西的大部和貴州與之邊緣的地域“中原傳承”的政治“圈子”以外亦稱“化外”的所有部族、族群；其中“蠻”，大體是“苗”（苗蠻）和“楚”（楚蠻，又稱“荊蠻”）兩大塊，其實更大人口比例都是今天說的“漢族”，具體不贅，因為不是話題關注；這兒更要說的，是“蠻夷”中的“夷”，又稱“百夷”，主要指比“蠻”更偏遠、更“化外”的比較“純粹”的少數民族。
對“孫吳”或稱“東吳”的戰略防範，軍事上其實比較簡單。倆方面——首先，不管怎樣，曾經的“孫劉聯盟”，也還留有淺薄的“基底”，諸葛亮本人，因家族親戚的緣故，也跟東吳“有的談”。當然，有關羽、張飛、劉備三條“貴命”橫在當中，“孫劉聯盟”肯定是不能再想了，單純的“外交”，不能完全保障“相安無事”。這就涉及到了第二個方面，即軍事防禦，簡單說，對東吳軍事防禦的“本錢”，就是後來有人總結的那三個字——蜀道難！從東吳的地盤，要想到蜀漢，最“可行”的線路，就是“三峽”水道；如果行不通，就得翻越“萬重山”，當旅遊，或許還可以克服克服，但要用兵，就萬難了。
所以，基於上面的兩個方面，在諸葛亮的“現時思維框架”中，北伐的後顧之憂，東吳尚在其次，更具隱患的，是南方的“蠻夷”。
這便是發動“南征”的“戰略出發點”！不管什麼理由、導火索，這場戰爭，是要發動的！不僅要打，還要打贏！不僅要打贏，還要打出個數十年乃至上百年“安定”的局面。
不可以不打仗而採用其他辦法麼？可以，但是，太慢！而且，至少，作為軍事家的諸葛亮會認為，“南蠻”、“百夷”，尤其“百夷”，素不“開化”，講道理、文化滲透，甚至“共同發展”這些，都未見得比“打服”更有效、高效、長效。
看起來很有道理。可是，打、戰爭，從來都不是“完美”的“解決方案”。
當然，理論上，任何“課題”，都不存在絕對完美的解決方案。但從今人的角度去思考，諸葛亮“南征”的決策，確乎存在“問題”——戰爭的“天然屬性“所勢必形成的危害自不必說，而且，不管“表面上”的理由多充分，本質來講，蜀漢或者乾脆說就是諸葛亮，是戰爭真正的發動者。發動戰爭，總歸是會“政治失分”的，古今中外皆然。故而，可以從今人的角度批判性地說，諸葛亮發動這場戰爭，不說多麼“不當”，更不能說“不對”，但最起碼，有欠考慮！
（二）七擒七縱衍射出的戰略徘徊
孟獲是“百夷之王”，按今天的民族類別前溯，可以認為他是“佤族”人（阿佤人），反正現在的佤族（阿佤）是把孟獲尊為“先王”、“大王”的。
因地勢和水源、鹽藏等基本生存資源的分佈特徵，“百夷”之地（今雲南省為主），生活著眾多“獨立為王”的部族，孟獲這個“百夷之王”的“含金量”，遠不如中原的“王者”，甚至連“前三國”時期稍具規模的地方割據勢力都比不上，只相當於“盟主”，直接統治的部族，不過是“百夷”的一小部分。平時，為生存，諸多“託舉”孟獲的部族，比較“散漫”，有“各自為戰”的意願和條件；但戰事一來，尤其是“大族”（漢族）直接發動過來的戰爭臨到頭上，反而會促成原本只是“鬆散聯盟”的眾多部族暫時性地團結起來，一致對外。這也是為什麼，諸葛亮“渡瀘之役”初期連遭失利——熟悉當地的“百夷”們，雖戰力不夠強，卻能以各種漢軍想不到的方式，憑藉不面臨戰爭基本不會形成的團結勢頭，禦敵於外！
小說、評書這些，為美化諸葛亮，挺主觀地把“渡瀘之役”初期的失利和被動“仙化”為諸葛亮的“試探”、“誘敵”、“驕敵”之策；頂不濟，也是“毒蟲瘴氣”惹的禍，抵死不願“正視”諸葛亮也會出錯，也會失敗。
不過，諸葛亮到底是諸葛亮，很快就在受挫中摸清“敵情”，制定並實施了一系列軍事、政治攻勢，一定程度上瓦解了“百夷之盟”，還運用至少對於孟獲及其“班子”來講相當高超的軍事“技術”，著力消滅了對手中最具戰鬥力的部分武裝，並且生擒了孟獲。
就這麼，“七擒七縱”的“戲碼”，就“上演”了——擒了孟獲，一番勸導後放回；如是七番，讓孟獲徹底“I 服了 you”，於是問題解決，“後方”的“背身”，呈“百年大治”。
為啥說是“戲碼”呢？因為，實際的“真相”，恐怕並不那麼順當、美好。至少，從今人的角度出發，只要稍稍深那麼一點點思忖思忖，就會感觸到“毛病”。
暫且避開千百年來的“光環”，從“人”的視角看看、想想諸葛亮——作為“執國”重臣、中原名號響噹噹的大人物，七次擒拿，難道從沒想過要殺掉孟獲麼？一蠻夷耳，殺也便殺了，他們很快就會再推出新的“盟主”，大不了再殺一個、兩個，到不了第三個，他們自己就亂了、軟了、沒心氣兒對抗了，於是“大定”！這樣的“大定”，比起“七擒七縱”，會能有多不如？換位到孟獲這邊，真的就“淳樸”到能說“我不服，有本事你放我回去咱再打過”的程度麼？就算是，一次兩次三次，變不變味兒？何況七次！“嘴上”非常“淳樸”的孟獲，真的不會一絲一毫想到“你，諸葛亮，不敢殺我”嗎？！
也許，諸葛亮，真的、真的，就是，不敢殺孟獲！
不是“善良”！跟軍事家兼政治家談“善良”，是幼兒園級的錯誤！
也不是“懷柔之策”。至少不全是！其中必然有“戰略徘徊”的因素，也可以叫“不知所措”——是，能擒拿孟獲，也能殺，可殺了之後怎麼辦？一生“用兵謹慎”的諸葛亮，其實很可能是一個不那麼有“決斷”的統帥！
（三）私心與後患
直到一千大幾百年後的今天，佤族（阿佤）人，仍虔誠地崇敬諸葛亮為“阿祖阿公”。相比而言，被敬為“先王”、“大王”的孟獲，是具有“人”屬性的“祖”，而“阿祖阿公”諸葛亮，是神！神與人是啥區別，不難琢磨吧。
是誰在阿佤人心裡種下諸葛亮是“神”的認知的呢？孟獲？還是——諸葛亮自己？憑心而論，應該可以認為，是他們兩個“合作”的！
不管是“戰略徘徊”還是什麼，七擒七縱，肯定包含了“懷柔”的因素。就算本來沒有、很淡漠，後來也肯定有了，弄不好還挺強烈——既不殺你，當然就要讓你心服口服，簡單的武力上“擒”和“縱”的“辯證”，你這沒“開化”的傢伙，保不齊還真不能全領會，未必不會猜我不敢殺你。不能讓你那麼猜！所以，得“洗腦”——天朝、天子，還有我諸葛亮！只要我在，啥時候想打你們都可以！但我也不想打，我要的是和睦、安寧……
這個過程中，幾乎所有知識分子，尤其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免不了給自己臉上貼金的這道工序，算“私心”吧，從孔老夫子那兒“遺傳”下來的。
孟獲哪知道孔老夫子阿！更甭說其“遺傳”了。於是，比較順利地被“洗腦”，心中對諸葛亮這尊“神”產生了崇拜、服帖的意願，再加上漢軍班師途中的“瀘水祭”行為藝術，就更令人感動！所謂“瀘水祭”，指的是諸葛亮在班師回國再渡瀘水時，讓手下用“面”裹上肉，坐成人頭大小且形象彷彿的東西，用作拜祭“瀘水”的祭品，象徵“蠻人之首級”，稱“蠻首”，以為表示對剛剛過去的戰爭中殺傷“蠻人”的歉意甚至“追悔”。據說，那種被稱“蠻首”的祭品，就是“饅頭”的“最初”。
不管“蠻首”的“瀘水祭”是不是真的，有多真，反正，孟獲是“服帖”了，但所“服帖”的，只是諸葛亮這尊能反覆七次戰勝他的“神”，而不是蜀漢及其天子，更不是其所代表的“化”、“制”、“文”叭啦叭啦叭啦。於是，諸葛亮一死，甚至只是聽聞了諸葛亮勞師遠征向北，“未可期歸”，他和所聯盟的“百夷”，就又起“反心”！
這種“復反”的“後患”，從“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角度論，是否可以簡單、籠統地這樣歸結——因為諸葛亮作為知識分子的小小虛榮的私心，導致了政治攻勢的侷限甚至狹隘？
當然，急於“搞出結果”，沒給“百夷”以及孟獲本人足夠的“消化期”，也是“後患”的根由之一。
又當然，想親力親為締造“大定”，多少罔顧了“先帝”劉備對“蠻”的“歸化”以及拉著“眾蠻”伐吳（夷陵之戰）的羈弱之策及其效果，也可謂是“南征”在戰略上的“疏忽”點。就說“疏忽”吧！說“想功高蓋主”，刻薄了，對諸葛亮的私心，或有惡意放大之嫌。
總結下來，真心講，對“百夷”的“南征”，理論上站得住腳，但也只是站得住腳，並算不得“長治久安”的“大謀”；七擒七縱，也……怎麼說？要麼是真的有徘徊、有無奈，要麼就也是“行為藝術”？後人瞎猜，無絲毫不敬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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