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鄭莊公到秦始皇，五百年曆史大變革，就是為了出個這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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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開始，寫幾篇總結春秋戰國大歷史的文章。
這段長達550年的歷史，被後世公認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大變革時代，能與之媲美的，大概也只有1840年以來、被李鴻章稱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的中國近代史，這個階段事實上一直持續到今天都方興未艾。
從最基礎的制度或者體制來說，中國三千年歷史主要摸索過三種：西東周的封建制、自秦至清中央集權專制的一統帝國制、清以後的社會主義制度。當然，世界史也沒啥更多實質創新，除了那個資本主義制度。
而整個東周即春秋戰國兩個時代，最顯著的歷史脈絡便是，從封建制向帝國制的演進。
在此之前，中國是真正意義上的“天下之大，莫非王土”，這個“王”是指周天子，只有周天子才能稱王，其他人最多是“公侯伯子男”；而全天下的土地，所有權都在周天子手裡，只有他享有分配即“分封”諸侯國的至高權力。（後世皇帝也常被成為天子，但意義早已異化。）
大致類比，周天子很像現在的“聯合國”，只是後者大概從沒有過類似西周時代、周天子管理全世界的實質權力，倒是很像春秋時代就開始走向沒落的周天子，被作為“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名義招牌。
這也正是後世劃分西周和春秋兩個歷史時代的主要標誌，即周天子開始失去最高權力，“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漸漸有名無實。
第一個“將周天子拉下馬”，“巨手開啟春秋戰國五百年曆史大幕”的人，是鄭莊公。當然，他不僅拉，他還是用射的。
而將周天子徹底埋葬，以“皇帝”取而代之，並徹底結束這五百年大變革歷史的人，正是秦始皇。
極其有趣的是，可能很少有人想過或者對比過，鄭莊公和秦始皇，即姬寤生和嬴政，這春秋戰國一頭一尾兩大歷史巨人，無論人生經歷還是個人性格，其實都極為相似。
首先，他們都自小就極度缺乏母愛。
鄭莊公之所以叫“寤生”，本身就是因為難產。據說是生產時腳先頭後出來，差點沒把他老媽武姜送走，所以武姜從不喜歡他，估計都沒抱過他，更不要說盡啥母親的責任。
嬴政的童年時光幾乎沒有記載，然而我們卻很容易推測，趙姬作為豪門交際花，生了和本國具有切齒仇恨的敵國公子的兒子，每天都得擔驚受怕甚至躲避追殺，尤其是，在她還不確定嬴政是“奇貨可居”之前，對於這個“拖油瓶”，她究竟是喜歡還是嫌棄居多？
即使是到達秦國，已經徹底安全後，趙姬都能將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嬴政之上，還生了兩個兒子給嬴政添堵，若是她一直疼愛嬴政，她能幹出這種事來？
所以，要說嬴政享有母愛，大概只有姬寤生表示羨慕。
其次，他們“上位”過程中的最大敵人，實質都是自己的親生母親。
嬴政雖然太子、王位較為順當，但真正行“冠禮”、獲得執政權力，卻是在22歲，比正常冠禮晚了兩年，這個時間差本身就代表不正常。
表面上是嫪毐與呂不韋在阻撓，然而這兩個人，哪一個不是跟她母親合作密切，或者說，實質是她母親“製造”出來的？
何況，此時的母親，已完全站在他的對立面，連“接班人”都替他準備好了。
相比嬴政，姬寤生其實更慘，如果說趙姬更多是在政治漩渦中隨波逐流、“身”不由己，那麼武姜自從生下小寤生起，就沒打算讓他活好過。
立太子時阻攔、當國君時阻攔，若非他爸堅持，姬寤生早就被掃地出門，更不要說繼承大位了。
然而即使如此，武姜都仍不死心，繼續和小兒子醞釀陰謀，二十多年中無時或忘，後來甚至不惜慫恿小兒子公開造反，反正這輩子就一件事，讓小兒子取而代之！
相比趙姬，武姜可以說是現代人都難以理解的奇葩老媽。
所以，在斷然鎮壓“母親的謀反”後，如何對待母親，也就不難想象，兩人的操作也是驚人相似，甚至連規勸他們的潁考叔、茅焦，說辭都差不多，由此也造就兩段“母慈子孝”的“佳話”。
《左傳》說姬寤生和武姜“遂為母子如初”，《史記》說嬴政和趙姬“復為母子如初”，文化人皮裡陽秋、冷嘲熱諷，都能被贊為“春秋筆法”。
第三，時人對他倆個人性格的評價，也極為相似。
周公黑肩曾經這麼說姬寤生：“鄭伯為人慘刻少恩，非忠順之臣也”。
——這傢伙殘忍、刻毒、沒人性的。
尉繚對嬴政的評價更有名：“秦王為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遊。”
——這傢伙就是個禽獸，無論表裡都是！
這也難怪，想想他們自小的成長環境，後來變成這類生人勿近的變態“暴君”，實在不值得大驚小怪。
但是，我之所以拿他倆對比，將他倆並列，真正想說的是：
這兩個極為相似的，自私殘忍、權力至上的“孤家寡人”式的國君，一個在開頭主導了封建制的瓦解，一個在結尾造就了帝國制的確立，放諸春秋戰國的大歷史脈絡中，不會讓人感覺到某種隱隱存在的歷史必然麼？
或者說，無論我們多麼不情願承認，從封建制演化成帝國制，歷史最終選擇的，是他倆這類人，甚至也只能是這類人。
這一切，究竟是因為什麼？在這五百年中，又究竟發生了什麼？
2
先來看歷史的表象。
鄭莊公、秦始皇和母親、兄弟之間家庭內部的權力鬥爭，其實不僅不是特例，反而是普遍現象，甚至可稱為歷史潮流。
齊桓公的上位，伴隨著的，是兄弟公子糾的鮮血。
晉獻公為了地位穩固，甚至不惜向所有本家公族舉起屠刀，將他們徹底一勺燴。
後來，當卿大夫階層崛起，取代諸侯成為歷史主角，他們不僅保留“骨肉相殘”的傳統戲碼，比如“趙氏孤兒”、大宗吃小宗等，而且還相互鬥，最顯著如晉國從“十一家”演化為“三家”，又比如魯國的三桓專權、齊國的田氏代齊。
到了戰國時代，當“戰國七雄”的國君“自封為王”，相互之間固然要合縱連橫、攻鬥不休，內部同樣面臨王權和君權、相權之爭，如孟嘗君與齊湣王的齟齬、魏安釐王對信陵君的提防，等等。
用權力鬥爭、生存競爭似乎很容易解釋這一切，也是久經“一統專制”文化薰陶的國人最容易接受的。
然而，這恐怕並未觸及到歷史的本質。
這一切的根源，應該是在封建制和帝國制的根本區別上。
表面上看起來，兩者都是一個人說的算，前者是周天子，後者是皇帝。
恐怕這也是兩者唯一的相似之處。
其實，它們是截然對立的。
封建制本質是並存，天下萬國都可存在，但帝國制不行，必須統一，只能有一個國家，就算是國中有國，那也得是皇帝分封的，且不可能再是獨立王國。
封建制本質是分權，周天子分封諸侯實質是尋找幫手，協助管理天下，相應的管理權力也就分散在眾多諸侯頭上，“公侯伯子男”下來，甚至連國人都被賦予參政議政、管理天下的權力。（當然，野人就別奢望了。）
而帝國制是集權，管理天下的權力只在皇帝一人手裡，官僚階層屬於聘用制，已經徹底淪為打工仔，有工作有工資卻無權力。至於“士農工商”，不好意思，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如果說封建制是多元化，允許出現眾多可能性，那麼帝國制就是單一化，一切都得趨向於“一”，而且是必須排除其它所有的可能性。
由此出發，我們應該更能理解上述的那些權力鬥爭與生存競爭背後的執行邏輯，在封建制向帝國制的演進中，一切東西如果註定都只能存在一個，那參與競爭者就必須得爭、得卷。
太子只有一個，所有兄弟爭。
國君只有一個，所有同族爭。
皇帝只有一個，所有國家爭。
直到最終，權力都聚集到一人手上。
在這個過程中，什麼樣的人能“笑”到最後，最終又出現秦始皇這種集大成的變態極品，也就不難理解了。
由此也能得出結論，甚至必須承認，諸子百家中的法家，才是作用居功至偉的那個。
畢竟，法家就是研究“定於一”的，這塊人家最專業，不服不行。
而皇帝或者當權者，從來都是最信仰法家的，只是後來學會掩飾了。
3
最後解決一個問題：為什麼春秋戰國會“卷”成這樣？
孔夫子他老人家給出了答案的前半部分，那就是——
“禮崩樂壞！”
禮樂制度是周朝的立國之本，也是全天下都遵守的規矩、秩序，一切可能的糾紛，都能在禮樂制度中找到解決方案，再不濟，還有周天子居中做裁判呢。
可惜，伴隨著周天子的權力衰落，禮樂制度勢必被同步挑戰和逐漸拋棄。
關鍵來了，舊秩序很容易被打破，可新秩序的建立卻需要相對更長的時間，同時，也出現一系列的實際問題：新秩序該是什麼樣的？又該由誰來制定？
這同樣是競爭，於是，所有有能力的人都在思考、實踐、摸索，所有的可能性也都在實際上演。
對，實際過程中是所有的可能性都曾存在過，而不是後世想當然以為的“只曾有過一個”。
正是因此，中國才迎來了一個最為豐富多彩、波瀾壯闊的春秋戰國時代，以“百家爭鳴”為顯著特徵。諸子先賢們都在盡情描繪著自己的理想新秩序，向政治家推銷，從而獲得實踐檢驗機會。
放眼世界史，我們應當承認，封建並非一定走向統一，恰恰相反，走向一統的帝國制才是小機率事件。
然而，這個小機率事件，偏偏就在中國發生了。
而且，相比封建制在西方、日本的繼續延續上千年，中國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實質結束了封建制，進入了帝國制。這怎麼說都是個堪稱“奇蹟”的歷史特例。
要怎麼理解這個小機率的特例呢？
只能說，以鄭莊公、秦始皇為代表的一代代國君，在和其他所有可能性的競爭中，偏偏積累出了絕對實力，並以絕對優勢碾壓其他所有可能性，交出了那個問題的後半部分答案：秦始皇一統六合、漢武帝獨尊儒術，最終建立了完全取代禮樂制度的一統帝國新秩序。
中國從封建制到帝國制，從禮崩樂壞到六合一統，這並非什麼歷史的必然，但卻是經過血與火式競爭的現實結果，而且是在堪稱“歷史奇蹟”的短時間內完成的，那麼這個過程中整個社會變動的劇烈強度、競爭的激烈深度，即“卷”的程度，也就蔚為奇觀。
起碼在全世界的軸心時代（即古典文明時代），只有中國上演了這種強度的劇變。
站在今天的角度，這可以說既是中國曾經的幸運，又是近代中國的不幸。
幸運的是，在農業文明時代，確實是大一統帝國更容易鑄造大眾的幸福生活，以及國家的強盛，比如漢唐，都是同時代世界上最強大的。這就是社會制度的領先優勢。
不幸的是，這種一統專制的帝國，註定邁進不了現代工業文明，只能被徹底推倒。
因為，它的建立者和傳承者，都有一個底線不可挑戰——維護一己的權力和統治，勝過一切！
其它都可以談可以改，這個絕對不行。不僅不行，有點萌芽就得被他掐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