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劉雨涵
在大學者蕭滌非先生的課堂上，學生時代的孔範今對一個問題產生了疑義——“老師，我有點不同的想法呢。”幾十年過去了，已經著作等身的孔範今先生在書房聊起這段往事，依然清楚記得當時的情景：年輕學生初生牛犢的勇氣，著名學者海納百川的包容，成就了一段學術爭鳴的佳話。
不盲從潮流，不迷信權威。在此後的學術生涯裡，孔範今先生一直將此作為人生信條，獨立思考，嚴謹求證，留下了自己對百年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獨特思考。
齊魯晚報特別開設的文化訪談節目《青未了·書房》已於近日上線，在一個雨後的晴天，我們拜訪了剛剛度過80歲生日的孔範今先生。這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大家，在去年新出版了《人文言說》和《舍下論學》兩部著作。關於文學，孔老師有點不同的想法；關於人生，他又有很多溫情的記憶。
孔範今先生在接受記者採訪
我的質疑
得到了蕭滌非先生雅量的迴應
齊魯晚報：
出生於上世紀40年代，又在60年代讀了大學，您的成長經歷是不是充滿了坎坷？
孔範今：
我爺爺做了一輩子私塾先生，我父親是小學教員，但是到了上世紀40年代末，災難重重，學校解散，就失去工作了。家裡生活困難，加上自然災害，我（兄弟）姊妹七個人，飯都沒的吃，飢腸轆轆。我父親領著我要飯，記憶尤深。
我這段少年的經歷啊，比我讀了多少書，對我教育都深刻。我知道怎麼才是好人，應該怎麼做人，是我從那時候明白的。
我上小學一到三年級，都買不起教材，沒有課本。學生課間休息出去玩了，我就趕快拿過同桌的書來看看，使勁看，結果每年我還是考第一。越是那時候，越是求知若渴，越是珍惜這機會。
齊魯晚報：
您在讀書的時候，就表現出了出類拔萃、特立獨行的特質嗎？
孔範今：
我上大學時也和其他同學不一樣。比如說講文學理論吧，老師講到前面這一章，實際上我早就看到後邊幾章了。他講課的時候，我就凝神去聽——他這個說法對嗎？怎麼和我所接觸到的還有些差異啊？我能判斷是非。
有一次古代文學課的老師蕭滌非講《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講到“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他說，杜甫在這裡是同情天下貧苦百姓，希望百姓都能有房子住。我說，“蕭先生啊，我有點不同的想法呢”。我說，那個時候中國社會早就形成了一種“士”的階層，知識分子稱為“士”。杜甫他本人是個知識分子，他的茅屋為秋風所破，因而聯想到這些窮困的知識分子們怎麼辦，這個“士”應該作士階層講。他就停課叫大家討論，討論一兩節課，他說，“行了行了，孔範今說的是對的”。
其實我很感動，他是那麼有名的學者，有這種心胸、這種態度，咱得學習啊。
歷史是多維的複雜結構
齊魯晚報：
1967年從山東大學中文系畢業之後，您又輾轉回到了老家曲阜，當了十年的中學教師。這段經歷在您的人生當中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孔範今：
這十年在中學裡，對我來說極其寶貴。因為我深知，在大學這五年，學的東西都還是皮毛。應該讀的研究物件的書，只讀了一點點文選，這怎麼能行啊，各個方面都是殘缺的，而且眼界也不寬。我就知道，得從頭找補，要不你沒有研究資格，沒有資格說話。所以我就從五經四書一直讀到現當代。
這十年，比上學還管用。因為專心致志，我有的是大把的時間自學。自己鞭策自己往前走，和別人鞭策你不一樣。
後來我發現，這個中學還真是既好教又難教。比方說教語文，有的教師拿一篇文章，段落大意、主題思想、寫作特點，很機械地抽上這麼幾條，你說他講一遍學生能有什麼收穫呢？你瞭解表面的，這是兩個胳膊、兩條腿，管用嗎？它的靈魂在哪裡啊？你得把這個作品最靈動的東西傳輸給他，這樣才能啟發他思考，才能舉一反三。
齊魯晚報：
您在曲阜的時候，跟著名哲學家李澤厚先生還曾有過一次對談，當時是一個怎樣的契機？您和李澤厚先生交流了什麼話題？
孔範今：
那是1985年，聽說他來曲阜參加一個國際孔子討論會議，有一天上午我就去和他談了兩三個小時。當時主要交流什麼問題呢？那就是歷史不能假設。歷史是過往的東西、既定的東西，你只能來闡釋它。你說好也罷，說不好也罷，你要有科學的依據，充分地講清楚。那假設沒有秦國，沒有秦始皇，我們就不會焚書坑儒了，能行嗎？它發生有它歷史的必然性，至於它起到了什麼作用，歷史上應該給它什麼評價，那是科學問題。
歷史啊，是一個多維性的複雜結構，絕對不是其中兩個支援因素在起作用。記住一條，歷史總是另外有幾個力量支撐著它，跟它對抗、抗衡，這叫“互補”。五四時期不就這樣嗎？有純粹的保守派，也有我叫做新保守主義的一些人，像章太炎，還有很多流派，像是學衡派。這些在社會上實際都起著什麼客觀作用呢？就是把那些文化激進主義者的主張撐住了，形成一個結構，互相制衡，這樣中國文化才可以穩穩當當地、可靠地往前發展。
人文情懷是同情悲憫之心
齊魯晚報：
從學生時代起，您就特別有質疑精神，敢在課堂上跟老師提出不同見解。後來您回到山東大學任教，做學問研究也是不盲從於主流，一直有自己獨特的思考認識。這種獨立的品格，您是從哪裡得來的？
孔範今：
我不能說是天生的，至少，我從學的道路和得到的教誨、影響，使我產生了這樣一種思想觀念：別盲從。都這樣說，也未必對。北京、上海兩地，都是文化中心，他們那裡的學者發表個什麼意見，大家都有從眾觀念，都跟著跑，我不是。在80年代之前我就開始質疑恢復復興啟蒙的意見，我搞《中國現代文學補遺書系》這十幾本，就是對抗這種思潮的。你們看看，有多少珍貴的作品、優秀的作品，都被你們忽略了，光抓住革命的、啟蒙的。
做學問不能從眾，不能隨大流，所以後來我搞出了全國第一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鴛鴦蝴蝶派在新中國編的現代文學史裡邊，一律被罵作負面的東西，根本不講它，一句話就扔過去，就是沒價值，負面的。這部文學史，至少在物件世界上是完整的，結構上是符合客觀世界的，評價上也是科學的。
齊魯晚報：
這麼多年以來，您的學術研究道路一直堅持以人文主義為基石。您認為人文主義的核心定義是什麼？它的核心價值在哪裡？
孔範今：
確切定義很難說，要簡單說說也可以。人文文化是以人的生命存在和人性存在為關注點、為起點的一種文化理念，它帶有濃重的情感色彩，思維上更重視悟解、悟通。所以說人文情懷實際上是同情悲憫之心，沒有這個心，你搞文學，別管創作還是研究，我覺得都不夠資格。孔夫子的思想價值就在於這個作用，他是人文文化的祖師爺。
齊魯晚報：
您研究了這麼多年中國現當代文學史，這其中有您個人內心比較偏好和喜愛的作家嗎？
孔範今：
比方說魯迅吧，確實很了不起。在新文化運動時期，人們長期誤解他的作品是啟蒙主義文學，是批判舊文化的。實際上魯迅的文章含義很深刻，他一邊批判，又一邊有對這種傾向的質疑。他的好多作品，都是同時在質疑這種變革給人性、給社會帶來的負面作用，這是其他那個階段的作家所沒有的。所以他很可貴，這比單純地捧他是個革命家或者什麼家更可靠、更準確。
另外，還有沈從文。實際上他的作品都富有極其濃厚的人文主義色彩，表現生命的神秘、人性的悲哀。當然還有一些大家，像老舍。很多人有誤解，最初把他當成政治作家了，實際上他是不問政治的。後來有學者出來寫文章，把他歸入新文化運動的潮流了。只有我獨樹一幟提出來：不對，他是質疑那個潮流的。他的作品，反映的是一個大的歷史變革到來的時候老百姓的苦難。
齊魯晚報：
談到魯迅，魯迅的文章近年來在中小學語文課本中進進出出，每次變動都會引起很大的爭議。對於這種現象和爭議，您是怎麼看待的呢？
孔範今：
魯迅的文章當然可以選，但是，要緊的問題不是要不要選，而是你選的準不準。要選文學價值很強，對中學生接受起來有好處的作品。
齊魯晚報：
如果是您的個人意見，您會推薦魯迅的哪篇文章入選中小學語文課本呢？
孔範今：
《一件小事》。《一件小事》極不簡單，得明師才能講清楚。
齊魯晚報：
您覺得現在的年輕人，還能從魯迅先生的作品中汲取到什麼樣的精神力量？
孔範今：
深刻地、自覺地去感悟理解，弄透這個社會的發展趨勢、內在矛盾、阻力在哪裡，魯迅在這方面是很明瞭的。
文學永遠離不開人類
人類永遠離不開文學
齊魯晚報：
現在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還有短影片平臺的衝擊，文字閱讀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來說變得越來越困難了。在這樣的社會大環境下，如何讓年輕人保持文字閱讀的習慣呢？
孔範今：
在二十多年前，就有一種論調，說是包括文學都要死亡，因為現在什麼都是網路傳播了，大家懶得再去看紙印的東西了。我跟你說啊，文學永遠離不開人類，人類永遠離不開文學。你知道文學的特點在哪裡？人作為一種生命存在、人性存在，他要得到滿足，而現實常常是不能叫他滿足的，他就需要有另一個生存空間，這個空間就是文學的虛構，讓人藉以慰藉心靈。只要生命一直存在，就一直需要這個價值空間，文學永遠不會消亡。
齊魯晚報：
您今年八十歲，八十大壽是怎麼過的？您在這個年紀有哪些自己獨到的感悟和感想嗎？
孔範今：
我採取了一個淡然處之的態度，既不驚動朋友，也不驚動我的學生們，要不然大家天南地北都得來，何必啊，都忙得要命。所以我給孩子說，連親戚朋友也不叫，就咱自己。訂上一個蛋糕，給我下上一碗麵條，炒幾個菜，像平時吃飯一樣。
人生七十就古來稀了，到了八十九十，就是耄耋之年了。我的事業呢，也基本畫句號了。因為眼睛不行，手也不行，半邊身子不得勁。我現在就希望，這個毛病趕快好了，至少我還能拄著手杖在屋裡走動。
但是我很樂觀，而且我也很驕傲。第一我不負此生，作為一個研究學術的人，做出了應有的貢獻。第二，我不負社會，我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
這時候應該有點道家的觀念思想，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生死無所謂。而且自然規律，花開花謝，人也是這樣。活的歲數大點，誰沒有80歲？別當回事，別成為負擔，更別給別人帶來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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