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李曉傑
《橋上橋下的中國》，李曉傑 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22年9月。
俗語說：“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可見對於人們的交通而言，在自然界中的主要障礙便是山與河，而建築橋樑，無疑是突破河流天塹的最主要且最有效的手段。在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各種巧奪天工的大小橋樑星羅棋佈，為人們的出行提供了便利的條件。那麼，橋是如何起源的？它在我國古代又是如何發展進而達到頂峰的呢？要解答這些問題，就讓我們來回顧一下歷史，從中來尋求答案吧。
梁橋是我國古代最早出現的橋樑
在科技還不太發達的古代社會，人們建造一座橋樑，遠沒我們今天這樣便捷，尤其是在混沌初開的原始社會，對於我們的先民來說，哪怕是建築一座在我們現在人眼中最為簡單的橋，也已經是相當不易了。為了瞭解橋樑是如何出現的，還是把我們的視線拉回到數千年前的先秦社會，看看當時的人們是如何造橋的吧。
在原始社會時期，我們的祖先從最初的原始遊牧逐漸轉變為定點聚居。隨著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開始有能力建造一些有一定規模的建築物，在這些建築群的周邊，橋樑，也開始出現，並且日益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建築物。
橋與梁在我國古代是同義異名的兩個字。東漢時期的文字學家許慎在其名著《說文解字》中對“橋”有如下的一段解釋：“橋，水梁也。從木，喬聲，高而曲也。”在對“梁”的解釋中又說：“用水跨木也，即今之橋也。”可見最早出現的橋樑應該是木樑橋。而這種木樑橋最初很可能是因樹木倒下而自然形成的，後來人們從中受到啟發，才逐漸出現了有意識的伐木搭橋。
在陝西西安半坡村大約距今有四千多年的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發現密集分佈的圓形住房四、五十座，而在這些建築物的周圍，挖有深寬各約五六米的大圍溝。考古學家們推測，當年在大圍溝中可能有水，主要起防禦的功能。當時的人們為了出行，應該在大圍溝上架有橋樑。而依據其時的技術水平，大概是用幾根原木搭成的簡支橋樑。
陝西西安半坡木橋假想圖。
到了文字出現的時代，有關橋樑的記載也開始增多，諸如梁橋、浮橋、索橋等多種型式的橋樑也都逐漸出現了。
梁橋是我國古代最早出現的橋樑。在晉代王嘉所輯的《拾遺記》裡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舜命禹疏川奠嶽，濟巨海，黿鼉以為梁。”在《竹書紀年》裡又有如下的記述：“（周）穆王七年，大起師，東至於九江，架黿鼉以為梁”。這兩則記載中都提及了黿鼉。黿，是一種大鱉，而鼉也稱鼉龍、豬婆龍，即揚子鱷。這兩種動物都是大的爬行動物，出沒於江湖之中。它們露出水面的脊背，恰好可以作為大禹與周穆王出行跋涉江海的橋樑。這兩則記載顯然頗具神話色彩。然而在淺灘溪澗中露出水面的石蹬、大石頭等，遠遠望去確實就像一個又一個的黿鼉脊背，所以古時候的人們形象地將水中的這些石蹬、大石頭等稱為黿鼉。如果從這樣的意義上去理解，《拾遺記》與《竹書紀年》中的記載的“架黿鼉以為梁”實際講的是我們的先人架設的堤梁式石橋。
所謂堤梁式石橋，就是用大小礫石或者是較為整齊的條石鋪放在水面較淺的河流上，形成一個個的堤梁，人們可以踩著這些堤梁過河，也即人們說的“摸著石子過河”。這種橋可以說是梁橋的雛型。在現在不少的山區，還能見到這種堤梁橋。如在今天浙江泰順，在洪水期很短的仕陽溪上，就因地制宜地並排鋪設了一高一低兩排堤梁橋，高的可便肩上挑擔的行人透過，低的可供一般行人過溪。
在我國古代的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衛風·有狐》就有關於商代堤梁橋的描述：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
其中提到的“淇梁”就是指在淇水上用石頭堆砌而成的堤梁。淇水發源於今河南省林縣臨淇鎮，下流到淇縣，也就是商代紂王統治時期的都城朝歌。
史籍中記載春秋時期有名的堤梁橋是架設在今河南濟原湨水之上的湨梁，在《爾雅·釋地》中就有“梁莫大於湨梁”的描述。晉平公時就曾在此大會諸侯。另外在今天江蘇徐州附近建築的“呂梁”，也應是一座堤梁橋。在《水經注·泗水注》中，作者酈道元有這樣的記載：
泗水之上有石樑焉，故曰呂梁也。昔宋景公以弓工之，彎弧東射，矢集彭城之東，飲羽於石樑，即斯梁也。
除了這種以石絕水的方式而築的堤梁橋之外，跨水而過的梁橋在早期的書籍中也有記載。
在《史記·殷本紀》中則記載了商代的一座大橋：
（周）武王既革殷，受天明命之後……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
經後代學者的考證，這座被稱為“鉅橋”的梁橋應該是架在漳水之上的。
《史記·刺客列傳》還記載了春秋末期刺客豫讓為其主子智伯報仇，躲在汾橋之下，準備行刺趙襄子的一則故事。從中可以推測，既然此橋之下能夠藏身，應是一座規模較大的梁橋才是。
到了戰國時期，梁橋的建造應該更多了。我們從《史記》所記載的戰國時期蘇秦以“尾生守信與女子期於橋下，大水來了而不走，最終抱柱而亡”的故事來遊說燕王的事情中，可以知道，至少在這一時期，梁橋在我國黃河流域的建造已經較為普遍了，因為能讓人抱柱的橋，應是梁橋。
浮橋是我國古代橋樑中的又一種建造型別。有關浮橋的記載在《詩經》中就已出現。《詩經·大雅·大明》中吟頌道：周文王為娶妻，“親迎於渭，造舟為梁”。後代學者對這一詩句作了進一步的解釋：“造作梁橋也。作船於水，比之而加版於其上以通行者也。即今之浮橋也。”這首詩的創作年代在公元前12世紀，這是中國古代有關浮橋的最早記錄。
隨後，在《左傳》魯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又記載道：“秦公子針出奔晉……造舟於河。”當時秦公子針在秦國無法安身，害怕被秦景公殺死，於是要出逃到鄰國晉國去。當時秦晉之間隔著黃河，而秦公子針隨從資財甚多，“其車千乘”，如果要依靠擺渡過河自然要耗費很長時間，於是令人搭起一座臨時浮橋，使車輛連貫過河。這座浮橋雖然是臨時搭建的，但從這則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在公元前6世紀，當時的人們已經具體備了在黃河這樣的大河中架設浮橋的技能。
歷史上出現的有明確記載的在黃河上架設的固定浮橋建於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在這一年，秦國由於作戰的需要，在今天的山西省永濟縣風陵渡一帶“初作河橋”。因這一事件重大，被司馬遷寫入了《史記·秦本紀》之中。
索橋在我國古代最早何時出現，尚難定論。現在我們已知的較為確定的索橋出現在戰國時代。其時秦國的蜀守李冰率領工匠在今天四川成都周邊的郫江與檢江上建造了七座橋。其中位於檢江上的一座橋名叫笮橋，可能就是竹索橋。因為“竹索”在古代寫作“筰”，也通“笮”。
至於拱橋，先秦時期還沒有出現，雖然以往有學者依據甲骨文中的某些字型而認為商周已有拱橋，但現在看起來，這一說法並不可靠。拱橋的出現與建造應該是以後的事情了。
紀錄片《天下趙州》（2015）畫面。
傳說秦始皇曾在海中立柱建橋
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古代橋樑的發展時期。在此期間，修築了不少的橋樑。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統天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的大帝國。為了讓政令通達，往來便利，秦始皇下令以首都咸陽為中心，大修天下馳道。修路的同時，架設橋樑便是必不可少的一項連動工程，否則，要達到四通八達，也就只是一句空話了。所以，推測秦代時應修建有為數不少的橋樑。只可惜在當時沒有相關的文獻記載流傳下來。另外，傳說秦始皇曾在海中立柱建橋，依據當時的技術水平，在海上架橋，無疑是無法辦到的，但從中透出，當時人們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征服自然的能力與信心。
在秦代，修築的最著名的橋樑要算都城咸陽的渭水橋。據史書中的記載，這座橋是一座多跨梁橋，全長有500米左右，共有68跨，由750柱組成了67個橋墩，每墩由11根或12根柱構成。當時建造這座橋的目的是想將修建在渭水南面的長樂宮與渭水之面的咸陽宮聯絡在一起，用渭河來象徵天上的銀河，架橋南渡，象徵牽牛星座，以此顯示天子的超凡與脫俗。
漢代建立之後，重修了秦渭水橋，並在該橋的東西兩面又先後各架設了東渭橋與西渭橋，形成了著名的渭水三橋。在漢代，渭水橋是迎來送往的一處重要場所。漢高祖劉邦死後，丞相陳平、太尉周勃誅除諸呂，並率領群臣在中渭橋迎候代王劉恆（即漢文帝）入長安即位。漢將李廣利出兵匈奴時，丞相劉屈氂為他送行，也是至渭橋而別。漢宣帝時，匈奴呼韓邪單于朝覲漢廷時，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人，在渭橋下列隊相迎，當漢宣帝登上渭橋時，人們三呼萬歲。東漢末年，董卓入關時曾將中渭橋焚燬，魏文帝曹丕在位時又將中渭橋修復。
內蒙古和林格爾東漢墓洞口上壁畫的渭河橋圖。
深受秦渭橋建築風格影響的漢代橋樑有幾座，如灃橋、灞橋、滻橋等。其中最有名的，當屬位於今天陝西西安安東北的灞水之上的灞橋。這是一座石樑橋。自建橋之後，兩千年間一直是長安與潼關以東的交通咽喉，又是古人折柳送別的所在，留給後人不少傳頌的著名詩文。
舊灞橋側影。
漢宣帝時，西北邊地遭到的羌人侵擾，漢朝老將趙充國趕到當地瞭解情況後，提出治軍屯田、疏浚溝渠，建造七十座橋樑，以利行軍作戰的建議，為宣帝所採納，最終達到了擊敗羌人的目的。橋樑在軍事行動中的作用已經大大顯現。
漢代最為有名的第一座架於長江之上的浮橋，是在東漢光武帝建武十一年（35年），四川割據勢力公孫述在現今的湖北省宜都縣荊門和宜昌縣虎牙之間，利用險要的地勢所架設的江關浮橋，其目的是想斷絕漢光武帝西進的水路交通。但最終被東漢的水師，利用風勢，縱火將這座浮橋燒燬。
拱橋在漢代也已出現。在1957年河南省新野縣北安樂寨村出土的東漢時期的畫像磚中就刻有拱橋的圖形。在這塊畫像磚上刻有一座單孔裸拱橋（拱券上沒有建築）。橋上有駟馬，車前有騎馬者，橋下還有幾艘船隻划行。從這幅圖畫中，我們可以明確地獲知，至遲在東漢時期，拱橋已有修建。至此，橋樑建造的主要型別都已出現，說明這一時期我國古代人民在造橋技術方面已有了長足的發展與進步。
兩晉南北朝時期，由於戰事較多，浮橋的架設明顯增多。晉武帝泰始十年（274年），杜預率軍南征，在河南孟津附近的黃河上架設了河陽浮橋。東晉成帝鹹康二年（336年），在今天的南京建造了一座浮橋，由於在橋上又建有重樓，樓上置兩銅雀，所以稱為朱雀大桁。穆帝永和六年（350年），苻堅造洛陽盟津浮橋，渡橋之後，便將這座浮橋燒燬了。
石拱橋的建造技術在隋代登峰造極
隋唐兩宋時期，是我們古代橋樑的全盛時期。特別是隋朝，其統治的時間雖然短暫，但在中國古代造橋史上卻留下了非常重要的遺產。
隋在長安建造霸陵橋，又在大業元年（605年），運用“鐵鎖維舟”的方法，架設了一座鐵鏈浮橋——天津橋。至於處於當時運河樞紐位置揚州城內的二十四橋，更是名聞遐邇。
石拱橋的建造技術，在隋代可謂是登峰造極。最為著名的有兩座橋樑：一是建於隋文帝開皇四年（584年）的小商橋。該橋位於河南臨潁，是一座單孔敞肩圓弧石拱橋。
小商橋結構圖。
另一座便是始建於隋文帝開皇十五年（595年），竣工於煬帝大業二年（606年）的河北趙州安濟橋。這是一座比小商橋更大的單孔敞肩圓弧石拱橋。趙州橋的橋跨橋式處世界之最，達一千二百餘年之久。即使在今天，建造這樣一座橋樑也並非易事。因此，可以說這是一座高度科學性與完美藝術性相結合的古代橋樑的典範傑作，設計與建造這座橋樑的工匠李春等人也因此青史留名，永載史冊。
趙州橋示意圖。
降至唐朝，橋樑的建造更為興盛，造橋也不僅僅是民間行為，政府也開始撥款，參與督造。《舊唐書·職官志》載：
凡天下造舟之梁四（河則蒲津、大陽、河陽，洛則孝義也），石柱之梁四（洛則天津、永濟、中橋，霸則霸橋），木柱之梁三（皆渭川：便橋、中渭橋、東渭橋也），巨梁十有一，皆國工修之，其餘皆所管州縣，隨時營葺，其大津無樑，皆給船人，量其大小難易，以定其差。
在上面引文中提到的蒲津浮橋，位於今天的山西省永濟市，對岸便是陝西省大荔縣朝邑鎮，即前文中言及的戰國時期秦國在黃河上“初作河橋”的那座浮橋。此橋從那時起一直維繫到隋朝末年。隋唐之際，由於戰爭，這座浮橋遭到破壞。唐高祖時又將此橋修復。唐玄宗開元十二年（724年），將原來的竹索浮橋改為鐵鎖浮橋，用鑄造精良的鐵牛、鐵山、鐵柱、鐵人埋在河水兩岸，以便維繫鐵鏈。另外，還以環狀鐵鏈將作為浮體的舟船連在一起，主纜兩端固定在岸錨上。這樣不僅提高了大橋的抗拉性，而且也增加了橋面的穩定性，同時還大大提高了這座浮橋對抗水流的能力。此橋在金代末期曾毀於戰火。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為了軍事需要，又恢復建造了這座浮橋。後來在明武宗正德（1506—1521年）與明神宗萬曆（1573—1620年）年間，都曾對此橋加以整修。但十分可惜的是，後來隨著黃河河道的無常擺動與政治重心的東移，蒲津橋終於再也無法恢復昔日的風采了。
唐朝東都洛陽，洛水由西向東，穿城而過，天津橋便架在洛陽城北的洛水之上。此橋在隋時即已建，只是當時是一座以纜系船的浮橋，後來由於洛水暴漲，浮橋遭到破壞。到了唐代貞觀年間，重建此橋，而改為石柱樑橋。此橋之所以稱為天津橋，是採《爾雅》上所說的“斗牛之間，為天漢之津”之意。
作為木柱樑橋代表的渭水三橋都經過了全面的重建，規模更加宏大，所顯現出的造橋技術也更加成熟。西渭橋在唐時又稱咸陽橋，是絲綢之路東到長安的最後一站。唐代與吐蕃之間發生的不少事情，都與此橋有著或多或少的關聯。
在今蘇州東南葑門外六里的寶帶橋，始建於唐元和十一至十四年（816—819年），因唐刺史王仲舒捐獻寶帶資助建橋而得名，是一座著名的多孔古石拱橋。橋樑全長有300米，53孔，橋寬超過4米。其中三孔聯拱特別高大，用來通行大的船隻，兩旁各拱路面逐漸下降，形成弓形弧線。因這座橋在當時是京杭大運河南段（名江南河）邊上的一座纖道橋，因此，在建築上採取了跨徑小的多孔、狹長和平坦的橋型。寶帶橋由於位於蘇州至杭州、嘉興、湖州陸路必經之處，又跨諸湖之口，是船隻通往運河及吳淞江的一個關口。
在唐代，索橋在西南地區的架設依然十分興盛，所採用的橋纜索，或用藤、竹，或用鐵鎖。其中較為著名的，要數在雲南麗江和維西之間架設的“鐵橋”。此外，在吐蕃地區還建有婆夷水藤橋、漾濞水鐵鎖橋。
宋代橋樑建設在承繼了前代的基礎之上，不僅擴大了建造規模，而且在技術上也有所創新。
從宋皇祐五年（1053年）至嘉祐四年（1059年），用了六年多的時間，在福建泉州灣洛陽江口上，修建了我國第一座瀕臨海灣的大石橋——萬安橋，又名洛陽橋。此橋的橋基建造採用了“筏形基礎”的技術，是建橋史上的一大創新。另外，為使橋基穩固，還運用了牡蠣固基法，在世界上最先將生物學應用到了橋樑建造之中。
北宋末年，畫家張擇端在其《清明上河圖》長卷中，對汴梁（今河南開封）著名的虹橋作了細緻的描繪。該河橋坐落在汴梁城鬧市區的東水門附近的汴河之上，採用了新穎的木拱橋的結構，貫插眾木成拱而建。這種橋樑的優點是，一跨過橋，避免了來往過橋船隻對橋樑的衝撞。此橋後來毀滅於宋金戰火之中。
南宋時期閩中地區在萬安橋建成之後，又建造了一批石樑石墩橋，以致人們有“閩中橋樑甲天下”之嘆。在這些石橋中，始建於宋紹興八年（1138年），花了十四年才建成的福建晉江安平橋，十分著名。這座橋總長五里多，有362孔，是世界上少見的古長橋，有“天下無橋長此橋”之譽。
建於南宋乾道年間（1169—1173年）的廣東潮州的廣濟橋（又稱“湘子橋”），橫跨在韓江之上。橋長五百多米，分為三段。東西兩段，採用石墩石樑的建築形式，中段為了便於河道通航，而採用可隨時解纜移動的浮橋形式。所以，這是一座石樑與浮橋結合在一起的組合橋樑。這種組合形式，可謂近代所謂的“開合橋”的先聲。
南宋嘉熙四年（1240年）建造的福建漳州虎渡橋（又名江東橋），也是令人十分驚奇的一座石樑大橋。這座橋在建築上採用了懸挑四層的石墩以增大橋下淨孔的技術，其中最大的石樑長23。7米，寬1。7米，高1。9米，重達200多噸，即使在今天的技術條件下，要開採、運輸、架設如此巨大的石樑，也是十分不易的。
在南宋時期，城市內的橋樑建造也頗有特色。位於今天浙江省紹興市城東的八字橋便是一座佈局巧妙興建於宋代的城市石樑橋。這是一座石壁石柱墩式石樑橋，坐落於一條丁字形的河道上，南北為主河道，向西接著一條支流，橋在三向四面落坡，在橋東端緊沿河道向南北兩個方向落坡，橋西端又從西、南兩個方向落坡。西端南面的坡道下還建有一個小孔，跨越小河。這種設計形式解決了三街二河複雜的交通問題。由於是兩橋相對而斜，在形狀上與漢字的“八”字十分相像，因此而得名。這座橋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城市橋樑。
元、明、清時期，驛路與漕運的發展，對古橋的建造與修繕都作出了許多貢獻。如元朝，坐落於永定河上修建於金代（1189—1192年）的聯拱石橋盧溝橋被全面修整。明朝崇禎七年（1634年），初建於宋代的位於今江西撫州的萬年橋，由浮橋改造為一座長為四百多米的聯拱石橋。清代，從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到四十五年，位於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瀘定縣城西的大渡河上鋪設了瀘定鐵索橋。此外，清朝公私園林裡建造起的各式小橋，也顯現出了極高的藝術水平。
注：本文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橋上橋下的中國》，文中所用插圖均來自該書。
原文作者/李曉傑
摘編/何安安
編輯/羅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