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譯研究二十年：哲思、發展和國際化

焦鵬帥

（西南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成都，610041）

引 語

從1999年黃忠廉教授發表於《外語學刊》的《翻譯（變體）論》，到2000年其《翻譯變體研究》，再到2002年系統闡釋變理論體系的專著《變譯理論》問世，再到《科學翻譯學》（2004）和《翻譯方法論》（2009），變譯研究碩果累累。到2019年，將走過20年的歷程。從CNKI上以“變譯”為主題進行全文檢索，查到1097篇文獻，不難看出，自1999年變譯理論提出以來，該理論呈漸進式上升發展態勢，特別是自2006年以後，上升趨勢非常明顯。可以說，20年間，變譯理論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已經由名不見經傳的隱學，變為一個學人皆知的 “顯學”。在這個過程中，相當一部分學者開始關注變譯理論，投身變理論的批評、應用、深化研究中，形成了一支有明顯中國特色的學術增長極。本文擬從哲學淵源、研究物件、發展變遷和使用範圍，通過歷時性的角度，辯證地指出其變與不變的本質和未來發展方向。

一、哲學思想

1999年“變譯論”問世之初就開宗明義關注“既舊又新的翻譯現象——變譯（翻譯變體）

的概念”（黃忠廉， 1999：80），說明該理論源於對翻譯現象的觀察，這種“觀察以及更廣泛的認識一開始就‘充滿了理論’。”（博杜安， 2004：30-31）進而向上歸納總結翻譯變體的型別，反思變譯的本質、方法、體系、過程、單位、機制、規律、標準、價值等，形成了一整套變譯理論體系。由觀察現實生活工作中的“非主流”翻譯現象，進而對其進行反思、分類、描述的過程，自然帶有胡塞爾早期現象學描述法的特徵——探尋研究物件的“本質”，在反思變譯與全譯的差異和聯絡過程中，解構先驗的傳統翻譯概念和事實，在瓦解傳統認知中重構新的知識系統。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說“全譯”是人們普遍接受的翻譯形態的前理解、前反思和前邏輯，那麼在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各種翻譯的“變體”——這個“此在”又是什麼？黃教授跳出前理解和前邏輯，將目光投向被人忽視的大範圍存在的“此在”——非全譯現象，進而研究它的基本邏輯結構，探討“此在”——翻譯變體的存在意義，揭示其存在價值，將其從背景化推向前景化，似乎具有了海德格爾的解釋學現象學的思維邏輯。

關於“結構”主義，不同學者有不同的理解，但若以結構、系統、整體性、二元對立等範疇作為一種“結構主義哲學”的原則，不難發現，變譯理論從一開始就具有了與全譯一道作為一個穩定的結構系統的兩個對立面進行研究的特點，其二元對立的研究視角明顯具備結構主義的基本特徵，雖然現實實踐中，全譯和變譯並非是完全決裂，界限清晰的兩個概念，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經典的全譯，本身也是一種變異。譯即易，狀變而實無別。”（鄭海凌， 2004：47）將二者清晰分界，是便於研究所採取的策略。

實用主義（Pragmatism）源自希臘文πρανμα，意思即是行為、行動，把確定信念作為出發點，把採取行動當作主要手段，把獲得實際效果當作最高目的，換言之，關注直接的效用、利益，有用即是真理。變譯作為一種因特定目的或特定讀者群而採用變通手段攝取原作有關內容的翻譯活動，本身就具有某種超越純理論，針對現實中的實用翻譯變體研究的實用性，因此，變譯研究具有某種實用主義哲學色彩，具有很強的實戰性。“‘變譯’的價值在於它的時代性和實用性”。（同上：49）

綜上所述，變譯理論的系統推出體現了現象學描述和闡釋的方法論、也體現了結構主義和實用主義哲學特徵，上升理論，下接地氣，屬於翻譯研究的本體研究，但又不屬於傳統的以復原原文完整性為目的的全譯研究，而是基於某種翻譯目的和為了特定讀者群進行的非完整性的翻譯變體本體研究。

二、研究物件

上個世紀末，當國內外學者認為翻譯本體研究已經沒有出路，紛紛進行“文化轉向”的

文字外因素研究時，黃忠廉將研究視角投向了現實中的翻譯變體，二十年如一日，始終聚焦文字轉換這一中心，提出傳統以原文完整再現原文的全譯以“小句中樞學說”，核心是“化”，具體策略為：對譯、增譯、減譯、轉譯、換譯、分譯、合譯；而根據特定翻譯目的和特定讀者群的非完整性的變譯則以“句群中樞變譯學”為指導，從“表—裡—值”（小三角）和“語-思-文”（大三角）對翻譯本體的變體上進行三維一體研究。將全譯和變譯共同納入翻譯這個總綱下進行二分歸類，形成了“一箇中心（文字轉換），兩個基本點（全譯、變譯）”的理論框架，指出變譯的核心在“變”，全譯的核心在“化”來進行多維多層研究，豐富了“翻譯”這個術語的內涵。

三、發展變遷

變譯理論體系有理論、有指導思想、有（宏觀/微觀研究和操作）方法、有實務、凸顯了黃忠廉先生著眼現實，條分縷析，又高屋建瓴，自成一體的思想體系和方法論。這在其一系列的有關論著《翻譯變體研究》（2000）、《科學翻譯學》（2004）和《翻譯方法論》（2009）的學術觀點中得到了系統的體現：“三個充分”（觀察充分、描寫充分和解釋充分）的研究要求、“兩個三角”（“表-裡-值”小三角和“語-思-文”大三角）的研究思路和“從方法到學科”的研究路徑。這體現了變譯由理論到學科建設再到方法論的進一步深入發展，“經歷了一個由現象到本質的認識過程，反映了整個變譯研究的深化過程，從變譯現象研究到變譯理論的提出，變譯研究現已初具比較完善的體系 ，即變譯現象、變譯定律、變譯理論和變譯人才培養。”（黃忠廉，2002a：48）同時針對學界對變譯理論及其方法思想、《科學翻譯學》、《翻譯方法論》、《小句中樞全譯說》和《應用翻譯學》等的批評與質疑，同時也出於自我反思，黃先生在《譯學研究批判》（2013）中集中進行了迴應，進一步完善了其變譯理論體系。同時，黃忠廉（2011）進一步提出十對研究型別，為變譯理論未來的進一步深入研究指明瞭方向。

如果說以上是黃忠廉教授內在的自發推進變譯理論的深入與發展，那麼由其他學者對該理論提出的“商榷”與“探討”或闡發的有關變譯理論的“誤讀”以及黃先生做出的迴應則構成了變譯理論發展的外在推動力。如徐朝友（2006）的《<變譯理論>的兩大問題——與黃忠廉教授商榷》中提出的變譯與全譯的模糊關係，黃忠廉，張永中（2007）《變譯：考察翻譯的新視點——兼答徐朝友先生》則給出了正面迴應：“把‘變譯’立為翻譯研究物件，實際上建起了一座新的觀象臺，與全譯成對立於世間，上可觀天，從宏觀上研究變譯的 WHY；中可觀氣，從中觀上研究變譯的HOW；下可觀地，從微觀上研究變譯的WHAT。換言之，它成為考察翻譯活動的新視點，凡考察全譯的地方，基本上都可以考察變譯，二者相得益彰。”（黃忠廉、張永中， 2007：66）再如黃忠廉（2012）針對周領順（2012）提出的變譯的“名”與“實”的疑問，從翻譯的主體、客體、方式、動作、目的、類屬等要素重新檢視了翻譯的內涵，討論了翻譯的外延“變譯”與“全譯”及其關係。

內因自發深入和外在學界的第三者角度“質疑”與“商榷”，共同促進了變譯理論在二十年裡不斷修正、補充和深化，體現了該理論聚焦現實、開放包容和動態平衡的特點，使其成為國內眾多翻譯理論裡獨樹一幟的顯學。

四、應用範圍

與其它翻譯理論不同，變譯理論有著較強的實際應用性。在CNKI上以“變譯”為篇名檢索，查得418篇論文，以“變譯視角下”為主題進行檢索，檢索到68篇學術論文，“變譯的應用”為主題檢索，檢索到164篇學術論文，二者相加，232篇，佔比近60%，涉及旅遊翻譯、政府網站翻譯、政治外宣資料英譯、石油科技英語翻譯、手機新聞翻譯、中醫藥商標名翻譯、漢語新聞翻譯、口譯、電影字幕、文學作品（《鹿鼎記》）、實用文體等。

可以說，變譯理論的應用範圍涵蓋了文學和非文學兩大類別，具有廣闊的應用範圍和前景，特別是在當下以資訊和知識傳播為目的全球化資訊時代語境下，變譯策略的使用，使得資訊和知識可以最快的速度達到特定的目標受眾，搶佔待機，掌握主動權。但也應該看到關於變譯理論的應用型研究，還處於淺層簡單嫁接應用，缺乏對其機制、原理、規律與其它媒介方式融合等深入系統研究。從研究成果發表的途徑看，多是碩士論文，一般刊物，存在很大重複研究，質量不高等問題，需要進一步定位，找準方向，將其推向深入。

五、國際傳播

前文已述，變譯理論在國內經過二十年的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其在國際

化方面，明顯落後於其國內的表現。筆者透過Theory of Translation Variants/Variation，translation variants/translation variation分別對三大外文學術資料庫：核心論文庫（http：//www。crscholar。com）、SpiScholar學術資源線上（http：//www。spischolar。com）和EBSCO 檢索平臺（http：//search。ebscohost。com/）進行檢索，未見任何有關變譯理論的論文和介紹，形成了“牆內開花牆外不香”的局面。筆者以為，分析起來大概有如下原因：

主觀上，變譯理論創始人黃忠廉教授這二十年只顧埋頭對變譯理論的內向型深化完善與發展，忽視了該理論體系的對外譯介與傳播。這一點，可以從其一鼓作氣對變譯理論的系列著作的推出基本上可以做出判斷。

客觀上，由於其出身俄語，而非英語，受限於自身條件，有心無力，這恐怕也是阻礙變譯理論走向國際的一個原因。當然，先國內，後國際，透過二十年的深入與實踐，建構起相對系統完善的理論體系，再走向國際也不失為一種策略。

針對變譯理論學術話語和學術思想的對外傳播，筆者以為，可從以下幾個層面展開。

目前，國內借用變譯理論進行應用型研究者眾，願對變譯理論進行對外傳播的理論與實踐人才寡，需要進一步培養願意為變譯理論對外傳播付出，既懂相關翻譯理論，又精通翻譯實踐的雙料對外譯介隊伍。只有實現了變譯理論的英譯，才是該理論走向國際的第一步。當然，某種程度而言，重理論，輕實踐的國內學術評價體系也是造成這種局面的外部原因之一，需要協調相關各方利益，激勵翻譯實踐人才投身變譯理論的對外譯介工作中。

同時在英譯變譯理論時，要注意使用變譯理論所提出的具體策略與方法，用“變譯”的方法譯“變譯理論”，如可用“譯評”的方法，對變譯理論進行翻譯的同時，進行評介，達到有譯有評，彰顯其學術價值，指出其研究盲點；也可用“綜述”的方法，對變譯理論的發展歷史、脈絡、成就與不足進行概覽式譯述，讓讀者掌握其發展概貌。多種變譯方法並舉，達到針對不同目的、不同讀者群，傳播不同內容的傳播效果。

同時，譯介該理論時，避免讓評審專家和讀者誤讀為一般的翻譯方法，要注意使用國際上通行的跨學科研究方法，爭取使其上升到更高的理論層次，展現更廣闊的學術視野，突出其在不同領域的應用，譬如可從語料庫、計算機輔助翻譯、人類學、文化學、哲學、翻譯史等學科相關理論與方法上進行介面研究或跨學科研究，透過學科交叉的方式，發現變譯理論新的生命力和適用範圍。具體操作上，如可對《聖經》不同版本的研究，發掘其中使用變譯方法策略的地方，透過文字分析證明變譯理論不只適用於英譯漢，還可以應用於英語與其它外語之間的互譯，進而探究變譯背後的成因，從文化適應、意識形態影響、詩學規範塑造等方面展開更深層次的研究，將變譯從一般性的方法昇華到跨學科研究層面，顯示其背後隱藏的深層次原因。還可以透過西方翻譯史中涉及變譯的文獻進行整理與挖掘，透過西方翻譯史中的史料來證實變譯理論的歷史性存在。以上只是提供了一些研究方法和路徑的啟示，還需要根據不同的學者研究興趣，根據自身的研究所長，有選擇地對變譯理論進行跨學科研究。

在英譯該理論體系的基礎上，積極參加國際翻譯學術會議的同時，邀請國外同行代表專家參加以“變譯理論”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走出去”與“請進來”並舉，透過國際學術會議的形式與國際同行進行學術思想觀點的碰撞交流，爭取他們的認同與支援，傾聽他們的建議，進一步將該理論引向深入；

同時，可與海外相關翻譯研究機構或翻譯研究期刊建立合作關係，請海內外相關學術同行發表對於變譯理論的批評，爭取國際學術刊物主編的支援，在國際刊物上開設變譯理論研究專刊，吸引眾多學者的關注與參與。還可透過與國際學術出版機構合作，出版變譯理論的著作，再經國內外專業人士發表相關書評，多方發力，協同合作，充分利用國際學術平臺和資源，相信變譯理論走出去，被西方學術界認可與接受指日可待。

六、結 論

前瞻未來十年，二十年，變譯理論何去何從？筆者以為，黃先生與相關變譯理論研究者，應抓住國家文化“走出去”戰略這個契機，充分利用國家相關部門的政策、資金支援，組建自己的學術研究隊伍，積極與國外相關高校、出版機構、研究機構和人員展開合作，理論與實踐並舉，形成跨國、跨學科研究國際化研究局面，進一步將變譯理論這個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體系逐步推向國際，展現中國學派、中國翻譯話語的軟實力。

參考文獻

博杜安。卡爾·波普［M］。呂一民，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30-31。

黃忠廉。變譯觀的發展［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2a（8）：16-48。

黃忠廉。翻譯變體研究［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0。

黃忠廉。變譯理論［M］。 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2b。

黃忠廉、李亞舒。科學翻譯學［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4。

黃忠廉、張永中。變譯 ：考察翻譯的新視點——兼答徐朝友先生［J］。外語研究，2007（2）：66-68。

黃忠廉。翻譯方法論［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公司，2009。

黃忠廉。變譯理論研究型別考［J］。外語學刊，2011（6）：101-104。

黃忠廉。“翻譯”新解——兼答周領順先生論“變譯”［J］。外語研究，2012（1）：81-84。

黃忠廉。譯學研究批判［M］。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2013。

徐朝友。《變譯理論》的兩大問題———與黃忠廉先生商榷［J］。外語研究，2006（4）：48-80。

鄭海凌。變譯·變異·和而不同——讀黃忠廉《變譯理論》［N］。 中國圖書評論， 2004，2。

周領順。“變譯”之名與實——譯者行為研究（其九）［J］。外語研究，2012（1）：74-80。

［作者簡介］：焦鵬帥，男，河北井陘人，翻譯學博士，西南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美國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訪問學者，主要從事翻譯與跨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