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慶皇帝敢於放權,得以將嘉靖時期瀕臨滅亡的危局挽救回來

隆慶皇帝雖然很少像自己的父親嘉靖皇帝獨裁獨行。但是他還是有很多缺點,比如愛財如命,又貪圖享樂。隆慶皇帝有一個很大的優點是敢於放權,他很少干涉朝政,也很少參與朝廷的運轉。這使得明朝的朝政在隆慶年間依舊在內閣大臣的指導下改革,並且為萬曆年間的改革埋下了伏筆。可以說隆慶皇帝是一箇中興之主,這種中興屬於隆慶皇帝的無心之舉。

明代江山的瀕臨崩潰

在隆慶皇帝繼位之前,明朝的江山在正德皇帝和嘉靖皇帝手上運行了六十年,這六十年明朝實際上已經瀕臨崩潰,正德皇帝在位期間縱慾放蕩,巡幸耀武。他修建豹房沉溺享樂,把政治搞得十分敗壞。但是緊接著繼位的嘉靖皇帝則是另外一個極端,他統治大明帝國四十五年,在這四十五年裡大明帝國陷入了崩潰。

嘉靖皇帝本人並不懶惰,智商也很高,思想反應也很敏銳,特別是在關係到本人威望和利害的問題上更是如此。但是嘉靖皇帝登基以後,牢牢抓住權柄,而且喜怒莫測,果於殺戮;遇事堅持定見,固執不移;性格多疑,絕不允許逆耳之言或異議存在。

嘉靖皇帝在位期間十分喜好神仙術。這個神仙術,是道教的一個分支,並不是正道,也就是脫離清苦的修習,而是大力實行齋醮、符咒、扶乩、祥瑞、燒煉、制合春藥、求長生不死等邪術的分支。嘉靖皇帝沉溺於這種修煉方法,對國家社會政治產生極壞的影響。嘉靖皇帝本人衰弱多病,這也是嘉靖皇帝沉溺神仙術的原因。但是迷信神仙術給國家政治帶來了極大的危害。

隆慶皇帝敢於放權,得以將嘉靖時期瀕臨滅亡的危局挽救回來

朱厚熜

第一就是大興土木工程。嘉靖皇帝的幾大手筆是:把自己出生地安陸升格為承天,並將舊王府改建為卿雲宮,另在當地建造龍飛殿以享玉帝。在北京加建玄極殿、玉芝宮等,又在西苑督修仁壽宮並遍設玄壇。在方士陶仲文的故里黃州建設雷壇。

這帶來一個極其嚴重的後果,那就是全國的人力和物力都放在嘉靖皇帝的個人玄修事業上。

在嘉靖十九年(1540年)四月,工部尚書溫仁和上疏切諫,他在文書上訴說:“二三歲間,內外大工,如宮,如殿,如宇,如壇,如廚庫,如陵墳,如碑,共費六百三十四萬七千有奇,而承天所請又一百七十餘萬,今尚工三十餘所,藏竭矣,請務其急者。”

溫仁和一針見血地指出嘉靖皇帝的弊政,但是他本人被嘉靖皇帝看中,所以沒有受到傷害,而給事中顧存仁、高金、王納等人上諫,不是遭到貶謫就是被抓送往錦衣衛的鎮撫司。其實這種事情在當時普遍存在,太僕寺卿楊最曾經指斥嘉靖皇帝身邊的方士們,說他們是以欺妄取寵的騙子,奏請立予斥逐。嘉靖皇帝得知訊息大怒,把楊最抓去詔獄,使用杖刑痛打,楊最在杖刑中被活活打死。

其實在嘉靖皇帝看來自己的行為是在玄修成仙,這些人的勸諫是打擾了自己的修行。如此一來,大肆修建土木工程和一意玄修就無人敢於阻止。而民生則是陷入凋敝。

嘉靖五年(1526年)直隸御史張珩即上疏痛陳局勢的危急,他說:“順、永、保、河四府之民,腹心之榮衛也。臣頃按其戶口,死徙過半而徵徭之舊額猶存;官吏之朘求無已,重以歲比不登,窮民去而為盜,是病且及腹心矣,不可不為之慮也。”

隆慶皇帝敢於放權,得以將嘉靖時期瀕臨滅亡的危局挽救回來

朱厚熜

而當時的最富裕的江南一地也是哀鴻片野,在嘉靖十七年(1538年)至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嘉興府的各縣遭遇大荒。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再次大荒,平湖、海鹽十分嚴重。江南一代本來經濟發達,除了一部分是以耕田為生,大部分都是以紡織業為生,但是在遭遇大荒之後,木棉乾死和糧食歉收,人民一下子失去了生活來源,皆束手待斃。《祐山雜說·甲辰荒變》記載:“水上浮屍,及途中飢殍,為鳶狗所食者不可勝數。”

但是官府不管依舊催收課稅,衙役們拆屋,甚至逼迫百姓賣掉自己的老婆孩子。“又官糧逋負,苦於催科,田無所售,則拆屋貨之蘇、湖各邑;不足,即鬻妻女於寧、紹。”可想而知嘉靖年間百姓身上的重重苦難。

第二,重用嚴嵩。嚴嵩此人擅長揣測嘉靖皇帝的心意,此外他的兒子嚴世蕃比父親更加會揣測皇帝的心意,他們在專權之後貪汙成風。

在嘉靖三十年(1551年),廣東道試御史就揭露嚴嵩的買官的價格。文職官員裡州判三百兩;通判五百兩。武職官員裡管事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此外,刑部主事項治元賄賂嚴嵩一萬三千兩,從而轉官吏部。甘肅總兵仇鸞被革職後賄賂嚴嵩三千兩銀子,出任宣大總兵。

隆慶皇帝敢於放權,得以將嘉靖時期瀕臨滅亡的危局挽救回來

楊繼盛

楊繼盛在彈劾嚴嵩的時候,文書中有言:“凡文武遷擢,不論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將弁惟賄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掊克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離,毒遍海內。”把嚴嵩貪汙受賄下的困苦民生展現了出來。當然嘉靖皇帝並沒有聽,在嚴嵩的挑撥下,嘉靖皇帝把楊繼盛關入監獄,最後楊繼盛被殺。

嚴嵩倒臺之後,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朝廷查抄嚴嵩的家產時,清理出金32960兩,銀2027090兩,另有珍寶無數。

第三,北虜南倭的困擾。

北虜一方面是套虜的危害,在明英宗之後由於明代邊防力量的衰落,導致大批蒙古人南下河套地區,他們對於周邊的明朝地區形成極大的危害,所以被稱為套虜。另一部分則是蒙古韃靼部,他們要求和明朝舉邊市貿易,但是嘉靖皇帝拒絕,這使得蒙古人頻頻和明朝發生戰爭。蒙古韃靼部的俺答汗於是不斷南下進攻明朝,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俺答汗進攻山西地區,殺戮百姓二十萬,劫掠牛馬約有二百萬頭。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由於邊防空虛,俺答汗由薊鎮突破,居然攻打到了北京。最後是蒙古人主動撤兵,嘉靖皇帝才喘了一口氣。此後俺答汗和明朝戰爭不斷,這使得明朝疲於應付。

南倭則是明代的大患,倭寇的侵襲在明太祖時期就已經開始發生,一直到明成祖時期擊垮了倭寇,這才導致倭寇的蹤跡變得斷斷續續,但是倭寇一直存在,在嘉靖皇帝當政期間,日本進入了戰國時代。混戰之中,大批日本武士成為浪人,而且又有一部分日本大名直接參與劫掠,於是就行成了極為嚴重的倭患,面對倭寇的數次來襲。嘉靖皇帝先是派朱紈前去平定倭寇,朱紈在打造戰船,嚴守海防之後守住了東南,但是他的行為比如攻打雙嶼島,就嚴重損害了當時閩浙一代豪族的利益,於是朱紈被彈劾,嘉靖皇帝聽信讒言逮捕朱紈,最後朱紈自殺。張經是嘉靖皇帝啟用的第二個用於對付倭寇的大臣,張經本來對付倭寇得心應手,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張經大破倭寇,斬首兩千級,但是張經被嚴黨彈劾,最後被嘉靖皇帝處死。最後一個是胡宗憲,胡宗憲的表現不錯,逐漸消除了倭寇,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戚繼光和俞大遒在廣東攻破殘餘的倭寇,倭寇的大規模侵擾才算結束。

嘉靖皇帝留下的江山,到了隆慶皇帝時期急需改革

隆慶皇帝十分信任高拱、張居正,他本人基本上是在深宮享樂,於是隆慶年間的改革都是在高拱、張居正手上完成的。

隆慶皇帝敢於放權,得以將嘉靖時期瀕臨滅亡的危局挽救回來

高拱

他們首先對於吏治進行了改革,在高拱的主持下,首先制定嚴格的人事紀律:凡是領憑而不到任的官員,一律免職降用。查實有據的貪官一律革職,永不續用。被彈劾的官員一定要查實證據然後才能處罰。對於冒牌的官員一律嚴懲,對於冗官冗吏一律裁除。同時大批啟用當時的名官名將,比如譚綸、戚繼光。同時高拱要求在兵部加設四個侍郎以面對當時戰事,這種人事改革一反嘉靖年間的官場人事,由於隆慶皇帝不干預,這種政策延續到了萬曆十年(1582年),對於嘉靖以來的渾濁的官場有很大改善。

在應對俺答汗時,高拱提拔王崇古總督宣大山西的軍務,以對付當時的韃靼諸部。王崇古到任後,多次打退韃靼的進犯。而且到了隆慶四年(1570年),俺答汗和他的孫子把漢納吉發生矛盾,把漢納吉逃亡明朝,明朝以此為機會強迫俺答汗封貢,最後使得嘉靖年間的邊患減輕。

採用了一條鞭法和清量土地。一條鞭法就是把所有的徭役和稅收都摺合成銀子,百姓只需要交給銀子,徭役由政府出錢僱傭那些願意的服徭役的人,它簡化了收稅的步驟,也減少了政府的用人,可以是一大良政。同時大力丈量土地,以土地的多少來徵收賦稅,明代在中後期大量的豪族侵佔土地,而他們卻對於國家謊報土地數量以此獲得利益,在這種情況下,高拱和張居正採用了丈量土地的政策,讓大土地所有者繳納賦稅,他們用的就是海瑞,在隆慶三年(1570年)夏,海瑞升調右僉都御史(正四品),外放應天巡撫。轄區包括應天、蘇州、常州、鎮江、松江、徽州、天平、寧國、安慶、池州十府,海瑞全力摧毀豪強勢力,推行“一條鞭法”,丈量土地。但是這個政策受到了豪強勢力和士紳的抵制。

隆慶皇帝敢於放權,得以將嘉靖時期瀕臨滅亡的危局挽救回來

朱載坖

高拱和張居正對於商業也多有愛護。當時商業由於“士農工商”觀念的影響,導致商人的地位低下,而另一方面則是官府長官和官府衙役的欺壓,這些官府的人有著種種陋規盤剝商人,甚至還有官府的敲詐勒索。商人只有依附於政府官員才能夠生存。在隆慶四年(1570年),高拱上書請求體恤商人,他一是打壓那些盤剝正常商人的官府官員,二是以商人進行商業活動的難易程度來繳稅以此減輕商人的負擔。

這一系列內閣大臣主持的改革使得明朝的元氣得到了恢復,明代還能夠延續近一百多年,也得益於隆慶年間的改革和隆慶信任的大臣,比如高拱、張居正。在萬曆年間,張居正用了十年的改革試圖把控大明王朝,把他拉回正軌,但是張居正去世後,隆慶改革和萬曆改革的成果被萬曆皇帝廢除,大明王朝也就開始朝著崩潰走去。

隆慶皇帝雖然沒有參與隆慶年間的改革,但是他信任的改革派高拱,張居正把隆慶年間的政策實行到了萬曆十年(1582年),這給予明朝一定的活力。可以說隆慶皇帝在無意間做了一次中興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