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大多數讀者對古代科舉的認識都來源於文試部分，基於各方面因素並不瞭解武舉科考，前幾年周星馳電影《武狀元蘇乞兒》才讓人對武舉考試有了一個直觀的印象。
武舉考試早在唐朝武則天時期就已經開設，據《新唐書·選舉志》卷四十四的記載，“武舉，蓋其起於武后之時。長安二年，始置武舉。”經歷宋、元、明、清而走向成熟和完善。
尤其是清朝時期，統治者認為清朝能夠一統天下“騎射是根本”，所以格外重視武舉，清朝時期武舉科考出身的人，待遇相比之前的朝代更好。
為了鼓勵年輕人參加武舉，雍正時期曾經規定，只要到北京參加武舉考試者，即使落榜，也會根據路程遠近發放路費，大大增加了年輕人參加武舉的熱情，整個清朝時期錄取的武進士多達8000餘人。
清朝時期曾經發動多次對外戰爭，都能夠取得勝利，也有賴於武舉考試選拔的諸多軍事人才。
然而，這樣一個備受重視，又做出重要貢獻的科舉考試，清政府卻在 1901年7月下詔武科“所習硬弓、刀、石及馬、步射，皆與兵事無涉，施之今日，亦無所用”，最終決定武舉“永遠停止”，上千年武舉考試被廢除。
那麼，清政府廢除武舉科考的原因是什麼呢？
武舉考試已經不符合時代的發展趨勢
清代武舉考試的主要內容，還是沿襲自唐宋以來的考試形式，雖然注重文化部分，但是武舉內容主要還是拉弓射箭舉大石頭，這在近代戰爭中，無疑是落後的。
實際上從清朝建立以來，戰爭的形式是快速變化的，即使是清軍入關時已經大量使用火器，並非對火器不瞭解，大量史料證明，火器的使用是清軍得以統一天下的重要因素。
然而為了維護自身統治，害怕火器流落到反清武裝手中，因此，清朝統治者堅持認為“騎射是根本”的思想。
這種思想其實是有一定道理的，騎射的確是清朝士兵的驕傲，也並非說就此放棄火器的研發，只不過在農業文明面前，對火器的需求並不高。
這就導致了清朝武舉依然將“騎射根本”作為教學指教思想，在教育上存在嚴重的滯後性。
與清廷在火器發展上的落後不同，西方已經開始全面革新火器，遙遙領先東方。
從鴉片戰爭開始，隨著西方洋槍洋炮在戰爭中的大面積使用，在近代戰爭中完虐清政府，儘管當時清廷的開明人士已經提出應該“開眼看世界”，但還是程序緩慢。
直到清廷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及太平軍作戰中，火器實際上已經遠遠超過冷兵器，以曾國藩、李鴻章為代表的湘軍和淮軍紛紛效仿，購買洋槍洋炮，從而放棄傳統的冷兵器。
在這樣的情況下，以注重冷兵器為主要考核內容的武舉考試就遭受各方面的質疑，在1878年，身為洋務派的南洋大臣沈葆楨就提出廢除武舉制度，上奏時表示當時的軍中已經出現大量火器兵，然而武舉考試是“所用非所習也”，因此“誠奉廷旨飭停武闈。”
可以說，在清朝武舉制度下產生的人才，在清朝中前期的戰爭還能打幾下，一旦到了近代戰爭中，面對拿槍炮的西方列強，根本就沒有一戰的實力。
開明人士呼籲改革武舉，最後卻以失敗告終
鴉片戰爭失敗後，以魏源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方針，提出學習西方人然後再去抵抗西方人。
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最終形成了洋務運動，很多開明人士在沈葆楨提出廢除武舉不被統治者接受的情況下，提出了改革武舉的辦法。
張之洞曾在《酌擬變通武科新章析》中寫道：“今日用兵，專恃火器，外洋各國槍炮之制日出而益精，武學教練之法日推而益密。然則武科取士，斷宜專習火器，別定良規，然後無所習非所用之弊”。
張佩綸於 1884 年上奏“中國誠危之恥之，則莫如變法，變法之效至久而至速者，則莫如武科改試洋槍。”在第二年，又上奏“竊聚中國之武進士、舉人生員，以與西洋之兵敵，孰勝孰敗，夫人而知之矣。聚中國之劈山炮抬槍鳥槍，以與西洋之後膛槍炮敵，孰利孰鈍，夫人而知之矣。”再次建議將傳統冷兵器科目改為考洋槍，依然沒有得到清政府的採納。
甲午戰爭的失敗，讓清朝計程車大夫痛定思痛，引發了包括“明治維新”在內的新思考，在這場思潮中，對改革武舉科考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康有為在《上皇帝書第二》中就尖銳的提出武科考試採用弓刀步石非常無用，“雖今練軍，皆用洋槍，無用弓刀石者”，主張“停止弓刀步石之武試”
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清政府已經開始編練新軍，而武舉制度是完全不符合近代軍事培養人才需求的。
張之洞等人的武舉改革提議應該說有一定的進步性，但是槍炮不是誰都能有的，必須要經過專業的學習和訓練。
在戊戌政變後，大多數戊戌變法的內容全部都遭到廢除，改革武舉也遭受牽連自然也不可能實現。
武備學堂的設立衝擊了武舉制度的地位
在武舉科舉無法適應近代戰爭，而改革又不能透過的情況下，另一群人則走出了“曲線改革”之路。
以榮祿為代表的保守派中的開明人士在不廢除武舉的前提下，提出“請設武備特科，參酌中外兵制，造就人才”的建議。
實際上，早在榮祿之前，李鴻章在1885年就已經上奏獲准在天津設立“北洋武備學堂”，成為中國第一所陸軍軍官學校，隨後各省均仿照天津武備學堂的辦法設立學堂。
這是一些開明人士對頑固派的妥協之舉，他們認為完全廢除武舉制度，會招來很多人的激烈反對，為此，在不廢除武舉的情況下，增加新式訓練並考核的武備學堂，應該是可行的。
當然，這種新式學堂對武舉制度的衝擊是顯而易見的，武備學堂並不單單像武舉一樣，只是一個考核過程，而是偏重培養過程，這是完全符合當時世界潮流的軍官培訓方法。
由於新軍的軍官都從武備學堂來招募，武備學堂培養的學生，不管成績好壞，都能到軍隊中有一席之地，這是遠遠高於武舉考試的。
因此，很多年輕人都選擇到武備學堂去學習，在清廷逐漸把重心放到新軍的身上，放棄傳統軍隊，實際上武舉出來的人也就沒有用武之地，完全成了擺設。
武備學堂應該說是中國軍事教育的開山之作，從此，中國軍官發生了質的飛越，在短短十五年的時間裡，武備學堂培養了近1000名軍官，北洋軍閥的很多大佬都出自這裡。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清朝中期之後，幾乎很少出現有影響力的武舉出身的人，而這些人仗著有一定功夫，在沒有出路的情況下，反而成了威脅社會治安的人，最終使得廢除武舉只是時間的問題。
總結：
在武舉改革沒有爭吵不休的情況下，武備學堂的影響力卻越來越大，不斷衝擊武舉取士制度，除此之外，武舉取士也存在諸多方面的弊端，尤其是在晚清時期，作弊橫行，武舉考試缺乏公平公正的環境，早就已經喪失了它最原來的意義。
這一點在周星馳電影《武狀元蘇乞兒》中，也有諷刺，蘇乞兒明明連名字都不會寫，卻能夠透過文試，在武式中雖然成績最高，武狀元的頭銜還是落在了王爺的侄子身上。
在八國聯軍侵華後，清政府屈辱的簽訂了《辛丑條約》，再次讓人們感受騎射根本帶來的挫敗感，整個清政府已經意識到武舉制度的雞肋，最終廢除了武舉這個已經實行了上千年的取士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