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難住唐太宗的財政問題
三水小牘 歷史研習社
從隋朝末年李淵起兵，至貞觀時期的對內，對外的戰爭持續了三十多年。大唐王朝因戰爭所費錢財無數，財稅枯竭。為了解決官員的俸料和各級衙門的辦公經費問題，設計了一套特殊的制度，政府放貸和出租，即公廨錢和公廨田。 所謂“公廨錢”，是指中央政府給每一個衙門都分配一些土地和錢，由官員去經營，賺的錢就充作辦公經費和俸祿。也就是政府各級部門，不再需要政府每年撥給的辦公經費，只需要在最初得到一筆財產，再利用這筆財產去經營盈利，獲得的利潤就足以維持部門的運轉。簡而言之，政府就像個企業，每一級政府都負有賺錢的使命。 官員的俸祿也具有某種自我經營的色彩。政府會根據官員地位的高低授予他們一部分永業田，再根據官員職位授予一部分職分田。官員調任的時候，需要把職分田交回去，到下一個崗位再重新分配。永業田則可以保留並傳給子孫。如此看來，官員的收入就有了保障，不再需要朝廷發給的俸祿了。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往往很骨感。 最早爆發問題的就是官員的俸祿。因為官員們發現，職分田和永業田不足以滿足他們的開支。一方面固然由於官員的生活奢侈，開支較大；但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經營土地並不簡單，從土地的出租到收租，再到糧食的運輸，儲藏和加工，其中的任何一個環節如果出了問題，官員的收入就會大打折扣了。其次，隨著官員職分田的增多，侵佔百姓土地的現象也屢有發生，民間怨聲載道。 唐中央政府設立的公廨錢分散在每一個部門中。尚書、中書、門下三省以及六部，每個部門除了有一定的官員編制之外，還有若干的吏員，稱為“令史”。譬如：門下、中書省各有令史八十多人，而尚書省，僅戶部一個部門，就有令史一百七十餘人。他們平日主要負責打雜和文書工作。於是，唐太宗讓這些人掌管公廨錢，負責放貸和收取利息。 放貸本來是一個專業技術型的工作，由非專業人員掌管操作，不僅賺不到利息，甚至連本金都可能賠進去。而且，所有的政府部門都放貸，市面上又沒有這麼多需要貸款的人，掌管放貸的人不稱職，也無法對貸款的風險進行評估。如果僅僅依靠公廨錢來籌措辦公經費和補貼官員，每個衙門都會面臨停擺關門，官員吃不上飯的尷尬境地。 起初太宗想了一個辦法：從全國找了七千戶最有錢的上等戶。逼這些富戶每年交錢供養官府和官員，精準定向“資助”政府的辦公經費和官員的職分田補貼。這種新辦法實行了三年，由於擾民過度，遭到了很大的批評。太宗皇帝只得下令廢除。於是又得回到發放公廨錢的老路上來。 不過這次，太宗為了解決管理人員不專業的問題，直接設定了一個新的崗位——“捉錢令史”。專門來管理公廨錢事宜。每個單位設定九人，每人掌管五萬錢，透過市場放貸來獲得利息。為了防止資金流失，以及激發“捉錢令史”們還款付息的積極性。唐太宗下令捉錢令史必須實現盈利。
他參考了市場利率，認為每年獲得百分之百的回報是可能的，因此規定每個令史每個月，必須提供四千錢的利息。完不成任務的就要受到懲罰，完成任務的給予獎勵。如果連續十二個月都完成了任務，唐太宗會將他們納入吏部候補，具備資格就可以轉正，任命為實缺官職。 為了能夠得到實缺官職，“捉錢令史”們借貸興趣大漲，爭先恐後。唐太宗的高利貸業務，也就做得風生水起，有聲有色。唐太宗發放高利貸的目的，不僅是為了賺些錢花，更重要的是當時文武百官沒有俸料錢，各級官府衙門行政開支不足，朝廷發放高利貸所得的利息，就用於給百官發放俸料錢，以及各級官府衙門的日常開支。 貞觀之世，令史“大率人捉五十貫以下，四十貫以上，每月納利四千，一歲凡輸五萬”，則年利率為100%。政府透過公廨錢制度，確實牟取了巨大的商業利潤。《唐會要》載：國庫支出五萬本錢，經捉錢令史之手，即可在一年內翻一番，成為十萬。所以，公廨本錢成為唐代財政重要收入。 但這實際是唐朝納資、賣官方式的變種而已，由政府挑選部分有經驗的富賈，擔任捉錢令史之職，中央每司可用九人，由朝廷設定公廨本錢，每位令史可捉錢“五萬”，任其“市肆販易，月納息四千文，歲滿授官”，國家用此息錢以補官員俸祿之缺。這一舉措雖然彌補了國家的財政收入，使官員得到了一定的俸料補充，但卻使大量商賈由此而步入仕途，不但與唐朝所奉行的“商賈之人不得入仕”的制度相悖，且造成整個官場的庸俗化；褚遂良說他們：“慣於求利，苟得無恥，莫蹈廉隅，使其居職。從何而可，將來之弊，宜絕本想。”整個社會將充滿銅臭氣。
▲《貞觀長歌》唐太宗有了本錢和朝廷的指令，“捉錢令史”們就開始打著朝廷的旗號下海經商，與百姓交易。官員與百姓交易，各自代表的利益不同，各自的法律地位也不相同。兩者之間的關係，不是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關係。百姓與官員交易，不能平等，百姓自然很不情願，無奈官方勢大權重，只得勉強順從。 “捉錢令史”們揹著朝廷的高利貸，不賺錢是不行的，必須交易，必須賺錢，有條件要做，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做。於是，強買強賣之風興起，商品交換經濟隨之愈加衰敗。“捉錢令史”們藉助朝廷政策的東風，可以從民間弄到許多錢。也可以補授實缺官職。於是，“捉錢令史”就成為作官的捷徑，引起傳統科舉仕進官員們的強烈憤慨。 同時，也逐漸造成官員的冗濫。譬如太宗一朝，整個三省六部的官員定額只有七百三十員，雖然太宗時期已經出現了很多的編外官，但是捉錢令史的編制還是過於龐大了，中央政府一共七十多個部門，每個部門都有九個捉錢令史，如果每年有六百多人需要升官的話，官僚系統如何能承受？因此，便引起了很多大臣的不滿。 再有就是經營公廨本錢的官錢戶在政治上、經濟上都享有特權，他們由所屬諸司諸使給碟，免去雜差遣，徭役，如有過失犯罪，府縣不敢劾治，須送本司本使科責，而本司本使則往往對他們包庇縱容，開脫罪責。他們名義上經營“官本” ，實際上“私錢”數額遠遠超過官本。他們假公濟私，從中漁利，使平民百姓，不堪其擾。官錢戶的特殊化，不僅危及社會秩序，對社會經濟也起著破壞作用，成為唐代棘手的社會問題 。 在群臣的抗議下，唐太宗廢除了公廨錢，改由政府財政接管辦公經費，並逐步恢復發給官員職分田的做法，讓他們自己養活自己。這之後，直到太宗去世，政府在公廨錢存在與否的問題上，一直左右搖擺。時而恢復，時而廢止，財政不平衡的問題沒有解決，並且始終折磨著這位一代明君。 二、飯碗 唐代，作為曾經首善之區的關中地區，經濟環境與生態環境已經逐漸惡化。人稠地狹，官僚隊伍大為增加，糧食產量已不足以滿足都城的消費，但由於它在政治上還是首都，所以政府必須利用行政手段大量向長安輸血。中央政府每年都要調運大量漕米進京。糧食運輸的費用相當大。而曾經被視為蠻荒之地的江南地區，已經匯聚了大量的財富。如此，政府對運河的依賴便與日俱增。太宗朝，人們發現有個很大的問題，即南方的糧食經過運河北上到達黃河後，再經黃河運輸到長安卻困難重重。
▲唐朝漕運 譬如，每年的二月份開船從揚州出發，四月之後才能透過淮河進入汴河，由於此時運河水淺，通行不便，要等到六七月份才能到達運河與黃河交叉口處，可偏偏這時恰逢黃河的汛期，無法通航，只能等到八九月份黃河水位落下去之後，再航行進入洛河。把糧食從揚州運往洛陽，需要耗費大半年時間。從運河轉黃河時，江南的水手由於不熟悉黃河的水文地質狀況，必須僱傭當地人，這也會加大運輸的成本。 糧食運到洛陽後，整個運輸工程也才只完成一半。從洛陽轉運至長安還有更大的麻煩。需要從洛陽用車輛把糧食先馱運到陝州（今三門峽），再透過陸路繞過三門峽，重新進入黃河，入渭河，將糧食送至長安。之所以要繞過陝州，因為此峽口位於崤山的懷抱中，河水中多立有砥柱，水流湍急，經過的船隻十有七八都會傾覆，且必須做好折損百分之八十資產的準備。然而走陸路的成本也很昂貴，山巒重疊，溝壑縱橫，車摧牛斃也時常發生。從洛陽到陝州的三百里，每運送兩石糧食，就要花費一千錢。《舊唐書》中有記載，僅從洛陽含嘉倉用大車陸運至陝，１石糧食就需運費五百文。那麼以早期每年運糧20萬石記，需運費10萬貫；到後期每年233萬石記，需運費116萬貫，運輸成本遠超糧食的價值。
▲京杭運河沿線地勢剖面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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