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以“大一統”為核心理念的“華夷一體”的族群觀。這一理念可以細化為：天下一統的疆域觀、王權一統的政治觀、家國一體的文化觀。隋唐時期，政治格局上的大一統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了穩定的環境，以較強的時代特徵融入到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之中。毋庸置疑，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方面，隋唐時期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鑑往知來”的作用。

▲2022年5月，來自古都洛陽多個文物庫房的逾350件（套）隋唐時期珍貴文物，喬遷至“新居”隋唐大運河文化博物館。劉嘉儀 攝

疆域與邊界

自戰國以來，“九州”即成為古代中國的代稱，這是早期先民的一種基於地理認知基礎上的政治理想。《隋書·經籍志》中，第一次將“地理”作為單獨的分類，這不僅是地理學的起源，亦是“先王之化民”的政治因素使然。

受政治上空前大一統格局的影響，隋唐時期的史學著作撰述的內容雖有不同，但已自覺地為統治者“總攬天下大勢”提供參考。唐初，《隋書·地理志》在這方面有較多的探討，它指出，“體國經野，以為人極”“分疆畫界”是政治統治的傳統。到了中晚唐時期，杜佑在《通典》中提出：地理的作用在於“撮機要”，而非單純的“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等記述性工作；政治統治的關鍵在於“四夷從化，即人為治”的道德理想，疆域與統治的關係為“患在德不廣，不患地不廣”。

古代中國的地域遼闊且邊界界定多以自然天險為分隔，極易形成一些地理條件較好的區域，這些區域的土壤、氣候、物產和地理優勢成為優先發展的客觀條件，它們在早期史學著作中得到了相對詳細的記載。但是，隨著民族融合與此消彼長的歷史過程，不同區域、不同民族、不同政權之間的瞭解與交往也進一步加深。隨之而來，崇尚民族紀事的歷史記述，其範圍自然而然地有了大規模的擴充套件，新發展起來的少數族群的活動得到了“大一統”理念關照下的準確反映。在史書中，我們看到了烏桓、鮮卑、蠕蠕、氐、突厥、鐵勒、芮芮虜（柔然）、吐谷渾、奚等民族的史傳類目，這是此前不會出現的宏大篇幅。歷史發展的程序是由自然到人、由區域到疆域、由統治範圍到邊界確認的過程。其間發生的變革或微調是為中間環節的統治理路，或曰政權博弈的結果。這一理路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合乎邏輯的選擇，是勢不可擋的自然進化過程。

政治與正統

正統是古代政權存在的理論基石。民族矛盾凸顯時，正統論會有不同的意涵。不可否認，中國歷史上的不同民族以及建立的政權都曾努力爭取合法性，竭力以“中華正統”自居。《晉書》創立了載記的體裁，分別將前趙、後趙、前燕、後燕等十四個政權，只稱呼為僭偽，而不辨華夷，“既具本紀之綱領，復有列傳之委曲”。其巧妙之處在於，既解決了以漢族為正統中心的不可質疑性，也釐清了民族割據狀態下寫入同一正史的單向邏輯。針對魏晉南北朝數百年動盪的歷史研究，目前學術界已經有了清晰的認識，從早期正史中提出的“五胡亂華”，到民族史學者所提出的“五胡治華”，乃至“五胡興華”。“亂、治、興”這三個感情色彩逐漸提升的字眼，體現出學術界對於這一時期國家發展的肯定性評價：既孕育出民族融合的萌芽，也悄悄培育出大一統的萌芽。

大一統思想中包含著正統觀念，正統觀念是指能夠統一全國的某個政權所具有的承襲於華夏文化的合法性。來自塞內塞外、草原民族與農耕民族的大遷移，在帶來關係重組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複雜的族際關係。在多民族的中國處於多個政權同時並立的歷史時期，正統觀念是統治者和史書編撰者熱衷討論的話題。唐修“五史”較好地貫徹了“華夷一家”的理念。唐高祖李淵以“胡越一家”為自豪，唐太宗李世民宣稱：“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華夷平等、胡漢一家的看法，既是對當時龐大局面的謳歌，也是自信心態的流露。

隋唐統一後，天下一家的觀念逐漸成為人們共識。唐初修撰的《隋書》，首次按照方位梳理了東夷、南蠻、西域、北狄，將邊疆與中央的關係、民族分立與統一的問題融入到了“經略四方”的雄心中。這體現在處理民族關係的兩大原則上：一是從早期的“華夷之辨”到“以夏變夷”的主張；二是中央逐步推行羈縻政策、和親聯姻、納質宿衛、互市貿易，在必要時候，也不排斥武力征伐。

在中國歷史上，統一王朝政權的建立者並非都是漢人，少數民族建立政權後，也渴望實現“天下之主”的政治秩序，即正統。“中華”與“夷狄”是可以轉變的，劉淵曾以“大丈夫當為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效哉？”表達自己的雄心壯志。如果從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時間脈絡來看，隋唐時期的地位得到極大的重視，包括民族歷史、民族習俗、民族政權等，特別是“華夷之辨”強調“無隔華夷”，展現了民族關係在曲折演化中走向深度融合的發展趨向。

文化圈的形成與輻射

在中國古代，“皇帝”作為中原政權元首的名號，得到其他各民族的認可，因為這代表著道統、法統、治統的至高無上。中原人民對“天可汗”的接受，是對遊牧民族在心理和思想上的接受，這意味著各民族之間在價值理念上實現了深層次的融合，交流、交往、交融正在走入“深水區”。以海納百川的情懷相容華夏大地乃至域外各民族的思想文化，以兄弟之邦的情誼對待戎狄蠻夷。大一統的格局在隋唐時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美麗圖景。

在域內，唐朝剛剛建立，新成立的吐蕃政權與唐王朝存在互相試探的態度，唐高祖李淵提出了“撫臨四極，悅近來遠，追革前弊，要荒藩服，宜與和親。”唐朝的和親性質，與漢代迫於匈奴的軍事壓力而開展的和親迥然有異。透過和親，不僅可以加強不同民族間的交流與文化認同，而且可以換來較長時期的和平，可以促進彼此價值理念的同行、同化。松贊干布求娶文成公主的故事，在官方史書新舊《唐書》的《吐蕃傳》中，細節記載雖然不多，但體現出吐蕃對大唐繁榮強盛的傾慕。松贊干布曾經不無驕傲地說：“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國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為幸實多。當為公主築一城，以誇示後代。”松贊干布作為當時實力強大的吐蕃首領，將大唐視為“天朝上國”，說明對於大唐“天下共主”的認可。與和親的有效性限於皇室不同，移民則成為民間的自發行為。僅貞觀年間，移民中原地區的突厥、契丹等民族人口即有六七十萬。此外，中亞、西亞地區的人亦蜂擁而至，使節、商旅、僧人、貴族往來穿梭，在為唐王朝帶來新鮮血液的同時，也促進了文化的繁榮，思想的碰撞更加活躍。具有開放包容精神的中華文化在接觸異質文化後，有甄別地選擇吸收、除舊佈新，使本土文化相容幷包、大放異彩。

在域外，唐王朝在政治生活中對待非漢民族持完全開放信任的態度，換來的自然是非漢民族對王朝的強烈認同。《舊唐書·東夷列傳》記載：“中國之於夷狄，猶太陽之對列星。”《舊唐書·李大亮傳》：“中國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猶於枝葉。”對於域外關係的認知，形象地體現出唐人刻到骨子裡的自信。這種自信恰恰是從先秦以來逐步發展起來的“大一統”的觀念，依託帝王之序，融入到了國家的治理體系中。官員作為統治群體中的精英，其來源反映了國家取才用人的態度。有些外國朝貢使者，在長安或洛陽等繁華都市居住數十年而未歸，唐朝政府讓他們自願選擇歸國還是留在大唐。《資治通鑑》記載：“今當假道於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歸，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為唐臣。”事實上，“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為散兵馬使或押牙，餘皆為卒，禁旅益壯。鴻臚（寺）所給胡客才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市人皆喜”。自主選擇留下來的部分胡客被安排進了唐王朝最重要的禁軍——神策軍，說明唐朝民族融合程度之深以及民族成分觀念之淡薄。2004年，西安出土的日本遣唐使井真成的墓誌，也為這一圖景提供了生動的註腳。《井真成墓誌》記載，36歲的井真成“銜命遠邦，馳騁上國，蹈禮樂，襲衣冠”，被授予“尚衣奉御”，儘管這或許只是象徵榮譽的贈官，依然顯示了對於“非我族類”的充分信任。

唐律規定：內附各族及外國人與唐人婚配所育子女，均為大唐百姓。那些來自異族和域外的人們樂意與唐人結婚，意味著自願放棄原有的身份成為大唐的臣民。長時間居住在中國，這些異族與域外人士早已實現了“華夏化”。無論是語言、習慣、觀念還是心態，業已融入了大唐，大唐才是他們的精神家園。

陳寅恪指出：“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從民族共同體建設的角度看，隋唐結束了南北對立割據的局面，由分裂紛爭狀態下走出來的民族更容易迸發出開放包容的精神，更容易海納百川，更容易創造出“和而不同”的新局面。隋唐王朝的大一統格局擺脫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以衝突為主的基調，進入了眾族融合的新時代。“和而不同”的理念，不僅促進了多民族共融局面的開創與拓展，也使得“胡漢一家”的思潮得以流行。隋唐時期的族群血緣、文化觀念、價值標準的深度融合，不單以政治集團之間的對立、衝突或武力征伐而停滯，這正是中國在經歷近四百年的分裂對立之後，依然能夠建立規模龐大、人口眾多、民族多樣的統一王朝的原因。強盛如隋唐者，在千餘年來形成的民族融合基礎上，將更多的族群納入到了行政版圖中，對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起到了定鼎的作用。憑藉先進的制度、強勢的國力、多元的文化，國家治理的格局以別具風采的“大唐氣象”輻射到了更遠的異域與他鄉。（完）（原標題：隋唐之際：大一統格局的定鼎與文化輻射）（文章來源：學習時報）

作者/蔣愛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