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夥伴”到“最大威脅”,北約對俄定位為何打臉式轉變?

【文/觀察者網  王慧 編輯/馮雪】日前北約峰會推出的新“戰略概念”中,除了對華立場闡述引發廣泛關注外,對俄戰略定位也十分有趣。

在今年的檔案中,俄羅斯被稱為北約“最大且直接的威脅”。但諷刺的是,2010年透過的北約上一版“戰略概念”中,包含了這樣的文字:“北約對俄羅斯不構成威脅。恰恰相反:我們希望看到北約與俄羅斯之間有著真正的戰略伙伴關係。”

從“夥伴”到“威脅”,是什麼原因促成了北約對俄定位的打臉式轉變?

除此之外,這次峰會的一大主要議程是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事宜。土耳其在會前最後一刻“放行”,北約6月29日釋出公報宣佈,成員國已正式同意邀請芬瑞入約。與此同時,普京發出警告,如果北約在芬蘭、瑞典建立軍事設施,俄將“以牙還牙”。

芬瑞何時能順利入約,俄羅斯的“以牙還牙”又意味著什麼?從2019年就把“致力於加入北約”寫入憲法的烏克蘭,未來有“入約”的可能性嗎?接下來北約和烏克蘭將會是一種什麼關係?

俄烏衝突還在繼續,中俄分別被北約界定為“系統性挑戰”和“最大且直接的威脅”。在此背景下,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宣佈擴充北約快反部隊規模,從當前大約4萬人增至30多萬人。這一舉動將對歐洲安全格局和全球安全格局又會帶來哪些影響?

針對上述問題,觀察者網特邀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李海東進行深度解讀。(關於北約涉華部分,參看:北約為“續命”瞄準中國,我們該如何反擊?)

觀察者網:您認為,這十年間是什麼導致了北約綱領性檔案對俄定位的一百八十度轉變?

#FormatImgID_1#

截圖自北約2010版“戰略概念”

截圖自北約2022版“戰略概念”

李海東:

這裡面反映出北約“戰略概念”的兩面性。

2010年裡斯本峰會透過的“戰略概念”中關於俄羅斯的界定很有趣。按道理來說,北約確定的目標10年之後應該可以實現,但是結果卻是相反的。這說明北約“戰略概念”本身出了問題。在剛透過的新“戰略概念”中北約把中國界定為“系統性挑戰”,十年之後是否會出現中國成了北約的“戰略伙伴”的那種局面呢?

北約兩版“戰略概念”的對俄定位發生根本性轉變的原因是,美國和歐洲在這一問題上有很大的戰略分歧。

對於歐洲國家而言,俄羅斯是搬不走的鄰居。從政治外交、社會經濟、歷史人文及身份定位等角度來說,俄羅斯與歐洲是相互難以割捨的關係,俄羅斯歷史上的數位沙皇就來自於德國。

從美國角度而言,俄羅斯從來都不是真正的夥伴。美國在冷戰後推動北約東擴和北約轉變之時,始終對俄羅斯持有高度的警覺和對抗意識,因為作為軍事聯盟的北約如要繼續存在並持續加強功能就必須要有足夠強大的對手或敵人。當時的許多歐洲國家不願把俄羅斯看作對手或敵人,那美國怎麼給北約“續命”?北約擴員程序一輪一輪地推進,如果不把俄羅斯當做一個明確對手或敵人的話,怎麼順利實現擴員程序呢?實際上,在過去30年幾乎所有申請加入北約的國家對俄羅斯的恐懼,也客觀上與美國對俄定位相匹配,這使得北約冷戰後沿著反俄方向演變的軌跡十分明顯。

北約2010年的“戰略概念”中對於俄羅斯的定位,反映出來的是北約內部諸多老歐洲國家的聲音,對俄羅斯的“夥伴”的定位當時在北約內部討論中顯然佔了上風。

但是12年之後,俄羅斯為什麼從“夥伴”變成對手和“威脅”了呢?

這是因為北約內部原先的那些將俄羅斯定位為“夥伴”的老歐洲國家的聲音已被邊緣化。相反,美國長期以來將俄羅斯作為競爭對手或敵人的觀點在這次峰會中佔了上風。當然,某種程度上說,持續4個多月的俄烏衝突對新“戰略概念”中對俄定位的改變同樣發揮了重要影響。

這一對俄認識的改變也反映出,北約“戰略報告”對大國的定位在形勢發展中存在不確定性,但北約對大國的最終定位往往是跟隨美國走,這一特徵則展現比較突出。

觀察者網: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27日就宣佈,此次北約峰會期間成員國領導人將決定擴充北約快速反應部隊,規模從當前大約4萬人增至30多萬人,這將成為“冷戰以來集體防禦和威懾的一次最大幅度改造”。北約如此大幅度的擴充快速反應部隊,是前所未有的,對此您有何解讀?聯想到北約已經將俄羅斯和中國都作為假想敵,這一重大而又敏感的改變,將會對歐洲安全格局和全球安全格局又會帶來哪些影響?

李海東:

快速反應部隊從4萬多迅速增加到30萬以上,說明北約做好了在歐洲與俄羅斯攤牌的心理和物質準備。當然,北約方面說這是威懾,並不是想要挑起戰爭。

在俄烏衝突中,北約的態度比較明確,強調要讓烏克蘭在戰場上獲勝。這意味著,接下來俄烏的軍事衝突大機率會擴大化,俄北直接衝突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各種形式的戰爭場景出現應該說皆有可能,不會令人感到意外。

未來歐洲的安全形勢大機率還會持續惡化。一年或者兩年之後,當我們再看歐洲形勢的時候,我們可能會說,當前形勢相對而言還是一個較好時期。

從“夥伴”到“最大威脅”,北約對俄定位為何打臉式轉變?

斯托爾滕貝格在北約峰會期間發表演講 圖源:澎湃影像

美西方的政治精英認為,他們能在歐洲將俄羅斯圈出去(邊緣化),將快反部隊增加至30多萬人後能提振歐洲盟國對抗俄羅斯的信心,堅定烏克蘭在戰爭中拖垮俄羅斯的意志。當然他們也認為,現在的俄烏衝突,以及隨後可能的俄北直接衝突,不影響美國將歐洲國家的資源引向亞太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程序。

這樣的想法的確明視訊記憶體在嚴重問題,並有些非常理想化的色彩,但這很難改變美國透過製造亞太地區大危機進而推進北約亞太化程序的節奏。

如今北約已將中國作為“系統性挑戰”,這也就意味著,接下來10年或更長的時間,北約將加速轉向亞太,圍繞對中國而言具高戰略價值的議題和區域製造高強度危機。

美西方的政治精英看起來認為,俄羅斯不是一個能在全球範圍內與北約相匹敵的對手,中國才是。

有個很有趣的比喻,在美西方一些人眼裡,俄羅斯只是個單純安全層面區域性的颶風式威脅,而中國則是全領域全球範圍內的氣候變化式的威脅。這個比喻很直觀,在他們的腦海裡,來自中國的挑戰面廣、程度深而且無所不在,威脅更為嚴重。

觀察者網:這次峰會的一大主要議程是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事宜。土耳其會前最後一刻“放行”,北約29日釋出公報宣佈,成員國已正式同意邀請芬瑞入約。與此同時,普京發出警告,如果北約在芬蘭、瑞典建立軍事設施,俄將“以牙還牙”。對於接下來芬瑞的入約流程您有何觀察,北約是否會重視俄方警告?俄方又將怎樣“以牙還牙”?

李海東:

北約不可能重視俄方警告,因為對於北約而言,警告必須需要有足夠的實力支撐。

1997年北約決定接納波蘭、匈牙利、捷克加入,當時葉利欽就向美國和北約指出,波羅的海三國絕對不可加入北約,那是俄羅斯的紅線。然而2002年北約就做出了邀請包括波羅的海三國在內的7個國家入約的決定,當時俄羅斯的反應比較平靜,這條紅線就這麼跨過去了。另外,1997年簽訂的《俄羅斯與北約關係基本檔案》也存在限制北約在新加入國家部署軍隊和武器的相關規定,但北約並未切實兌現這些規定,最終還是持續增強了在新加入國家的各種軍力存在。

俄羅斯在跟北約交往中得到了一個殘酷的教訓:跟北約打交道最有力的工具是拳頭,你要有足夠的力量,並且始終表明你會用,北約就會謹慎。

所以,這次北約吸納瑞芬兩國加入,俄羅斯方面做出比較強有力的反應是可以預期的。但事實上,這個反應對北約的影響非常有限,北約根本不可能會按照俄羅斯的要求改變自身決定和相關軍力部署安排。不應高估俄羅斯對北約的影響力,如果俄羅斯真有足夠影響力的話,北約就不可能一直東擴了。

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是一個很難改變的趨勢,根據現有形勢,兩國加入北約程序如果快的話可能半年內就會完成,慢的話也應該是明年上半年完成。

俄羅斯現在相對被動,“以牙還牙”這種外交上的迴應還是要說的,當然也會有相應的行動。但是對於北約尤其是美國而言,俄羅斯越是“以牙還牙”,北約功能強化的就越快,俄羅斯要是沒有動靜,北約擴員和功能加強同樣會很快。跟北約這種力量交往,確實需要有高智慧,否則就會出現俄羅斯被“緊箍咒”這樣的悲劇。

從“夥伴”到“最大威脅”,北約對俄定位為何打臉式轉變?

澤連斯基在29日舉行的馬德里北約峰會上發表影片講話 圖源:澎湃影像

觀察者網:相對於芬瑞“入約”的順利,烏克蘭的經歷不可謂不坎坷。儘管從2019年就把“致力於加入北約”寫入憲法,但至今北約並沒有接納烏克蘭的跡象,澤連斯基在演講中提到了這個問題,他還提到了烏克蘭需要北約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俄烏衝突還在持續,您認為,接下來北約和烏克蘭將會是一種什麼關係,烏克蘭是否存在加入北約的可能性?

李海東:

短期看,烏克蘭不太可能加入北約,但是長期來看這個可能性是不能被排除的。北約反覆強調實行“門戶開放政策”,擴員程序始終沒有停止,而在此過程中,烏克蘭是非常關鍵、非常有挑戰性的一環。要邁出這一步,北約就必須面臨與俄羅斯徹底攤牌局面,所以當前北約在不斷擴大其快速反應部隊的規模。

這意味著,未來的俄烏衝突和歐洲局勢,以及北約亞太化程序中帶來的亞太的局勢都將處在不確定的高風險狀態。

現在烏克蘭不是北約成員國,但就當下這場俄烏衝突而言,北約給了烏克蘭以特殊的對待。階段性地看,目前北約對烏克蘭的援助實際上與《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款的規定是較為匹配的。

《北大西洋公約》第5款是其核心條款,許多國家申請加入就是因為希望獲得這一條款賦予的北約的保護。該條款強調,攻擊一個成員國就視作攻擊所有成員國,成員國要以單獨的或協同各方行動的適合方式對被攻擊成員國加以援助。

在俄烏衝突中,尚不是北約成員國的烏克蘭確實是處於北約各國協調給與持續多方面援助的狀態,只是北約對烏的援助目前還沒有達到要代替烏克蘭與俄羅斯開戰的程度。

不過,隨著北約快速反應部隊規模從當前大約4萬人增至30多萬人,接下來北約對烏克蘭的援助方式和規模向任何方向發展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所以,烏克蘭申請加入的問題對北約而言是個比較獨特的個案,其結局究竟如何很大程度上要根據當時的形勢和環境來做取捨。

(劉騫、張菁娟對本文采訪整理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