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宏宇

宦官、寺人、太監……普遍的世俗認識中，這些詞彙，似乎都是在指同一類人，就是被閹割的男人。

這個認識，比較粗略。其實，這些詞彙所指的人，是有些不同的。

寺人，通常指被閹割的男人；有可能是有職務的“驅吏”（奴隸身份），也有可能是處於僕從地位的神職人員，也有可能是自由人。

宦官，概指專門服務於皇家、王室、頂級貴族的職能人員，奴隸身份，但其中有比較個別的一部分，不一定遭到閹割。

太監，是明代以來的稱謂，籠統講，是個官職，只由被閹割的宦官擔任。不是所有被閹割的宦官，都可以稱“太監”。

至清代，宦官這個詞彙，跟老早就消失了的“寺人”一樣，進了垃圾堆，所有被閹割的“宮奴”，都被稱“太監”。

太監也好，宦官也罷，無論有怎樣“專權”、“弄權”的特例，本質上，這類人，都是被剝奪了獨立人格的奴隸；由於他們是被閹割的男人，又可統稱為“閹奴”。

（一）古老、殘忍、悽苦的東方惡傷

閹奴，作為“制度化”的現象，應該是東方的特有。甚至，有很大可能，是古代中國的特有。由可以作為參照的資料，可追溯到的“起源”，最晚也是始於商朝中期（公元前十四～十三世紀）。

在世界其他古老文明中，幾乎找不到能完全對應的留痕，更沒有作為制度沿襲數千年、及至近代的第二例。中國周邊一些國家、部族，在一定歷史階段出現過的類似狀況，差不多都可以歸為“輻射”。

正如所有早期文明都有其獨特、耀眼的光輝和成就，差不多所有古老文明，也都有表徵各異的晦暗、野蠻和殘暴。

將男子閹割、變成所謂“無性人”、用作“耗材”式奴隸的閹奴制度，就是我們民族為主所形成的文明之“惡”、之“傷”。它是文明的一部分，只不過性質上屬於“瘡疤”。

跟其他諸多歷史現象類似，閹奴最初的產生，跟當時社會制度、人文理念、生產方式和關係、族群性格、生理因素、生活方式等等，都有關聯；其中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

無論必然還是偶然，都可以認為，那應該只是某個較早期、較懵懂、較生硬時代的階段性現象。如果隨著歷史程序，像很多其他階段性現象一樣，沉入時光，成為永久的過去，那還可以說，這種“惡”與“傷”，更是歷史的侷限；但若如同我們從古來歷史獲知的那樣，一種以野蠻殘暴方式摧殘人的制度，被代代傳襲，以至長達數千年，那其中的“惡”與“傷”就很是深重了。被傷到的人、很多人，他們的境遇，就成了一部飽含悽苦的編外史。

（二）閹奴最初的三大源頭

從人員構成講，最早的閹奴，大體來自3個源頭：戰俘、流民、家奴後代。

戰俘和流民，不一定都是奴隸身份，也有自由民，甚至有的還是貴族或貴族後裔。

看到過一些說法，講的是最早的閹奴，出現在商朝末年，是商的末世君主“紂王”和他的寵臣“費仲”一起攢弄出來的，用作宮廷中的奴僕。閹割，為的是不讓這些奴僕跟宮裡的女人發生齟齬。這個可能有偏誤。閹奴的產生，更可能是在比“紂王”時代早些的商朝中期。

也有些說法，是講將男人閹割用作奴隸，並不全為著“無性”的需要，而還有使其變得懦弱、無力，從而弱化暴力抵抗的用意。

這個似乎是有些道理，但細想想，也未必就紮實。為什麼這麼說，屬於生理範疇的話題，或在另外的篇章裡聊。本篇，主要說說閹奴最早出現的故事。

就叫作“故事”吧。不宜視為“歷史”或者什麼更嚴肅的東東。

最開始，就是大約公元前十四、十三世紀商朝中期那時候，源自戰俘、流民和家奴後代的閹奴，在變成閹奴的緊前，大致是兩大類的身份，一是勞工，二是孌童。

（三）由戰俘和流民構成的勞工變身閹奴的血淚根由

商朝，亦稱殷商，是我國曆史上典型的奴隸制朝代。在其中期，青銅鑄造業長足發展，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經濟和產業格局，掌握青銅鑄造技術關鍵的“商國”，逐漸形成相關壟斷，經濟模式由農牧混雜轉變為以青銅鑄造為核心的工商業形態，贏得巨大利益的同時，武器裝備也比周邊眾多邦國、部落、部落聯盟，先進了很多。

在這樣的態勢之下，殷商，作為核心國家（史籍稱“天下共主”），出於維持和促進生產、鞏固和增進地位的需要，呈現強烈擴張性；透過對周邊的戰爭，迅速膨脹為原始工商業的奴隸制帝國。縱觀我們上下五千年的歷史，可以說，殷商帝國鼎盛時期（武丁中晚期起始的將近百年），是作為中心政權，唯一“以武立國”的時期（秦也是以武立國，但其階段，尚未取得中心政權的地位）。

對外武力擴張，對內高壓統治，是所有“帝國”的特徵。殷商也不例外。

發達的青銅產業及其技術壟斷，有力支援了擴張戰爭；愈演愈烈的擴張戰爭，需要源源不斷的武器和裝備；兩下相遇，構成帝國政治經濟的“鐵血迴圈”。大量戰俘，被充作勞工，強迫勞動在最艱苦最危險的生產環節上。被戰爭禍及、流離失所的人越來越多，其中大部分都被“抓壯丁”，成了勞工。稍許不同的是，戰俘的勞作，帶有明顯的懲罰性。那時候講究“人祭”、“人殉”。對戰俘來講，能夠去從事帶懲罰性的艱苦勞作，至少還能保住性命。對於流民來講，去做勞工，很多時候，也是生存下去的唯一選項。

青銅鑄造，是很艱苦也很危險的工作；有些工種，勞動環境是超高溫的，有些工種，又需要勞作者長時間耐受低溫，比如浸泡在水裡。別說“勞保”什麼的，就是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都毫無保障，特別對戰俘，差不多就是死亡勞作。

勞累、肉刑、飢餓、高溫、低溫、高溫低溫頻繁交錯、衛生條件等於零……等等這些今人難以想象、無論如何無法接受的境遇，在當時的勞工而言，屬常態。

如此惡劣的常態之下，難免病患叢生。其中就有不少人，生了相關生殖器的疾病，不僅痛苦不堪，更連其他疾病所能得到的潦草關照，也沒有，處於任由發展的危境。再加上衛生條件極差（很多勞工只有一身衣服，從來不洗不換，更有不少衣不遮體甚至只能裸身）、病患部位易感染，不少人都死於生殖器相關疾病。

當這種現象形成規模，構成災難性效應的時候，在那個毫無人權可言的年代，對那些被剝奪了人格的奴隸，統治者、管理者，想出了從源頭根治的辦法——閹割！

把容易患病的器官索性割除，就不會生病了。

這個是闌尾炎的應對方案來著！

可在那時，就會為著保住一份勞力，施加於男人的根本！

很快，閹割勞工，由治療性措施，變成了預防性措施，就是並沒生病，而為了避免生病，直接先閹割了事。

這部分不幸的蒙難者當中，有一些最終活了下來，而另外的大多數，以及因患病而被閹割者，基本都死亡了，且比患病不治，死的更快！僥倖活下來的少數，也出現了乏力、多病、小便失禁等問題，很難像被閹割之前那樣，擔負沉重艱苦的勞作。

就是說，閹割這個辦法，失敗了！

活下來的少數大大喪失勞力的人，怎麼處置呢？

殺？得掂量掂量。畢竟，無罪而誅，跟勞作至死，是兩碼事。

能幹點兒別的力所能及的嗎？

近乎是出於廢物利用地，這些不幸被閹割的人，被驅使去從事體力要求不高的勞作。其中一些比較年輕、比較機靈的，就成了貴族的底層奴僕。

（四）開放粗率的“性”與孌童悲劇

那時候，還沒有後來的禮教，甚至在較廣大的平民、奴隸群體中，都沒有完整的婚姻制度。只有貴族及其後裔，才有姓，才有家庭這樣的生活環境，遵循跟後世相比顯得相當粗率的婚姻法則。野合、非婚生子女，多到“普遍”程度，甚至連“通姦”這個詞彙都還沒有。

那時候的“性”狀態，不多說了，反正拿現代眼光去看，基本就屬於無組織無紀律。貴族家庭之間相互通婚，但並沒有嚴謹、嚴格、具有一致性的規範，用來約束婚姻狀況下雙方的性行為。男人縱酒亂性，是現象級的；女人，特別是沒有婚姻的女人和有婚姻、自家地位高於夫家的女人，也——三俗點兒說——玩的很嗨。

更有甚者，同性之間，也沒有完備的社會化的約束性秩序。

孌童，就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產生的歧變現象。

孌童是男孩子，男孩子會長大，長大了會想女人。

為不讓心愛的孌童發生這些變化，主人會去想把他們永遠留在身邊，就像大多數統治者都夢想長生不老一樣。

閹奴出現之前，孌童的主人，會採取更殘暴的方式，實現期望。具體講，就是以一些特別的、他們認為可以保留肉身甚至封存靈魂的方式，讓孌童“長存”。比如，以不破傷的方式，將孌童殺死，然後往屍體裡灌注大量天然汞（水銀）；又比如，將剛剛殺死甚至還活著的孌童，用原型鑄就的銅殼封存，做成真人核心的塑像。

孌童絕大多數都是奴隸，其中相當比例，是主人家裡家奴的後代。

這就是前面說的閹奴的3個人員來源中的“家奴後代”。

閹奴的產生，使得戀童癖的貴族們，發現了留住孌童的新解決方案——閹割。

閹割了，就不長鬍須、不想女人了，也就可以更久地用來享樂了。

幾乎同期，為防止家裡女人跟男性僕從亂搞，一些閹奴，從最底層，被扯進了主家的內幃，專門伺候主家的女子。這樣，不僅防範了男女亂事，連女-女的問題，也解決了。

（五）最初時只是風氣不是制度

在上面講的閹奴開始出現的殷商中期，及至殷商晚期，閹奴的出現和“使用”，不管波及多廣，都也還是“風氣”，並未形成制度。

隨著時光推移，殷商帝國走向衰敗，貴族各自為戰、窮奢極欲，閹奴現象也就愈演愈烈。

老去的閹奴，除非萬幸地得到主家垂顧，是根本沒有任何保障的。

當然，由於生理、心理雙重的摧殘，他們中的大多數，也並沒有多少壽數，談不到晚景。

個別活的結實的，尤其其中比較聰明、有點兒文化的，運氣好的話，會被跟主家走得近的神職人員用為助手，稱“侍神”。有一種說法認為，“寺人”之謂，就源自侍神的閹奴。

神職人員的工作場所，謂“神肆”、“肆”。肆、寺，有說古語裡是相通的，甚至說“寺”字是“原字”。

這個無考，但想想，可能靠點兒譜——寺，後來專用於指代佛教場所了。但之前，有可能是指代敬神、侍神的場所。

是不是這樣，不敢說。

比較敢說一點兒的是，的確有一些閹奴，在崇尚巫鬼、占卜成風、祭祀活動虔誠且頗具規模的殷商，由於人手的需要，躋身到了神職人員（祝師）身邊，成了神的奴僕。

他們沒有後代、沒有情慾、地位低下，很容易馭使。

他們飽受磨難、身體殘缺、滿腔血淚，更會寄望於死去後的新生，或許比一般人，在對待神的問題上，多一分虔誠。

據說，推翻了殷商帝國、取而代之成為新的天下共主的周王朝，在其最初立國的時期，是想要禁止閹奴來著。但遭遇了比較大的阻力，於是就做了規範，只允許祭祀場所和王室（天子家）很有限地保有這類人員，擔當服務功能；併為這類人設定了一定程度的生存保障；就連那個本質上就是摧殘的殘酷而危險的“外科手術”，也被賦予了一些規範。

究竟是不是這樣，很難說。

但的確，足週一朝，八百年間，能夠在史料典籍中找到的“寺人”、宦官，是很少的。寥寥可數被記錄的，還差不多都在規範以外。比如：春秋時晉國的“寺人披”，是晉國人；晉國是諸侯，按周朝有關規範，能不能擁有閹奴，是要打問號的。真正“為禍”，見諸史冊最突顯的，僅兩人：嫪毐、趙高。都是秦國的。其“為禍”，也都是在周王朝壽終正寢之後。其中嫪毐是否被閹，史籍存疑。趙高被猜測是“戰略間諜”。真是的話，其“為禍”，跟閹不閹，該是沒太大關係。

閹奴作為群體，走上歷史舞臺，是漢朝以來的事了。

如果在漢朝初年，統治者能夠廢黜閹奴制度，保不齊可能就此打住。

究竟什麼原因，使得漢朝不僅沒廢黜這種殘酷野蠻的制度，反而將其放大，是另外一個值得探究的話題。

再以後，也許是因為將近四百年的漢朝，給後世形成太大慣性，偏我們又有著特別願意因循過往的民族性格，閹奴，這個古老的惡傷，才很不幸、很醜陋地，被一朝朝一代代地，綿延到了很長久的後來。

【作者簡介】劉宏宇，常用筆名毛穎、荊泓。實力派小說家、資深編劇、北京作協會員，“夏衍杯優秀電影劇本”獲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