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16年，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回答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就是孔子的部分政治思想——尊君。

孔子死後百年孟子出生，他與孔子思想背道而馳，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王無能就該下臺。這就是孟子的政治思想——輕君重民。

那麼，作為儒家兩位聖人，孔孟的政治思想為何背道而馳？孔子尊君為何不受列國待見，孟子輕君卻能成為諸侯座上賓？原因很簡單，就是時代不同了，於是兩人的境遇大不相同。

回答上述問題之前，先看這一個問題：春秋五霸稱霸的目的是“徵而服之”，成為諸侯的盟主，五霸為何不統一天下呢？

其實，不是五霸不想一統天下，根本原因在於當時不具備統一天下的經濟基礎，周王朝只能實行分封制，允許相對獨立的諸侯國存在。

秦晉殽之戰中，秦國原本是派兵偷襲鄭國，路上被鄭國商人弦高碰巧遇上才免遭劫難，於是秦國就去滅了晉國旁邊的滑國，後來晉國派兵在殽山埋伏了秦軍。當時，秦國都城在雍城（今陝西寶雞），鄭國在新鄭（今河南鄭州一帶），秦國千里遠征固然不智，但大規模用兵卻不擔心軍情被洩的心態，反映了當時人煙稀少。

也就是說，當時到處都是荒地，很多諸侯國內部的土地都用不完，沒有太多擴張領土的需求，更沒有一統天下的慾望，當然也不可能有統治龐大疆域的能力。

但到了戰國時代，在經濟上出現兩個重大變化，即牛耕與鐵器。對此，史書上只有寥寥數字，但對中國的影響卻是劃時代的，因為這預示著可以開墾更多的土地、種植收穫更多的糧食、養活更多的人、可以解放更多的人手，於是戰國的戰爭規模、大型工程（包括築城、大規模修路）等都遠比春秋時強。也就是說，戰國時生產力的大發展，讓一統天下有了經濟基礎，這就是所謂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筆者多說一句，西方學者筆下的古波斯、馬其頓等帝國，動不動就橫跨歐亞非三大洲，但他們的經濟基礎呢？且與中國不同的是，古波斯、馬其頓人口遠比當時中國的少，對生產力的整體轉化必然比不上中國。

孔子生活在春秋時代，當時君主沒有太大的慾望，主要是守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有能力的強國會滅國吞併一些土地，有更大野心的也只是尋求稱霸，成為諸侯之長，總體是一個“尊重君主”的時代。

但這時很多諸侯國都有一些權臣弄政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諸侯們並不需要別人給予的鴻篇大論，而是需要維護君主權益，打擊權臣越軌行為，維護統治秩序，因此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符合包括齊景公在內的當時君主的政治需求。

孟子生活在戰國時代，生產力的變革帶來更多糧食、解放了更多人手，導致強國越來越強，越來越有侵略性，弱國朝不保夕，來自外部的危機不是強調“君君、臣臣”所能解決的了，時代的變化決定了孟子不可能再去強調孔子的這個思想。

與此同時，或許親眼見到戰爭不斷升級、百姓流離失所、君主無道禍國等帶來的無數災難，或許因為作為大哲學家超越時代的眼光，於是孟子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進步思想。

那麼問題來了：既然孔子提出了維護君主利益的政治思想，為何他周遊列國時卻不受待見，只能自嘲說“猶如喪家之犬”？而孟子提出的是民貴君輕的思想，並不符合君主的利益訴求，甚至還經常嘲諷批評君主，比如批評滕文公“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那麼孟子為何反而成為各國君主的座上客呢？

孔子不受待見的原因很簡單，除了上述的時代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他雖然“尊君”，一生經常批評學生，很少批評君主，但他倡導的是“克己復禮”，倡導恢復周禮，更高一層的政治思想是“尊王”，完整版應該是“王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希望諸侯們尊重周天子。

本來，“君君、臣臣”只是周禮的一部分，不是什麼新鮮思想。如果僅是這樣的話，孔子即便不受歡迎，也不會被君主們討厭，但孔子更重要的是呼籲諸侯們“尊王”，要重塑周天子的權威，這就讓君主們無法容忍了，因此孔子不受待見實屬正常。

但到了戰國時代，在兼併戰愈演愈烈之餘，很多亡國君主已經無“貴”可言，甚至淪落到連百姓都不如的地步。而在滅國危機下，剩下來的諸侯擔心被滅，於是對孟子這樣滿嘴治國理念之人，即便語言再出格一些，往往都是敬為上賓，至少不敢輕易殺害，所以當時諸子百家往往都受到諸侯歡迎，猶如今天的大明星一般。

在這種環境之下，孟子才有膽量大肆批評君主，乃至提出民貴君輕的思想。

如果生在春秋時代，尊君社會氛圍非常濃厚的時代裡，孟子不可能提出民貴君輕這樣的“異端思想”，否則只有死路一條。反之，如果孔子生在戰國時代，卻可能會提出民貴君輕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