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解一下呂不韋所主持編撰《呂氏春秋》是很有必要的，這有助於更全面深入地瞭解呂不韋的政治主張和他的謀略思想。
呂不韋以商人的智慧來經營政治事業，由商入政，提出了“奇貨可居”的經營理論，他極力斡旋、打通關係竭力扶立異人為國君，他也藉此順利進入秦國政界的高層，成了嬴柱時期和嬴政前期的著名丞相，對秦國國力的壯大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呂不韋有深刻的政治謀略和很大的政治成就，是戰國末期著名政治家，而且，
他還透過編撰《呂氏春秋》而讓他的政治謀略和治政理論傳承後世，呂不韋也是了不起的政治理論家。
所以，呂不韋作為政治謀略家和政治理論家的這一身份也是很值得後人重視的。《呂氏春秋》是一鉅著，而呂不韋就是這一部學術鉅著的總策劃和總編撰。當時，呂不韋招攬了三千門客，指揮其中有才華有學識的文人編成了《呂氏春秋》這一部鉅著，使其成為戰國末期的一部非常重要的政治學說方面的鉅著。這一部著作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那就是薈萃了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觀點，是一部綜合性比較強的學術著作。
《呂氏春秋》形成於戰國後期，而這一時期，勢均力敵的拼殺已經過去，列國之間實力強弱已見分曉，戰國亂世即將結束，天下轉向了將由“亂”轉“治”的階段。秦國的政治軍事實力強於趙、齊、韓、楚等已成為事實。而原本長期以法家學說為治國的主導思想的秦國，也開始出現了變化，在統治階層中，不僅注重法家，而且也出現了重視道家和儒家的政治人物。其中，
丞相呂不韋就是一種典型代表，他組織編撰了《呂氏春秋》，而書中就是以道家思想為主旨，同時汲取了儒家、法家、縱橫家、名家、農家、墨家和兵家等各家的積極理論成果，將各家學說匯聚成治國的謀略。
作為傳奇商人和精明的政治家，呂不韋編書的主要目的不是學術研究，而是在總結治國的謀略，所以，《呂氏春秋》主要闡述的是關於治國權謀和理政理論方面的內容，因而，與其說《呂氏春秋》是一部先秦各家學術思想的薈萃，不如說它是春秋戰國時期各種治國謀略思想的總結。《呂氏春秋》是古代治政謀略的經典著作之一。
那麼，《呂氏春秋》是如何集合百家、匯聚各家觀點的呢？
百家爭鳴的後期，使呂不韋有機會匯聚百家思想
首先，呂不韋作為傳奇商人和傑出政治家，他思想活躍、實用觀念強，這使他不會被束縛於某一家的學說，他興趣廣泛，重視吸取各種有實際成效的思想觀點，能採納百家之長，所以，在策劃《呂氏春秋》時，他讓門客們把所見所聞和各種理論都寫下來，然後由幾位博學負責篩選、歸類、綜合而編撰成書。因而，《呂氏春秋》一書的內容異常豐富，涉獵十分廣泛，可說是涉及天地萬物、士農工商、諸子各家、興廢治亂、人情世故等，這使《呂氏春秋》具有了雜糅百家之長的特點。
呂不韋
其次，呂不韋在秦國任相時，正是“百家爭鳴”學術繁榮時期即將結束的時候，此時學術爭鳴氣氛已變弱，隨著秦國的強大，秦國面臨著對於治國指導思想的選擇，秦國欲統一天下，原來獨尊法家的意識形態需要改變了，一統天下需要有相容思想。呂不韋面對著“百家爭鳴”即將結束的時期，他一方面不能放棄諸家而獨尊一家，更不能只尊法家；另一方面，他又不容許各家爭論不休，於是，他試圖對“百家”進行整理糅合，而《呂氏春秋》就代表著呂不韋的這一思想追求，雜採諸家，不死守一家，但在基本立場上是傾向於道家的。
再次，《呂氏春秋》的出現代表著戰國後期門客之風發展到後期狀態的學術成果。春秋時便出現養門客之風，而到了戰國時期，門客之風盛行，每一個諸侯國的公族子弟幾乎都有大批門客，“戰國四公子”，即魏國的信陵君、楚國的春申君、趙國的平原君和齊國的孟嘗君，都能禮賢下士，結交賓客，府中養有大批門客。到了戰國末期，呂不韋是大商人出身，後來是相邦，有錢有勢，當然，門客也更多，呂不韋招攬了大批文人學士，號稱“門客三千”。在呂不韋的門客中有不少人才，特別是諸子各家傳下的飽學之士，呂不韋將他們集中在一起，由他親自策劃，編撰《呂氏春秋》，這讓他的門客們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說，《呂氏春秋》是戰國後期門客們是創造的理論成果。
《呂氏春秋》雜採諸家，幾乎涉及先秦所有學派的思想
《呂氏春秋》全書共分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餘萬字。由於當時編寫的人才很多，所以，有條件將諸子百家的思想都融合進書中，其內容涉及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農家、縱橫家、陰陽家等各家各派的思想學說，在先秦的著作中，《呂氏春秋》對於各派學術思想的闡述是最豐富的。
《呂氏春秋》雖涉獵百家，但在立場上是傾向於道家的
首先，《呂氏春秋》在結構安排上體現了遵自然之道的觀念，這明顯受道家觀念的影響。
比如，《呂氏春秋》之“十二紀”乃是依月令（一年十二個月）所編寫的，而其文章內容則依照春生、夏長、秋殺、冬藏的自然變化之理來排列，有“應天時”觀念明顯的影響，《呂氏春秋·序意》中說：“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的“八覽”以人為中心，主要是闡述人情世故，論述人的價值觀念、人際關係、人性修養等；而“六論”主要論述人的行為及其與事理的關係，包含著行為準繩、處事準則等。這屬於依照“人和”“地利”的觀念來論述的。
不難看出，《呂氏春秋》在書的邏輯結構和理論闡述方面是有其邏輯順序的，這主要是遵循“順天時，應地利、求人和”的觀念，天、地、人互相呼應，其基本理論立場是依照道家“道法自然”的基本理念的，有很強的道家思想意趣。
其次，《呂氏春秋》探討治國謀略的基本立場是堅持道家“自然無為”的基本理念。
《呂氏春秋·當賞》概括說：“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為得其處而安其產。人臣亦無道之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之主。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為用矣。”
顯而易見，《呂氏春秋》認為自然無為便是天道，是民知天的基本準則，也是人臣知君主的基本準則，天道人事是統一的，皆在於道法自然，盡人事應天道，自然無為，這便是做人、做臣子應守的規則。東漢高誘在評論《呂氏春秋》時說：
“此書所尚，以道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綱紀。”
這一見解是深刻的，《呂氏春秋》是站在道家的立場上來分析問題的。
再次，但《呂氏春秋》雖博採眾家學說，但卻以道家思想來貫通。
《呂氏春秋》強調對自然之道的遵循，主張從自然之道中去尋找國家的治理之道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呂氏春秋·序意》所記載的事例明顯地表現了這一立場：“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顯然，呂不韋是很推崇黃帝教導顓頊的事例的，在他看來，只要能明白上有天，下有地，天地之道是規矩，統治者便能遵循天道而治理好國家。呂不韋認為，“法天順地”是治理國家必須遵循的基本準則，也是堅持“天下之公”的基本理論依據。
此外，《呂氏春秋》一書中大量引用老子、莊子、列子、子華子、詹何等道家代表人物的言論。
《呂氏春秋》的一個基本理論主張是強調“無為”觀念，闡述君道應“無得”“無識”“無事”，認為人君者當明白“至智去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得”的道理，要能順其自然；《呂氏春秋》另一個基本理論主張是強調“君人南面之術”，闡述了道家的智謀之術。《呂氏春秋》強調：“有道之主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寶”，“賢主勞於求人，逸於治事”，“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這是無為的統治智略。
還有，《呂氏春秋》中的《本生》《重己》《貴生》《盡數》《先己》等篇，屬於道家楊朱一派之理論；而《呂氏春秋》中《知度》《慎勢》《貴因》《察今》《順說》《不廣》等，屬於道家“黃老學派”中慎到一系的學說。
《呂氏春秋》
最後，從治國方略的基本立場看，《呂氏春秋》主要採用的是“黃老之說”。
比如，《序意》中有一個例子表現得很清楚：“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這說的是，呂不韋是以黃帝教導顓頊為典例，說明上有天規，下有地矩，順天應地，便能當好民眾的好官，將國家治理好。顯然，《呂氏春秋》中，極力主張法天地而順自然。其制國理念明顯受到道家伊尹學派“黃老思想”的影響，比起先秦的莊子學說來說，顯得更積極，包含有更多治政方面的內容。
在戰國後期，隨著秦國的強大和兼併各國的政治需要，呂不韋在當時已經預感到法家的嚴刑重賞並非治國良方，所以，他在《呂氏春秋》中對酷刑法規已開始提出批判。比如，《呂氏春秋·用民》指出刑罰不如德禮；《呂氏春秋·上德》指出：“嚴刑峻法，此衰世之政也。”所以，《呂氏春秋》的基本立場不是堅持法家學說，而主要是繼承先秦道家的無為思想，強調“有道之主，因而不為”，主張高明的君主，其實當以清靜無為作為治國的良策。《呂氏春秋》認為：“事省而國治”“大聖無事而幹官盡能”，這不就是對先秦道家“無為而無不為”政治策略的繼承嗎？
《呂氏春秋》表現了“兼儒墨”“合名法”的融合思想
《呂氏春秋》把儒家仁禮學說作為治國的重要理論。
《呂氏春秋》認為嚴刑厚賞屬於“衰世之政”，只有推崇德治，肯定仁者愛人的血緣情緣，社會才會和諧。《呂氏春秋》指出，父慈子孝是出於人之本性，“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呂氏春秋·孝行》主要闡述的是儒家的仁禮思想，其中有一部分與《禮記》的論述是一樣的。《孝行》認為：“凡為國家，治天下，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眾之，務其本也。”“務其本”指的是什麼呢？《孝行》強調：“務本莫貴乎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這是對儒家仁孝理論的直接繼承，“孝”成了治國的基本綱要。
《呂氏春秋》對墨家也是很重視的。
《呂氏春秋》積極吸納墨家的“尚賢”“兼愛”思想，比如，《愛類》篇強調：“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於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為務故也。”“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再如，《精通》篇認為聖人是“以愛利民為心”；《圜道》篇讚賞堯、舜“以賢者為後，不肯與其子孫”。這皆是重視和讚揚“尚賢”“兼愛”的，這其實是繼承了墨子關於“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的“尚賢”主張。此外，《呂氏春秋》專門有一篇《節葬》，其基本觀點直接來自於墨子的“薄葬短喪”理念。
尹文
《呂氏春秋》吸收名家理論。
其一，它吸收了其名實相副、形名耦合的“正名”思想，批評了縱橫家的慣用的狡辯之術。其二，《呂氏春秋》專設《正名》篇，闡述“正名”的重要性，對於那些“名不正而言不順”的狡辯觀點持批評態度，認為所謂的“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的看法是錯誤的，是荒謬的辯解；其三，《正名》篇為名家代表人物尹文等辯護，稱其與齊湣王之論為“見刑名異充而聲實異謂也”；其四，對於宋鈃、尹文所提出的“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名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等“名”“實”相符的觀點是讚賞的。
《呂氏春秋》對於法家有批評也有繼承，有褒亦有貶。
《呂氏春秋》反對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所實行的嚴刑峻法，反對商鞅施行的毫無仁愛的“徒法”。《呂氏春秋·無義》中，將商鞅當作反面人物的典型例子來批判。《呂氏春秋》肯定法家推行變法的必要性和施行法治政策的重要性，明確指出：“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事易時移，變法宜矣。”
《呂氏春秋》吸收了兵家、農家和陰陽家的思想
《呂氏春秋》非常重視兵家的理論和韜略。
《呂氏春秋》記載著豐富的兵學韜略，比如，主張用“義兵”反對“閻兵”，它說：“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爭鬥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並認為：天下無兵，諸侯就會攻戰不已。所以，用兵如用藥，“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這種“義兵”理念是很值得重視的。這其實也是繼承了中國先秦兵家一貫重視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思想。
《呂氏春秋》闡述了關於農家思想、技術和方法等。
《呂氏春秋》的《上農》《任地》《辯土》《審時》等篇主要論述農家理論的。《上農》篇強調重視農業生產，認為：“古先聖之所以導其民也，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其實，重農一直是古代聖人的優秀傳統，而重農不僅僅是重視農業生產，更重要的在於“貴其志”，即在於勤奮耕作的精神。《上農》篇還認為：“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境安，主位尊。”
顯然，樸實的務農觀念和耕作精神，有利於社會安定，這對於君主治理國家是很有利的，《呂氏春秋》對此非常重視。此外，《呂氏春秋》還記載了大量先秦農業科學的成果和耕作的經驗。
《呂氏春秋》繼承了陰陽五行思想，並加以發揮。
其一，《呂氏春秋》一書設“十二紀”，以“陰陽二氣”的消長變化來解釋四時季節變化，以“五行相勝”來論述黃帝、禹、湯、文王之興替，以“五行”“五方”“五色”“五音”“五祀”等說明政令要適應時令，把季節、生產、政事、祭祀、生活等放在“陰陽五行”的理論框架之中進行分析。
其二，《呂氏春秋》對秦朝統治者的觀念有很大的影響，嬴政立朝之後，採取陰陽家的“五德終始”和“四時變化”之說，設定秦朝的政體禮儀等，這與《呂氏春秋》的影響一定是有關係的。《史記·封禪書》說：“秦始皇既並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顯然，秦始皇正是按照《呂氏春秋》所發揮的“陰陽五行”說來制定秦朝的禮儀的。